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麗日。普林斯頓大學。
沿著輕染秋意的卡內基湖，到了普大旁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的家。
這位哈佛大學出身的美國漢學家，在今年二月布希總統訪問北京設宴時，因與方勵之教授共赴宴會被擋駕，一時舉世矚目；六四屠殺，他又協助方教授前往北京美國大使館避難，終於不容於中共當局。
北京屠城後，為了安全，林培瑞帶著太太黃蘇珍－－一位出生美國的第二代華僑，目前也是洛杉磯加大應用語言學博士候選人，以及孩子聖時、聖陶，匆匆離開北京。八月底，他們舉家遷到普林斯頓，這學期林培瑞將在普大東亞系開課，教授中國語言與文學。
聽林教授流利的中國話，是一項令人驚訝與愉悅的經驗。華盛頓郵報記者馬休斯說，在當前美國外交家、記者及學者中，很少有人和林培瑞一樣，能如此純熟的操縱中國語文，而他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大陸知識分子交往之深，也少有美國人能及。
親眼目觀民運狂瀾
在布希晚宴風波及隨後民運的驚濤駭浪發生時，林培瑞正擔任美國科學院與中共科學院合作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事處主任，隨著天安門悲劇及林教授的倉促離開，這項交流計畫也倏然中止。
學運掀起的狂瀾餘波，似乎還在林教授一家人心中蕩漾。出生於波士頓、在康州學院唸大學時，培養出對中國語言興趣的黃蘇珍，對中共掩飾屠殺真相，仍有掩不住的氣憤：「實在太不像話。」「六四」似乎也使黃蘇珍對中國人有一番新體驗「平常在北京，人們看起來好像無精打采，」這位前華盛頓郵報研究員說：「可是學運一來，人們完全兩樣，使我們十分吃驚。」
從北京到普林斯頓，目睹了學運的起落，也親身參與了大陸最出名的異議分子方勵之所經歷的插曲，對於一位熱愛中國的美國知識分子而言，這份感觸是刻骨銘心的。在普大開課前，林培瑞就他與大陸知識分子的交往、看法及前途，與筆者作了一次訪談。
問：你如何與中國及大陸知識分子建立起深刻感情的？
答：這是二十幾年培養的結果。六０年代末，我在哈佛大學研究所唸中國現代史，六六、六七年，先後到香港、台灣、新加坡作研究，進一步培養出對中國歷史的興趣。七三年後，我去過中國大陸幾趟，結交了很多當地的知識分子，看到他們身處困境，同情心油然而生。對中國語文的掌握，可能使我與大陸知識分子的交往有不少幫助。在哈佛大學唸大一、大二時，教我中國語文的正好是中國語言學大師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女士，她採用趙元任先生的教法，當時用羅馬字拼音式，注重四聲。趙元任博士的學習方法及啟蒙老師趙如蘭的教導，對我中國語文的訓練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知識分子憂心忡忡
問：在與中國知識分子交往中，你看到什麼特徵？
答：無論中外，知識分子都各有類型，不能一概而論。但與外國相比，在我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很可愛的特點，就是他們關心國家大事，關切民族命運。我想這也是儒家傳統的痕跡，就如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現在的大陸知識分子，如方勵之、劉賓雁等，儘管他們多麼追求現代化，但關心國家，願意為國家奉獻的心，是和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一脈相承的。
至於外國知識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似乎愈來愈專門化，很少提國家、民族等大的議題，不覺得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這種精神很可愛，但我的中國學者朋友卻認為這很可悲。在和北京一些朋友討論這個問題時，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因為過去一百五十年中國危機不斷，才使知識分子如此憂心忡沖。
問：談一談你在二月間和方勵之夫婦同赴布希總統北京晚宴的插曲。
答：這原本是一個很簡單而偶然的事。布希晚宴的前一天，我和方勵之夫婦同在長城飯店出席一個會，會議上有人提到，方先生夫婦要參加第二天布希的宴會，剛好我和我太太也收到晚宴請帖，所以我就隨口說：「方先生，我們一塊走，你們可搭我的便車。」
因為方先生住中關村，我家在友誼賓館，兩家住的很近，方先生也爽快回答：「好啊，大家一道走。」
晚宴風波始料未及
現在回想，當時我可能天真了些。但我當時確實一點沒想到會出問題。我認為，既然美國政府已邀請，報上也刊登了名單，中共政府肯定知道這件事。如果有問題，一定會向美方表示，予以解決；絕沒想到一個美國知識分子請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搭便車，一起出席宴會，還會掀起這種軒然大波。
問：在晚宴風波後，你在北京受到什麼影響？
答：中共政府監視我們家並偷聽電話，但是不是因為布希宴會事件而起，就不得而知，因為在這個事件後，北京情勢愈來愈緊張，五月時已經全城戒嚴了。
對中共政府的監視，我沒有感受很大刺激，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不是特務或間諜。我的看法是，我是一本張開的書，我沒有什麼秘密。
在三月間，北京「瞭望雜誌」發表了一篇方勵之先生赴宴事件的文章，謊言百出，十分荒唐，將我及方先生的動機歪曲得很厲害，並且把許多基本事實寫錯了。之後「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登了類似文章。我對「瞭望」及「人民日報」的報導，並不太在意，因為它們銷售的對象是海外，而我相信海外讀者能從別的報導得知事實真相。
中共政府搗蛋
但大陸「解放日報」文摘版對國內也作了歪曲報導，而大陸民眾根本不明白實情，我兒子托兒所的老師就在納悶：「怎麼聖陶的爸爸這麼搗蛋？」其實不是我搗蛋，而是中共政府搗蛋。
我寫了一篇文章到「解放日報」反駁，寫明實情，並指出每個人或許各有觀點，但基本事實必須遵守；可是沒有任何下文。
除了不讓我向大陸讀者解釋外，我的工作也受到困擾。原先北京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人民大學等機構邀請我演講，在晚宴風波後都取銷了，接待我的人說：「現在我們不方便請你過來。」
此外，八月下旬，我在美國又收到通知，中共警察沒收了我匆匆離開時未能及時帶出，而留在北京辦公室的七十六件物品。其中有許多與大陸知識分子的通信。
問：「六四」後，方先生進入美國大使館，你有沒有幫忙？
答：他事前曾找過我，我給他一些建議，然後陪他到大使館，在那裡談了好幾個小時，方先生終於決定在大使館避難。
問：你回美後，有沒有和方勵之教授聯繫過？
答：有。但我不能說，我答應不向新聞界透露。我有和方先生聯繫，但並不多。
問：在可允許的範圍內，你能不能透露方教授的現況？
答：我也不太清楚，這並不是我知道而不願說。據我瞭解，海外許多科學家，已將各種參考書、學術書報寄到北京美國大使館，美國大使館也提供了一些基本條件，如打字機……等。但你可想像，一個著名的中國科學家，在一個小小的美國大使館，無法自由外出，情緒肯定是不太好的。
說真話的人
問：你如何描述方勵之先生這個人？
答：他很聰明，不說廢話。問他什麼大問題，他能很快精簡的回答。我和方先生在一起時，常覺得在浪費他的時間，他回答得那麼快，人那麼聰明，我卻沒有別的問題跟上去。
我覺得他能把問題看得這麼科學，對真假的區別有這麼敏銳的看法，是因為他是一個天文學家。他每天到天文台研究宇宙的來源，所衡量的問題是用非常大的尺度。
在他的人生觀中，整個世界是如此微小，而大陸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李鵬、楊尚昆，則是中國更渺小的東西。方先生看到什麼就是什麼。他對真假的判斷是從整個宇宙觀而來。他能客觀的看事物，並毫不畏懼的說真話，我想和他是天文物理學家有密切關係。
許多知識分子怕說真話產生不好後果，但方先生看到什麼是真，就說什麼。至於有什麼後果，那是另一回事。我常覺得他這種取向，就像打保齡球，只顧把球對正瓶子擲去，不顧其他。
問：你有沒有在其他知識分子中，無論是中國或美國，發現和方先生同樣風格的人？
答：也有。但方先生的特徵是，他有一個對真理的鮮明態度；又有一個非常強的腦子，能夠對事看得深一點；加上他膽子特別大，他知道在冒險，但認為這是他的道德觀、是他的責任，應該說真話。這三個特點加在一起，就產生了方勵之。
問：你覺得大陸為什麼會滋養出像方先生這樣的人呢？
答：我想是儒家傳統。方先生聽了我說這樣的話，可能會不高興，他或許不願承認他繼承了儒家的傳統。也許這是一個外國人的看法，可能是錯的。但是我覺得，若與外國知識分子相比，他潛在的價值觀，還是具有這個特點的。
但方先生與中國其他知識分子相比，他的觀點比較現代化。方先生不高興提東、西之別，儘管大陸官方批評他全盤西化，但他從未主張西化，這是給他扣帽子。方先生常問的是進步與落後、好與壞、真與假的區別，而不願問東方與西方的區別。
理想幻滅
問：在學運後，你對大陸知識分子的感情有什麼變化？
答：在經過這些事件後，我更同情大陸知識分子。我覺得自己體驗了他們多少年來所受的苦。我看了不少傷痕文學、關於五七反右的回憶錄，但這畢竟是看文章，與親身經歷是截然不同的經驗。
問：你認為「六四」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什麼影響？
答：我相信大多數大陸知識分子的理想完全幻滅了。
以前類似的運動中，大陸知識分子還會認為，毛主席怎會不對？共產黨怎會不對？自己的思想可能確實有問題，應該重新學習。只是遲至若干年後，才恍然大悟，發現不是自己的錯，而是上面的錯。
但這次不同，「六四」後大陸知識分子有很強的反應，對官方的意見非常大，表面上仍符合上面的要求，但這是非常淺的一層，心中真正的想法，卻完全相反，並且非常敵對。我從未看過大陸知識分子心中有這麼清楚分割的兩層，文革時也不是如此。
我知道受騙了
問：美國知識分子對天安門悲劇的反應是什麼？
答：他們當然沒有像大陸知識分子看得這麼清楚。但與兩年前相比，美國知識分子也有相當大的轉變。從前許多左傾的美國學者認為，大陸可能比蘇聯、東歐更接近理想的社會主義，但「六四」後，這種觀點受到很大挑戰，我想這種轉變有相當深刻的意義。
問：若有機會，你還會不會再回北京？
答：我當然很期望回去，在感情上我已是半個中國人，不能回中國，自己也不高興。
七０年代初，我首次到中國大陸時，對中國共產黨很有好感，對他們抱著很大希望，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自由派，充滿著理想。現在我知道受騙了，而我現在這種看法，並不是我的理念轉變，完全是中國共產黨自已造成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