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我一口氣寫了四篇小說，是我一生中小說創作量最多的時刻。
「六四事件」之後，我瘋狂的寫，寫「無地海星」，是講七０年代大學生的希望和愛，那時候我正在唸大學；「我們的黑龍江啊」寫的是民國五十五年的事，我是初中生，而同時大陸正是紅衛兵造反的文革時代；還有「橄欖鎮一九四四」，我從一個現代人的觀點去看遙遠的中國年代。這些小說在七、八月就發表在報上，電影是無法這麼快呈現的。
我發現自己一直關心的，是歷史流動中的東西；而這些，是十年前的我不會寫的。
那時我寫的是周遭的生活和愛情，很多人愛看，是因為它簡單、快樂、樂觀。從六十四到六十八年，我從師大畢業，當兵，到陽明醫學院教了兩年書，中間出版了三本小說集，都很暢銷。但是到第四本「黑皮與白牙」原名「我的學生杜文燕」時，就幾乎賣不出去了。
憤怒之火越燒越旺
這本小說裡我對社會充滿了憤怒，和以前幾本不同的是，它是貼近社會的現實面，但卻離群眾遙遠了，大家不太感動。評論家黃碧端和我通信，她原本以為寫這些文章的是二十幾歲的憤怒青年，她對我感到奇怪，人應該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越來越不憤怒，如果心中有一把火在燃燒，應該會漸漸熄滅，而不是越燒越旺。
其實那和我剛回國的心情有關，我出國半年回來，發現台灣整個社會變質到有點可怕，官商勾結，學校教育也是一塌糊塗。我對社會幾乎充滿了絕望，就像我寫的小說中描述到一個家庭被小偷偷空了，夫妻倆回到家發現被偷得光光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就寫這種心情。或者是寫一個人在國外想回國，但回來之後飽受人家譏笑的情形。
我覺得社會的變動離我的想像越來越遙遠。我發覺台灣社會在亂，但亂的根源一且找不到，我很迷惑。尤其在參加電影工作後，觀察這社會比較深入後，我更充滿了憤怒。我的憤怒來自無力感，不曉得問題在那裡，或是問題這麼多，做為社會的一分子，卻不曉得該怎麼辦。那段時間我的小說創作變得緩慢，但電影劇本卻越寫越多。
到了今天，我覺得自己的心情恍恍惚惚似乎又回到十年前剛回國時的情形，重新在想自己要做什麼。
從六十九年進中影，這十年我的憤怒就像火一樣都燒過了，離開中影的前兩年，我還和新聞局大吵電檢法。
仔細想想，其實我的反省和反叛來自我的成長背景。父母的要求非常高，家裡保守封建，教育是斯巴達式的嚴格，承受的壓力很大。我似乎一直在分裂；功課好，從小學到大學都是模範生，但也很叛逆，高中差點被開除。
我到現在還是不滿台灣的教育方式。小時候老師強收補習費，我一直覺得老師在騙我。而家裡困苦的環境，也養成我能夠堅持對抗的性格。
做不好，對不起人
做電影這麼久，有時候也蠻佩服自己在這樣的體制裡，可以做了這些事。儘管被轟、被調查，剛開始就差點被撲滅，但我們還是開創出台灣「新電影」的路來。現在倒很奇怪，越是在開放的時候，電影卻反而越沒有生路了。
有時想想，可能正因為自己不是學電影的，所以反而更珍惜這些機會，覺得已經改行了，不做好更可惜，也會對不起別人。
今天做到最後一刻，我覺得已經盡全力了。
(楊孟瑜訪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