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壇聞人余登發被發現死亡後，余家「限」警方「七日內破案」。家屬把余登發「三太太」吳秀琴的住宅用「封條」封起來，不准警方搜查，也不准警方問她的話。余氏屍體雖經台灣首屈一指的法醫楊日松檢驗過，但不算數，余家還要請美國專家魏契重新會驗。
就這麼一件事，透露出多少司法問題。
前桃園縣長許信良，因叛亂罪被通緝，他從美國三番兩次企圖闖關入境，但通緝他的單位卻堅決「拒收」，這一回他總算如願以償。在看守所的前三天，有一百多人去探望，許信良則縱論國事，幾乎把監獄變成民進黨的選舉指揮部。
這一件事，又透露出多少司法問題。
對司法都沒信心
也許有人說，這是在野人士出之於政爭的做法，那麼請看下面這件事：
執政黨籍的法務部長蕭天讚涉嫌關說案，高檢處檢察官陳耀能經過「調查」，說他清白。對這項調查表示懷疑的，恐怕不止在野人士，而是無分黨派的「群情譁然」。蕭天讚在立法院所受到的抨擊，執政黨籍立委在發言人數和言辭激烈的程度上，大概都不亞於反對黨。
這又是什麼意義？
簡單一句話，大家都對司法沒有信心，都不相信它能公平的判斷是非了。司法院長林洋港曾說，司法的神聖像「皇后的貞潔」一樣，不容懷疑。現在一般人不僅懷疑這位皇后，幾乎已認定她做了有失婦德的行為，開始有點鄙夷她了。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是由很多人組成的，這些人各有各的愛憎，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利益，如何使大家有一致的行為規範，一致的是非標準，以共營群體生活，共謀普遍福祉，於是就有了法律。所以法律是社會正義的最高裁判，也是人民權益的最後防線。
制認同無效
由此可見，作為法律實際運作的司法制度，是基於社會之需要而產生，它的權威是社會大眾賦予而且加以支持的。換言之，若是司法制度不能達成社會交給它的任務，或者它的作為與大眾的意旨和利益相違背，則社會必收回其支持，那時司法制度就不再有權威。一旦大眾對司法不再信任，司法失去權威的時候，政府往往運用行政權力，強制人民向司法認同和屈服，但效力不會太大，時間更不會持久。
喪失正義防線
就拿台灣來印證好了。人民對司法早已失去信心，既然無人能作裁判，凡百事都求「自力救濟」，其結果又往往「得直」，於是「愛拚才會贏」就成了真理。
但「得直」者都多「倖進」之徒，而守法者每為法律所害，是非標準一去、正義防線盡失，社會從茲亂矣！
誰使司法失去公信力的？我們可以說，主要責任在執政當局。執政者或為鞏固自己的權力，或為打擊異己，往往借用司法為謀私之工具。司法一旦淪為僕人，即難再維持主人的尊嚴矣！我們可以舉一些例子：
憲法第四十七條規定，「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第三條卻說，「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憲法是國家最高的、根本的法律，尚能如此「隨心所欲」，其他更無論矣！還有：
根據什麼法律把張學良軟禁終身？
孫立人真的想叛國嗎？他那些受牽連的部下一個都不冤枉？
雷震的匪諜案確鑿有據？不是因為組黨而造的冤獄？
今天「黨外」的領袖人物多半都坐過牢，統統是罪有應得？
隨便舉一些例子，都是經不起檢驗的。至於從前言論出版之檢查，選舉投票之弊端，以及人身自由之沒有保障，種種不符法律規定的事，就更不必說了。
司法體系自暴自棄
由於行政部門的干預，而司法當局也習慣於「司法配合行政」，於是司法體系開始自暴自棄，開始墮落，主動的自己玩法起來。一般說來，當一國行政部門敗壞時，司法可為救濟，但司法部門一旦敗壞，就無人可以挽回了。君不見，每遇重大案件，社會總覺得這是司法公信力起死回生的契機，都希望能認真的辦，以重塑司法的權威和形象。但最後每多虎頭蛇尾，不了了之。
這時，有些致力改革的年輕司法官，失望悲憤之餘，輒集體辭職，期能對當局產生勸諫的作用，但也白白犧牲，沒有任何結果。可見，作為防腐劑的司法一旦失效，則政治必然敗壞，社會也就亂起來了。社會亂到某一程度，政府無法統合，不能治理，那麼這個政府就不會再受人民的支持，就非下台不可了。
從這項推理，我們可以得出一項結論：一個政權，如果貪圖一時的方便，拿司法作為營利謀私的工具，那麼法治就會逐漸枯萎；人民一旦失去行為準則，社會就會紊亂；社會一亂，政府不能控制，不能行使統治權力，這個政權就危險了。
把握最後機會
所以歸根究柢，良好的司法制度，才是長期統治的基礎。對於執政黨來說，台灣的「亂象」已露，好在還沒有到十分嚴重的關頭，還有振作挽回的機會。從今以後，當局要認真做到下面幾點：
－－誠誠懇懇的讓司法獨立，不僅行政不能干涉司法，司法也不能干涉司法。
－－該司法管的事要由司法處理，而且要依據法條處理。
－－不該司法管的事，別貪圖便宜，拿司法作擋箭牌，以免最後吃大虧。
執政當局應瞭解：不是要求你們救司法，而是救司法就是自救。
它必將成為「歷史文獻」－－讀蕭天讚的辭職聲明
「無法治，就無政權」之作，起因於法務部長蕭天讚的涉嫌關說案。文成後，聞蕭部長已辭職，並發表辭職聲明，這則聲明想來出自蕭氏之親筆，因為其無識見，不得體，亦如案發後蕭氏之言行。法務部長如此去職，在我國憲政史上尚屬首見，而這篇聲明，尤足為「歷史文獻」也。
黨國不分
聲明開宗明義說「天讚自獻身黨國以來……」，蕭氏為內閣閣員，今辭部長職，竟至黨國不分也？
又說，「原擬俟司法調查程序終結後宣布辭職，絕非戀棧」。惜乎蕭氏未能在辭職前給公眾這樣的印象，三度請假，且公開表示「不辭職」，怎能不讓外界有「戀棧」的「誤會」？
聲明中「至盼各界……明辨是非、守法重記」，法務部長對國人有些「訓誨」，亦為應有之義。而輿論眾口一詞要求政府必須認真偵辦本案者，亦在求「明辨是非、守法重紀」也。
蕭氏在聲明的最後表示．「希望還我寧靜，勿再騷擾」。殊不知蕭先生如為一介布衣，又能「守法重紀」，必無人騷擾；身為公務員，又為高級官吏，必須受民意的監督，這是全世界民主國家的通則，何得謂「騷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