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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歷史看台灣本土化爭論

文 / 費景漢    
198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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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歷史看台灣本土化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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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台灣有一個「本土化」的爭論,牽扯到性質迥然不同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台獨問題」,另一個是「政治經濟權力從外省人轉移給台灣人」的問題。本文想對「本土化」的爭論,從過去中國歷史裡汲取一些「教訓」和「遠見」。

一、台獨問題

(一)中國的「文化國家」主義

中國自秦漢大一統政府形成後,總是沿著「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鐵律,繼續發展演進。中國「文化制度發展的連續性」,和它所帶來的「分久必合」的向心力,是中國歷史演變的特色。這三千多年的連續性沒有任何別的國家可以相比!

所以對中國人來說,「獨立的政體」是一個文化而非主權的觀念。英文把「美國」這兩個字用USA(主權觀念)和America(文化觀念)嚴格區分,不能亂用。例如你替美國陸軍部(U.S. Army)做事,而不喜歡吃美國炸雞(American chicken),絕不能說「American陸軍部做事,不喜歡吃U.S炸雞」,否則就成了笑柄。

而對中國人來說,「中國」這一詞把文化和主權混在一起。中國人下意識的就會從「國家」聯想到禮樂之邦所注重的文化--家園、父母、風俗、習慣,而不聯想到法律、護照、外交部……。本省人和外省人完全一樣。語言本來就是把現在和過去的文化價值連續起來的傳承工具。

中國傳統文化下的「國」和「家」。也不能嚴格區分。「國」就是基於親屬關係的「家」的自然延伸。所以中國人管國家叫國「家」,又叫「家」國,「祖」國,「倫」禮之邦。過去人民對縣官稱「老父母」而自己是「子民」……再三顯示家庭主義式的國家觀念。

如果一個初學英文的台灣居民到美國,通過移民局時,對檢查護照的美國官員用生硬的英文說「我的「祖父的國家」(祖國)是中國的「家庭國家」(國家),請你檢查我的「老父母」(官員)發給他「兒子人民」(子民)的護照」,人家會說他語無倫次--雖然他自己說得非常自然而得意。

柔軟的溫情

台灣和大陸人從「國家」就會下意識的聯想到親屬關係--父母、祖先、親朋、兒女而有一種柔軟的溫情,絕不會聯想到軍隊、國防、法律、關稅保護等硬性的主權的運作。國民黨無論多麼「獨裁」,也不敢不優先開放兩岸的探親,就是明證!

台獨分子如想達到目的,必須先在台灣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剷除「四舊」,禁止台灣農民紀念祖先或拜媽祖,也不許台灣學生再讀「台灣」歷史,最好提倡簡體字或採用羅馬拚音,稱「夫婦」為「愛人」,以打破「文化承傳」障礙……,才能把台灣同胞「瑞士化」,否則台灣「本土人」永遠會記住中國大陸才是他們祖先居住過的本土。(其實把美麗島「瑞士化」也無非說說好玩,用政治主張去更改人性道德,並沒有那麼容易,中國大陸三十多年來的意識型態鬥爭的失敗,說明的就是這個真理。)

(二)中國歷史上短暫「割據」和「長期 分裂」

在中國二十四史上朝代改換間的「群雄割據」,永遠是到不了一百年的暫時「分裂」。我們現在又面臨一個分久必合的時刻。台獨分子想使獨立的台灣開萬世之基,在中國歷史上找不到先例。

何必多此一舉

秦漢大一統後,中國比較長期分裂時期,包括南北朝對立,和宋與遼金元之對立。這種長期分裂是因外族(野蠻)文化侵入與中國傳統文化對立。不過對立的最後結果,仍舊是異族的「漢」化使政體一統。

中國的文化有一種在潛移默化間整合異族文化的能力。入侵中國的滿人,雖然「勝利的奪取」全中國政權,二百六十八年間卻完全喪失了自己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

台獨分子仍想爭取政權使台灣本土人與「同類同倫同種同文」的大陸同胞分割獨立(在我年輕時,中國人自己有時管中國叫「睡獅」,而現在這隻「睡獅」已經「奮醒」,一切跡象顯示二十一世紀,將要成為中國人的世紀)獨立的台灣,將來也實在難逃再被大陸「整合」的命運,何必現在「獨立」,多此一舉。

(三)台灣與大陸的制度對立

在討論「台獨」時,我們自然不能忽略,大陸和台灣在海峽兩岸對立的事實,否則就根本不會產生「台獨」問題。中共宣稱要以武力解放應付台灣獨立,對這威脅,不論贊成或反對台獨的人士,都不必懼怕。未來台灣在採納「大陸政策」時,需要記住羅斯福總統說的一句名言:「懼怕」比甚麼都「可怕」!

台灣和大陸統一的障礙,是「極權主義」和「自由主義」絕不能妥協的對立!當對立的制度代表基本人類文化價值的「相對」時(自由對毋寧死的不自由,人性的尊嚴對人性的泯滅,為人的獨立對為人奴役性的依賴),我們在中國或西洋歷史上都找不到「一國兩制」的先例!

睜眼看圍牆坍塌

中國歷史上的同化力,證明「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一種說法:在一個並存的文化中,不符合適者生存者,早晚會在演化競爭間遭到自然淘汰。中國過去淘汰過許多「野蠻」的外來文化(五胡、遼金元、清),現在大陸又正在進行一場自然淘汰!

過去十二個月是整個二十世紀最值得紀念的一年。許多在十二個月以前夢想不到的事情,竟然都在歐亞接二連三發生。波蘭宣布共產主義破產、匈牙利民主、東德的人民逃亡(本文落筆時東德人民開始逃亡,完稿時相林圍牆已倒,民主之發展其有如閃電一樣出乎意料的快!),以及中國的天安門事件,早已判明「共產」與「自由」主義競爭,優勝劣敗的大勢。

在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紛紛豎起「制度白旗」時,中共卻仍要「解放生產力」,一口咬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想用堅強的「意志」(和解放軍)保住共產主義制度的最後堡壘。可惜他們忘了「原始」馬克思主義的教條:「意志」在長期擋不住由各種在經濟領域內客觀存在的「矛盾」帶來的制度演變的必然性。

中國在「一國一制」下統一的機會越高,台獨前途也越黯淡。台獨分子應該睜眼看看台海兩岸的「柏林圍牆」逐漸坍塌的大勢,不要像中共那樣故步自封的落伍!附帶聲明我個人雖誓死反對台獨,卻拚命擁護他們和平說話的權力,因為你越不許他們說話,政府就越顯得「不講理」,而台獨的歪理也越顯得有理。

二、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本土移轉」

台灣「木土化」第二個問題包括「民主」和「人事行政」兩個層次。茲從歷史角度,分別探討。

(一)台灣政治民主和本土化

台灣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在經國先生逝世前一、兩年,顯然加快,許多現在習以為常的制度(出版自由、兩黨競選、大陸旅遊)不久前尚為不可夢想的禁忌,例如兩、三年前政府最高發言人尚在國會中公開宣稱:「台灣不能開放報禁,因為報紙太多而且必須節省用紙;黨外不許用「黨」的名稱參政;探親和中藥進口,就是叛國。」現在看到這些可笑的「基本國策」,我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當時誰也想不到歷史對那些可笑主張的無情清算批判,竟會來得那麼快。

「國會必亡論」

在民主化潮流的沖激下,當前突出的殘存民主障礙就是立法部門尚不能改選,以使占人口八0%的台灣本土人,通過選舉他們自己在國會中起碼要占多數的代表而參政。台灣人一直到現在,還不能享受這個民主國家的基本人權,這便是政治權力本土化的核心。

不瞭解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的人,總以為在「東方專制」下的中國沒有民主傳統。殊不知中國雖然沒有發展出形式民主政體,儒家卻早已主張一切民主制度所需要的精神文明--作人的尊嚴(不食嗟來之食),獨立(養我浩然正氣),在不放棄自己立場的原則下對別人的尊重和妥協(「和」而不「流」強哉矯!),以及(在美國大選時保守派最注重的美德)為仁由己(self reliance)。傳統負責教化的中國政府,一再提醒子民,他們沒有權力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而必須照顧自己(由己不由他),而政府也要恪守儒家的放任主義。

在台灣人要求有效多數的代議制度時,許多資深立委不肯謙退而振振有辭的說:「只有回到大陸再改選,才算合法,國會的生命才有意義!」殊不知依照目前共產主義在大陸解體的進度來看,在大多數七老八十的資深立委有生之年,回到大陸再改選似乎很難如願以償;則依照資深立委自己的邏輯,國會喪失「生命」,大有可能。資深立委主張的是一個「國會必亡論」。

不過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在老立委凋零後,新一輩的民選立委照樣會給國會帶來「新生命」以完成統一大業。

資深立委既無需對年輕的下一代那麼悲觀,也沒有獨占象徵「統一大業」的專利,他們的戀棧,不但不能促成未來台灣和大陸的統一,而且現在就會帶來台灣內部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裂。

在三權分立的原則下,本來應該立法至上,而在立委不全部改選以前,我國的國會,永遠是一個聽命於行政院的點綴--使人輕視國會,「國會必亡論」實在是一個禁不起歷史考驗的可笑理論。

開國資歷風光不再

現在台灣的總統由大陸選出的國大代表推選,是歷史給我國背上的包袱。過去兩位先總統的無上權威實以「開國元勛」、「汗馬功勞」為基礎,而並非國大代表選舉所賜。試問華盛頓以後的美國總統,如果沒有眾望所歸的民選基礎,那裡會有權威可言?政府那裡會成體統而有穩定性?

現在和將來,台灣沒有人能再以開國的資歷當總統,所以總統的權威必須像一切民主先進國家一樣,取決於真正的民選與民意。資深國代實有謙退之必要,以使中華民國總統的尊嚴,第一次在歷史上,以民意為基礎,以開萬世之基。

(二)人事行政的本土化

人事行政本土化探討的重點是:行政院的人員任免升遷是否具備「唯才是用」的公平性。過去是否有省籍分配的偏差而使台灣人受了委屈?未來台灣人是否應受到「優先」的差別待遇?誰當行政院長?閣員部長有幾個本省人?這些都是本省和外省同胞共同關心的敏感話題。

茲以文臣和武將兩大子題分別探討。以結論來說,台灣當前最需要的便是平常心和冷靜。

1.文官的人事行政

文官人事行政又可區分「低級官員」之錄用,「高級官員」之任免升遷(以上二者在歷史上合稱「人文政府」下的「銓選」制度),以及政務官「組閣」(歷史上的「拜相」)三個問題。

(1)低級官員之錄用

我國歷史上的低級官員錄用制度,一向受儒家「選賢與能」和「修身教育」的思想指導。從漢朝(察舉孝廉,和制舉賢良方正,配合五經博士),演變到唐代(國家考試制度下的卿貢和制舉),以至於台灣的考試院的高普考,都是把低級官員的錄用建立在教育和公平競爭的基礎上。其制度可謂舉世無雙,為中國政治人事行政一大特色。故這一點沒有本土化的爭論。

(2)高級官員之升遷銓敘

如何把錄用的低級官員,提升到高級官員,問題就麻煩得多。

政府網羅不到「好人」

當前台灣有為人詬病的「平頭主義」的升遷考核辦法。其實這是從唐朝就開始的、與政權開放俱來的問題。唐時的「士人充斥,官少員多」,「出身」二十年不「獲碌」,政府用人淪為「徒循資格,推排祿位」,就是一篇生動的「平頭主義」的寫照。在僧(員)多粥(官)少的壓力下,許多極不合理的因素,永遠要參雜在考核的過程裡。唐朝的「朋黨」,宋朝的「黨爭」都反映在「人事行政」上。而自民國以來,親屬、家世、派系、朋黨、省籍、關說……永遠困擾著考核的理性。

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只有在工業化過程間,高速度資本累積,克服人口壓力和人浮於事,民間就業機會增多,減低政府提供就業機會的壓力,才能逐漸紓解。

台灣當前正面臨這樣一個轉捩點。現在政府已感到民間競爭,逐漸找不到「好人」加入政府!這種壓力會增加未來考核制度的理性。(美國文官分十八等級,很少聽說有人抱怨「升級不公平」,因為在工業先進國家人才出路很多,當個公務員算不了什麼光宗耀祖的事!)

當前行政院所直屬的「閣員」,部會局處,以及國營事業和金融機構,總計超過一百多個單位。常能見報的高級官員大吏,也許有三、五百人之多。這些「肥缺」便是國人對本土化關注的焦點之一。

如果有好事者,利用人事行政局的公開資料,作個省籍分析,也許會證明台灣人目前仍受到中央的省籍歧視;職位越高,越和「本土人」所占的人口不成比例。不過受到省籍歧視的絕不只是台灣人,如果把省籍粗略分為江浙、兩廣、河北、川陝……等「幫」,則我猜想,至少在財經方面的統計資料顯示,別的幫派都被江浙幫「歧視」。而台灣人所受到的「歧視」則與時間遞減。

並非「江浙陰謀」

這種中央用人的差別待遇並不是「江浙陰謀」,而有基於經濟地理因素的歷史背景。自唐朝中葉開始,經濟地域中心由北向南移轉,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在「南人不為相」的北宋,江浙的人文、經濟實力和對中央賦稅的貢獻早已超過北方。十九世紀後期,上海開埠以後,江浙更成為全國財稅、金融工業重心。江浙幫的得勢是這種演變的自然結果,「別」省人不必眼紅。

在過去四十年經濟發展間,許多勞苦功高的台灣人變成傑出的企業家、學者、政治菁英。台灣人過去所受的「歧視」既非江浙幫的陰謀,而逐漸提高的任用待遇也不是由於國民黨的「厚愛」。台灣本土經濟發展起飛的自然結果,就會使台灣人順勢逐漸取代了江浙幫的地位,而江浙幫的財經人才也會逐漸脫離政府,而到民營企業去自由競爭,大展鴻圖,台灣目前正在面臨這個轉變。

將來政府人事行政勢必遵守一個「籍貫色盲」的公平原則,台灣人在「肥缺」中所占的比例定會逐漸接近人口比重。

肥缺中的肥缺

本省人既非劣等民族,則僅從機會論的原理就可預測這種理性發展的必然性。外省人大可以平常心處之。

(3)「入閣」的本土化

前節所說的三、五百個「肥缺」裡,有一個更小的,由十來個「閣員、院長、秘書長」所組成的最高位置--政務官。這是「肥缺中的肥缺」,也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中的焦點。

每次在內閣改組以前,誰能「拜相」,誰能「入閣」,便成了中產階級津津樂猜的話題。而新閣組成後(如「四大公子」入閣),更為報紙頭版和花邊新聞大加渲染。下層社會(農民、工人)對「改閣」並不怎麼關心,而中產階級對內閣人事改組的興趣,遠比對民主更為濃厚。

台灣當前對「內閣人事更動」的熱中,有它傳統文化的歷史背景。在傳統社會誰能進「中書」、「門下」、「尚書」(唐),誰能「拜相」或主戶部三司(宋),便可在權勢之外,更光前裕後、爭光耀祖,為一切受教育的知識分子最高理想。台灣中產階級對「內閣」改組的濃厚興趣;和下層社會子弟在聯考時考上台大時放鞭炮,都出於同一心理背景,雖不為外國人所瞭解,卻也無傷大雅。

憑添幾許緊張

不過在當前台灣,內閣改組時,又出現了一個「本土化」問題,於是中產階級在茶餘飯後津津樂猜之餘,又憑添了幾許緊張的氣氛。內閣名單的「省籍結構」,便成了一個尖銳敏感的話題。如本省人多加了幾個部長,對本省人來說,或許就聯想到「翻身平反」;而對外省人,又像不符合「唯才是用」的「本土奪權」。

選舉年更使這種緊張的氣氛情緒化。沈君山兄「糊裡糊塗」地「出閣」(據他自己這樣說),因為沒牽扯到選舉,遠不如蕭天讚辭職那樣鬧得滿城風雨。連公正的報紙都會變成「時代」(選舉本土化)的犧牲者。因為他們以銷路為重,不得不搶登中產階級想看的熱門新聞。這都不是民主國家應有的現象。

美國大選時,全國關注的高潮是象徵民主運作真理來臨前的開票,大家寧肯通宵不睡,也要等待揭曉。不過在勝負已判後,「組閣」便成為天降大任的總統個人的頭痛問題。因為美國公務員十八級中的最高兩級是總統特任官。

「文官大換血」也免不了一些不合理酬勞的成分,不過社會卻已興味索然,不再重視組閣,因為大家都知道那是民選總統的特權。故民主國家注重「民選」不重「組閣」的情況,與台北的專門熱中於「組閣」恰好相反。

換言之,當前台北對「組閣」的過度敏感,是因為民主政治尚在起步。以後也會尊重總統特權,輕視組閣,重視民主,和一切民主國家一樣。(台灣還沒有學到美國那套,在大選前好幾個月就開始猜。誰會當選總統的那種既緊張而又刺激的遊戲。)

我國行的是內閣責任制而非總統制。「府院分工」的原則是院長對總統負責,而閣員由院長挑選。在目前民主起步間,因為府院分工尚在試行,在選舉年就會產生「府院之爭」的流言。這完全是民主運作尚未成熟時的一種毫無根據的猜想,以後也會慢慢進步。

外省將官,本省士兵

2.武將的國家化

台灣軍隊的籍貫結構特徵是:將官外省人多,士兵本省人多,這種結構有黃埔革命建軍和遷台後兵源條件的歷史背景。軍事人員按部就班(尉、校、將)的提升有一套嚴格的技術性,故由國防部職業軍人自己處理。只向總統(憲法中規定的海、陸、空軍元帥)報備即可,各國都是一樣。故軍隊人事的本土化,不是一個會引起社會人士關注的重要話題。

重要的問題是軍隊國家化。過去因為革命作戰需要,將官必須效忠外省的校長和經國先生,現在卻要把對領袖的赤誠移轉給本省的總統。也許有人擔心:將官會不會無條件的移轉忠誠?答案是「會的」,因為這符合將官自己的利益。

在本土化進行時,國軍「必須」保持中立。因為下級的士兵是台灣人,我們完全不能想像,國軍將領會像解放軍在天安門那樣,下令開槍打死要求民主的本土人。如果警察用拒馬和水龍頭圍堵非法遊行時,國軍一定會袖手旁觀不管這本「閒帳」!例如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可以吵得天翻地覆,而五角大廈的職業軍人一定會保持中立。

解放軍是一個保護「一黨專政」的軍隊,而國軍現在和未來都會很開明,成為一個服從總統,保護國家的軍隊,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另外效忠的對象,民進黨最好不要惹這支中立的軍隊!選舉年在野黨應當採納的戰略是「非敵即友」,而不是「非友即敵」。

軍隊的國家化是台灣未來政治發展「穩定」的有利條件。在世界其他開發中國家(南美洲及歐亞大陸,從土耳其至泰國、菲律賓)都有軍人干政的惡例。台灣的「軍人不干政」,就好像是人體的健康,只有當你失去它時才知道它多麼寶貴!

中國歷史上有過多次實權的軍人以擁立(如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辦法來干政,不過宋太祖已看出軍人干政的可怕,才有後來「杯酒釋兵權」的故事。

不必干政

當前在台灣,據說有一些軍方的國大代表,也想「擁立」,給蔣緯國先生「黃袍加身」。這種沒有實際軍權的軍方代表的「連署」,絕不會得到有實權的軍方將官的支持。

因為後者當然不會作一些既不開明,又違反自己利益的事。這些將官知道他們自己多麼幸運(不必干政),而大陸被黨逼迫干政受人民唾棄的解放軍有多麼的不幸。國軍將來也愈來愈像五角大廈的將領一樣受民選總統的調動,而不受「黨」的支配,所以「軍隊國家化」是民主制度的一個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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