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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方勵之進大使館-專訪美國漢學家林培瑞

文 / 傅依傑    
198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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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方勵之進大使館-專訪美國漢學家林培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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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麗日。普林斯頓大學。

沿著輕染秋意的卡內基湖,到了普大旁林培瑞教授(Perry Link)的家。

這位哈佛大學出身的美國漢學家,在今年二月布希總統訪問北京設宴時,因與方勵之教授共赴宴會被擋駕,一時舉世矚目;六四屠殺,他又協助方教授前往北京美國大使館避難,終於不容於中共當局。

北京屠城後,為了安全,林培瑞帶著太太黃蘇珍--一位出生美國的第二代華僑,目前也是洛杉磯加大應用語言學博士候選人,以及孩子聖時、聖陶,匆匆離開北京。八月底,他們舉家遷到普林斯頓,這學期林培瑞將在普大東亞系開課,教授中國語言與文學。

聽林教授流利的中國話,是一項令人驚訝與愉悅的經驗。華盛頓郵報記者馬休斯說,在當前美國外交家、記者及學者中,很少有人和林培瑞一樣,能如此純熟的操縱中國語文,而他與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大陸知識分子交往之深,也少有美國人能及。

親眼目觀民運狂瀾

在布希晚宴風波及隨後民運的驚濤駭浪發生時,林培瑞正擔任美國科學院與中共科學院合作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事處主任,隨著天安門悲劇及林教授的倉促離開,這項交流計畫也倏然中止。

學運掀起的狂瀾餘波,似乎還在林教授一家人心中蕩漾。出生於波士頓、在康州學院唸大學時,培養出對中國語言興趣的黃蘇珍,對中共掩飾屠殺真相,仍有掩不住的氣憤:「實在太不像話。」「六四」似乎也使黃蘇珍對中國人有一番新體驗「平常在北京,人們看起來好像無精打采,」這位前華盛頓郵報研究員說:「可是學運一來,人們完全兩樣,使我們十分吃驚。」

從北京到普林斯頓,目睹了學運的起落,也親身參與了大陸最出名的異議分子方勵之所經歷的插曲,對於一位熱愛中國的美國知識分子而言,這份感觸是刻骨銘心的。在普大開課前,林培瑞就他與大陸知識分子的交往、看法及前途,與筆者作了一次訪談。

問:你如何與中國及大陸知識分子建立起深刻感情的?

答:這是二十幾年培養的結果。六0年代末,我在哈佛大學研究所唸中國現代史,六六、六七年,先後到香港、台灣、新加坡作研究,進一步培養出對中國歷史的興趣。七三年後,我去過中國大陸幾趟,結交了很多當地的知識分子,看到他們身處困境,同情心油然而生。對中國語文的掌握,可能使我與大陸知識分子的交往有不少幫助。在哈佛大學唸大一、大二時,教我中國語文的正好是中國語言學大師趙元任的女兒趙如蘭女士,她採用趙元任先生的教法,當時用羅馬字拼音式,注重四聲。趙元任博士的學習方法及啟蒙老師趙如蘭的教導,對我中國語文的訓練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知識分子憂心忡忡

問:在與中國知識分子交往中,你看到什麼特徵?

答:無論中外,知識分子都各有類型,不能一概而論。但與外國相比,在我看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很可愛的特點,就是他們關心國家大事,關切民族命運。我想這也是儒家傳統的痕跡,就如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現在的大陸知識分子,如方勵之、劉賓雁等,儘管他們多麼追求現代化,但關心國家,願意為國家奉獻的心,是和傳統中國知識分子一脈相承的。

至於外國知識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似乎愈來愈專門化,很少提國家、民族等大的議題,不覺得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

我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這種精神很可愛,但我的中國學者朋友卻認為這很可悲。在和北京一些朋友討論這個問題時,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因為過去一百五十年中國危機不斷,才使知識分子如此憂心忡沖。

問:談一談你在二月間和方勵之夫婦同赴布希總統北京晚宴的插曲。

答:這原本是一個很簡單而偶然的事。布希晚宴的前一天,我和方勵之夫婦同在長城飯店出席一個會,會議上有人提到,方先生夫婦要參加第二天布希的宴會,剛好我和我太太也收到晚宴請帖,所以我就隨口說:「方先生,我們一塊走,你們可搭我的便車。」

因為方先生住中關村,我家在友誼賓館,兩家住的很近,方先生也爽快回答:「好啊,大家一道走。」

晚宴風波始料未及

現在回想,當時我可能天真了些。但我當時確實一點沒想到會出問題。我認為,既然美國政府已邀請,報上也刊登了名單,中共政府肯定知道這件事。如果有問題,一定會向美方表示,予以解決;絕沒想到一個美國知識分子請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搭便車,一起出席宴會,還會掀起這種軒然大波。

問:在晚宴風波後,你在北京受到什麼影響?

答:中共政府監視我們家並偷聽電話,但是不是因為布希宴會事件而起,就不得而知,因為在這個事件後,北京情勢愈來愈緊張,五月時已經全城戒嚴了。

對中共政府的監視,我沒有感受很大刺激,因為我是一個知識分子,不是特務或間諜。我的看法是,我是一本張開的書,我沒有什麼秘密。

在三月間,北京「瞭望雜誌」發表了一篇方勵之先生赴宴事件的文章,謊言百出,十分荒唐,將我及方先生的動機歪曲得很厲害,並且把許多基本事實寫錯了。之後「人民日報」海外版,也登了類似文章。我對「瞭望」及「人民日報」的報導,並不太在意,因為它們銷售的對象是海外,而我相信海外讀者能從別的報導得知事實真相。

中共政府搗蛋

但大陸「解放日報」文摘版對國內也作了歪曲報導,而大陸民眾根本不明白實情,我兒子托兒所的老師就在納悶:「怎麼聖陶的爸爸這麼搗蛋?」其實不是我搗蛋,而是中共政府搗蛋。

我寫了一篇文章到「解放日報」反駁,寫明實情,並指出每個人或許各有觀點,但基本事實必須遵守;可是沒有任何下文。

除了不讓我向大陸讀者解釋外,我的工作也受到困擾。原先北京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人民大學等機構邀請我演講,在晚宴風波後都取銷了,接待我的人說:「現在我們不方便請你過來。」

此外,八月下旬,我在美國又收到通知,中共警察沒收了我匆匆離開時未能及時帶出,而留在北京辦公室的七十六件物品。其中有許多與大陸知識分子的通信。

問:「六四」後,方先生進入美國大使館,你有沒有幫忙?

答:他事前曾找過我,我給他一些建議,然後陪他到大使館,在那裡談了好幾個小時,方先生終於決定在大使館避難。

問:你回美後,有沒有和方勵之教授聯繫過?

答:有。但我不能說,我答應不向新聞界透露。我有和方先生聯繫,但並不多。

問:在可允許的範圍內,你能不能透露方教授的現況?

答:我也不太清楚,這並不是我知道而不願說。據我瞭解,海外許多科學家,已將各種參考書、學術書報寄到北京美國大使館,美國大使館也提供了一些基本條件,如打字機……等。但你可想像,一個著名的中國科學家,在一個小小的美國大使館,無法自由外出,情緒肯定是不太好的。

說真話的人

問:你如何描述方勵之先生這個人?

答:他很聰明,不說廢話。問他什麼大問題,他能很快精簡的回答。我和方先生在一起時,常覺得在浪費他的時間,他回答得那麼快,人那麼聰明,我卻沒有別的問題跟上去。

我覺得他能把問題看得這麼科學,對真假的區別有這麼敏銳的看法,是因為他是一個天文學家。他每天到天文台研究宇宙的來源,所衡量的問題是用非常大的尺度。

在他的人生觀中,整個世界是如此微小,而大陸只是世界的一部分,李鵬、楊尚昆,則是中國更渺小的東西。方先生看到什麼就是什麼。他對真假的判斷是從整個宇宙觀而來。他能客觀的看事物,並毫不畏懼的說真話,我想和他是天文物理學家有密切關係。

許多知識分子怕說真話產生不好後果,但方先生看到什麼是真,就說什麼。至於有什麼後果,那是另一回事。我常覺得他這種取向,就像打保齡球,只顧把球對正瓶子擲去,不顧其他。

問:你有沒有在其他知識分子中,無論是中國或美國,發現和方先生同樣風格的人?

答:也有。但方先生的特徵是,他有一個對真理的鮮明態度;又有一個非常強的腦子,能夠對事看得深一點;加上他膽子特別大,他知道在冒險,但認為這是他的道德觀、是他的責任,應該說真話。這三個特點加在一起,就產生了方勵之。

問:你覺得大陸為什麼會滋養出像方先生這樣的人呢?

答:我想是儒家傳統。方先生聽了我說這樣的話,可能會不高興,他或許不願承認他繼承了儒家的傳統。也許這是一個外國人的看法,可能是錯的。但是我覺得,若與外國知識分子相比,他潛在的價值觀,還是具有這個特點的。

但方先生與中國其他知識分子相比,他的觀點比較現代化。方先生不高興提東、西之別,儘管大陸官方批評他全盤西化,但他從未主張西化,這是給他扣帽子。方先生常問的是進步與落後、好與壞、真與假的區別,而不願問東方與西方的區別。

理想幻滅

問:在學運後,你對大陸知識分子的感情有什麼變化?

答:在經過這些事件後,我更同情大陸知識分子。我覺得自己體驗了他們多少年來所受的苦。我看了不少傷痕文學、關於五七反右的回憶錄,但這畢竟是看文章,與親身經歷是截然不同的經驗。

問:你認為「六四」對中國知識分子有什麼影響?

答:我相信大多數大陸知識分子的理想完全幻滅了。

以前類似的運動中,大陸知識分子還會認為,毛主席怎會不對?共產黨怎會不對?自己的思想可能確實有問題,應該重新學習。只是遲至若干年後,才恍然大悟,發現不是自己的錯,而是上面的錯。

但這次不同,「六四」後大陸知識分子有很強的反應,對官方的意見非常大,表面上仍符合上面的要求,但這是非常淺的一層,心中真正的想法,卻完全相反,並且非常敵對。我從未看過大陸知識分子心中有這麼清楚分割的兩層,文革時也不是如此。

我知道受騙了

問:美國知識分子對天安門悲劇的反應是什麼?

答:他們當然沒有像大陸知識分子看得這麼清楚。但與兩年前相比,美國知識分子也有相當大的轉變。從前許多左傾的美國學者認為,大陸可能比蘇聯、東歐更接近理想的社會主義,但「六四」後,這種觀點受到很大挑戰,我想這種轉變有相當深刻的意義。

問:若有機會,你還會不會再回北京?

答:我當然很期望回去,在感情上我已是半個中國人,不能回中國,自己也不高興。

七0年代初,我首次到中國大陸時,對中國共產黨很有好感,對他們抱著很大希望,因為我本身是一個自由派,充滿著理想。現在我知道受騙了,而我現在這種看法,並不是我的理念轉變,完全是中國共產黨自已造成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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