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戰後，國家安全的總體戰略觀念愈來愈普遍流行，許多國家開始在政府組織中設立謀慮國家安全的最高思想庫，扮演提供思考和建議的戰略幕僚角色。這個最高思想庫多被稱做國家安全會議。
立法基礎薄弱
我國在民國四十三年設立國防會議，五十六年，先總統蔣公再依此改制為國家安全會議，但其作為「國家之腦」的功效幾乎完全不曾發揮。事隔三十餘載，台灣從戒嚴進而解嚴，海峽兩岸從隔絕到流通開放，政府從強人領導到集體決策……，一成未變的是社會對國安會的看法與批評。
「國安會只是一塊橡皮圖章，實際上沒有機能、沒有意義、沒有內容。」政壇耆老對這樣的事實多半心照不宣。
為什麼在民主先進國家功能確鑿的國安會(見四十頁表)，到了我國就淮橘變枳?這和它誕生的環境背景和運作目標有著密切關聯。
研究憲法的學者胡佛分析，國安會先天失調，立法基礎非常薄弱。
政府遷台後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決定大政方針的至高無上權力，並可設置動員戡亂機構。國安會－－便是總統依臨時條款所成立，超越行政、立法院，用以行使最高權力的首要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