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教師節，當包括總統在內的各級政府首長均在各地孔廟行古禮祭孔時，也就是當受官方影響的媒體均在介紹杏壇芬芳，大放孔子紀念歌的同時，台北市街頭卻出現一千五百多名大學師生，捲起袖子，戴上抗議徽記，提出自己對審議中「大學法」的看法。
這次行動至少有六個訴求要點：一、公立大學公法人化，以取得教育行政體系之外的自主地位；二、學術主管以民主方式產生，避免官派校長，官定主管滋生的政治干預學術管道；三、保障學生自治權力；四、軍訓教官退出校園的操行、思想生活控制體系；五、日夜間部合併；六、反對將國防科技事項列入教科文預算，以冀正落實憲法中規定的教科文預算比率(一五%)。整個內容用一句濃縮標語來表示，就是要「校園民主、學術自由」。
沒人理會的隊伍
教師節老師應該休息，學生應該放假，他們為什麼要盛氣的上街呢？當這麼一個「為人師表」的和平隊伍，也沒有政治「插花」的抗議遊行走到立法院時，為什麼兩黨書記長不敢出面？走到教育部時又為什麼次長級以上的官員不能現身？而走到國民黨中央黨部時又碰了一個冷肩膀？俗諺說：「犬吠火車」，一點兒也不差。
有關「大學法」內容的制定與修定，它的潛在衝突張力，其實遠超過檯面的顯像。除了抗議者認為目前的國會結構不具審查任何法案的資格，同時也否定教育部維護學術自由的能力與誠意之外，人民要求的新大學法精神，在根本上挑戰了過去國民黨一直試圖利用人事經費權與教育內容的設定權，管理校園秩序以及思想言論的發展。
明的它設立軍訓、操行與訓導制度，暗的它操縱人事任命與經費分派的忠誠考核。在教育制度上它規定思想訓練課程的必要性，在校園文化上鼓勵師長及家族長的尊師倫理，希望由保守受控的老師來影響學生。
誰敢面對挑戰？
思想、學術進而文化的自主性，以及校園個人人格的完整性，均因為受到這種特殊立場利益的壟斷而被扭曲。而這種扭曲的結果，是我們看到一個畸型的文化生產設計，大量產生一些畸型的文化產物；大學生被譏為「幼稚園大學生」，教授被看成「官大學問大」，思想言論產品不能成為社會的風潮，反而只協助打壓人民的呼喊，協同圍剿有創造性與有生機性的「異端邪說」。
這次「新大學行動聯盟」想改變的無非是這個，想把生機再重新還給校園。這已經不僅只是以往所謂「教授治校」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發展權、思想自由與思想控制的爭奪問題。那麼又有那一個黨派的代表人，尤其是目前的優勢扭曲者，敢面對這個討論？這也不僅只是教科文預算合不合憲法規定的問題，而是誰有權來塑造這個社會的高等教育與文化產出的問題。教育部又有那一個官員敢面對這個挑戰？
對「九二八」的運動者而言，當天只是暖身的第一步。校園內正醞釀著可能是四十年來台灣的最大學潮。球，現已發到了對手的球場，下面就得看改選在即的「跛鴨」立法院，要怎麼重新上演大學法的審議了。
(張茂桂為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