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戰後，國家安全的總體戰略觀念愈來愈普遍流行，許多國家開始在政府組織中設立謀慮國家安全的最高思想庫，扮演提供思考和建議的戰略幕僚角色。這個最高思想庫多被稱做國家安全會議。
立法基礎薄弱
我國在民國四十三年設立國防會議，五十六年，先總統蔣公再依此改制為國家安全會議，但其作為「國家之腦」的功效幾乎完全不曾發揮。事隔三十餘載，台灣從戒嚴進而解嚴，海峽兩岸從隔絕到流通開放，政府從強人領導到集體決策……，一成未變的是社會對國安會的看法與批評。
「國安會只是一塊橡皮圖章，實際上沒有機能、沒有意義、沒有內容。」政壇耆老對這樣的事實多半心照不宣。
為什麼在民主先進國家功能確鑿的國安會(見四十頁表)，到了我國就淮橘變枳?這和它誕生的環境背景和運作目標有著密切關聯。
研究憲法的學者胡佛分析，國安會先天失調，立法基礎非常薄弱。
政府遷台後制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決定大政方針的至高無上權力，並可設置動員戡亂機構。國安會－－便是總統依臨時條款所成立，超越行政、立法院，用以行使最高權力的首要機構。
一位退休的情治首長回憶，這個當初為了安全起見，「由總統伸出一隻強勁的手」直接指揮一切的設置，充滿了軍政府的專制色彩。幾位著名的自由派學者－－如徐復觀、雷震，都曾分別為文極力撻伐，引起相當大的震撼。
然而，由於政治環境穩定，國安會發揮超院會功能的實例稀如鳳毛麟角。兩位蔣總統掌政期間，據知情者透露，一般事關國家安全的最高決策，絕大多數仍在國民黨中常會內決定。
形式化的審查
國安會成立之初構思的任務繁雜、地位高，但近十餘年來實際運作的，不過是每年開一次例行會議，形式化的審查由行政院提報的中央政府總預算，與設立國安會應有的目的幾乎毫無關聯。
檢視國家安全組織綱要第二條，國安會肩負的任務有洋洋七大項。其中除包括重大國防決策、總體作戰之策訂及指導、戰地政務之處理外，更同時涵蓋國家建設及科學發展的研究指導。因此國安會下，還設有國家建設研究委員會、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和國家安全局等機構。
民國五十六年被先總統蔣公延請回台，主持科導會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毫不諱言，三十年來科導會的結構雖被保留，卻沒有實際工作。」就他記憶所及，科導會唯一做過的一件事，是建議行政院成立國家科學委員會；而成立國科會，仍得經立法院先行通過組織條例。
至於國安局，實質上始終屬於國防、情治系統。它是總統直接的耳目，不受國會監督，每天呈給總統重要的書面報告。
依國安會組織條例，應經常出席國安會的成員，從副總統、行政院長到重要部會首長幾乎都包括在內。必要時，總統甚至可以召開特別會議，指定五院院長、國民大會秘書長等相關人員出席。國安會所具有的超級內閣色彩至為明顯。
從不是最高戰略顧問
雖然成員個個看似位尊權重，但無論是歷任的國安會秘書長(如周至柔、顧祝同、黃少谷、汪道淵、沈昌煥、蔣緯國)，或是科導會、國研會的主任委員，都沒有扮演起政府最高戰略顧問的角色。批評的人指出，「這些位子只是搞賞有功大老的閒差，國安會有如老人的養心殿。」
站在國家安全的角度著眼，當前我國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一個老人的養心殿堂，還是一個負責思考和設計國家戰略的大腦單位呢？答案不言可喻。
「我們沒有一套整體的大戰略，」研究國家安全問題的專家丁守中呼籲：「一定要讓國安會變成承平時期的機構，像國家大腦那樣正式指揮運作。」
如何能替徒具軀殼的國安會賦予新生命？這牽涉到最敏感而難解的政治體制問題。有人倡議取消臨時條款、回歸憲法；有人認為目前國家仍處於動員戡亂時期，不宜盲動……，在紛爭末息、體制未明時，名不副實的國安會，似乎只有苟延一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