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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學者談:六四後經濟改革前景

文 / 遠見編輯部    
198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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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學者談:六四後經濟改革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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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一葦:講到中國的經濟問題,我個人始終還是老看法。十年改革,不可否認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和發展。但是,從去年開始,我們就面臨了一些困難,如通貨膨脹。有一種看法認為這些都是改革造成的。我認為是改革改得不夠的問題,許多該改的地方沒有改。

當然改革也有些失誤。今年年初我就談了這個看法,改革有許多具體失誤的地方。通貨膨脹這個問題很複雜。通貨膨脹無非是需求過大,供給不足。當然需求過大,一種是建設需求過大,一種是消費需求過大。我看根本上還在於前者而不在於後者。 基本建設需求過大,但就是壓不下來。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採取了地方財政大包幹。地方包幹層層包,一直包到縣。我認為要警惕南斯拉夫的教訓。南斯拉夫有六個共和國,兩個自治省,就是八個諸侯。咱們現在包到縣,就是二000個諸侯。

二千個企業自治諸侯

這種情況下它包幹了要創收,創收當然要搞建設,所以咱們彩電一引進就是一百多台。還有賓館蓋那麼多,賓館來錢快呀。這兩天賓館麻煩了,工資都發不出來了。所以基本建設失控了。當然這只是講其中一個因素。這裡涉及到體制問題。從這裡來看,就說明造成今天的問題很多是改得不夠或改得不恰當,而不是改革造成的問題。

我們開了一些會來尋找對策,解決問題還得靠改革。所以小平同志最近講了一下,要更改革、更開放,在這方面我看是不可能變也不會變。當然會有些人認為當前的問題是改革造成的,想回到原來的老路上去。回到原來的路上,一個是不能解決問題,再一個是歷史本身的發展要它回也回不去。某些不恰當的改革措施可以改,但總的方向主觀願望要回是回不了的。

在宏觀上,整個資源的配置可以有計畫地來管。在微觀上,我們的改革也有不夠的地方,微觀上,改革應該是增加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在這幾年改革中,增加勞動者的積極性方面還有許多問題。

比如在分配問題上,我們講按勞分配,但實際上是平均主義大鍋飯。你若說不對,應該是平均主義大鍋飯不對,而不能說是按勞分配不對,因為你還沒有搞按勞分配。就如過去搞得許多東西不對一樣,不能說社會主義不對,因為這些東西不是社會主義的。

有個性又有共性

十年改革,路線方針還是對頭的。從黨中央來說,理論上有個很大的突破,一個是社會主義有計畫的商品經濟。這與過去不同,但基本的原理與馬克思主義還是一致的。但是你怎麼系統化,什麼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還需要探索。

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是個籠統的說法,具體的也沒有,也還需要探索。我認為都是商品經濟,那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間,就應該既有個性又有共性。比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的價值,有資本主義的價值。有共性才能做買賣,不然怎麼做買賣?

我很欣賞有位先生的比喻,像打球一樣,球場像市場,有規矩;但球隊是不一樣的,可以美國隊與中國隊打。即使不一樣,在球場上都要服從規矩。所以兩種商品經濟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沒有區別不行,不該區別非要區別也不行。

總的來講要搞商品經濟,就必然要進入國際市場,要搞現代化也必然要進入國際市場。所以改革與開放不管怎麼說,是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向。具體怎麼改怎麼換可以探討,但大方向雖想變也變不了。

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公有制占主導,允許私有制存在,那麼,在大陸屬社會主義,在台灣、香港屬資本主義也是說得通的,而且這樣做對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是有好處的。

厲以寧:六月四日以後,台灣「聯合報」記者周玉寇小姐從台灣來電話給我,問到大陸的改革與開放的情況,我在電話裡回答,請你放心,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的政策是不會改變的。不僅如此,而且是改革的不夠,開放的不夠,你們應該對大陸的經濟形勢有充分的信心。

對於最近的經濟改革,國外的經濟學家可能不瞭解,我想原因有三個。第一個可能是大陸好像又在強調收縮,計畫方面要加強一些,似乎就表明改革要停止了,回到老路上去了。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

因為我們知道,國家的調節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市場調節有它的缺點,當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缺口比較大的時候,國家調節就要多一點;反之,缺口比較小的時候,國家的調節就會少一點。 這個不是個固定的比例問題,而是要根據總需求與總供給的情況,進行變化。在今天我們總需求與總供給缺口比較大的時候,如果一些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國家不能掌握,國家的重點工程就不能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下降

的話,國家也就沒有財力搞好建設,所有這些就表明,宏觀經濟管理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分子。正因為如此,就不應以為現在經濟改革又回去了。

第二個是看起來有些地方在強調對不法的個體戶、私營戶加強管理、加強稅收,而認為中國這方面又倒退了。這完全是兩個概念。在任何經濟中,要講經濟發展就必須要有秩序。要有法可依,照章交稅,我們今天最缺的就是在流通領域中沒有秩序。私營的經濟非法經營,偷稅漏稅各種手段都用上了,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能允許的。不能因為中國有這樣一些整治措施,就說中國的改革停了。

有法可依照章交稅

我們始終認為個體經濟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但補充必須有個前提,就是必須在國家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經營並且納稅。我去香港時強調過,我們國家的基本體制還是公有制,這個基礎是很重要的。我們所主張的股份制是國家控制下的股份制,大中型企業不能私有化,也不應該私有化,這些國家命脈的部門和大型企業應該是國家控制的。

今天的改革如何提高企業的效益,仍然要提到企業改革這方面來,使用公有制經濟能發揮它更大的優越性。

第三個可能產生誤解的是現在強調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以為這又是要回到過去平均主義老路上去。這也是兩個問題。我們在改革中要打倒絕對平均主義,這不是社會主義的東西,我們要的是按勞分配。但另一方面,收益分配的差別也應該注意到,不能相互之間的差別過大。收益過度的應該調下來,收益過低的應適當地調上去。

改革總是有曲折的

有個地方應該改一下,一般的說法叫「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以為應該叫「不患寡而患不公」,「公」是主要的。「不均」不成問題,如果不公的話,就成問題了。公的前提就是應該根據你的勞動的質量和數量,對國家貢獻的大小來分配。這才能使改革往前進。

所以我對台灣經濟學界的朋友舉這三個例子,是為了說明我們的改革是會有曲折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理整頓,我們的改革是可以走上正軌的。

假定我要向領導階層做建議,我就會說,根據目前的情況,當前應該首先抓財政問題。因為財政的赤字,就會影響到貨幣發行量,物價就不會低。而財政赤字之擴大就是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偷稅漏稅嚴重,企業效益不高、成本上升,中間流通環節太多。

第二點的建議就是要注意產業的結構。整個國家掌握的資源是有限的,怎樣把有限的資源用到最恰當的地方去,這是產業結構的問題。產業發展應該有重點。

小造紙廠,造成環境污染,壓不下來。棉花供應有限,小棉紡廠能保證原料,而大棉紡廠買不到原料。這些都是我們產業結構中的問題。產業結構不合理,是因為我們缺乏統一的、以全面利益為重的目標,地方只注意自己的狹隘利益,搞這些小工業,為了給自己增加點就業,多點收入。不想到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這些都是質量差,效益差。假如把生產結構調整了,我們的經濟就好辦了。

董輔礽:我們當前面臨兩個大的任務,一個任務就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第二個就是改革。而改革最重要的還是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沒有改革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不能實現的。所以有很多先生把改革看成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發展、自我完善,我想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這次六四發生的動亂,鄧小平有句話我感到很有意思:「這次學生市民提出的口號中沒有反對改革的,這就說明改革是符合人民需要的,是順應了人心的。」

大家都看到,我們大陸的經濟不改革是不可能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所以改革不是一個人願意改革或不願意改革的問題,而是廣大人民的一種意願,也是我們時代的一種要求,這樣我們就可看清楚,改革必定要堅持下去。

這次事件的原因很複雜,是不是與我們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有關係?老百姓在經濟方面最不滿的有三個東西,一是腐敗,腐敗現象的滋生和發展;二是通貨膨脹,老百姓有怨言;三是收入不公。就這三個東西來看,是否就是改革造成的。如果說是改革必定要帶來腐敗、通貨膨脹和收入不公,那麼我們就只好不改革。

從我們經濟學家來看,把這些問題的產生歸罪於改革是不對的。是不是與改革沒有關係呢?也不是,確實在改革過程中容易產生這些現象。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過程中或多或少也出現過這些現象。這就需要我們對過去的改革認真地進行一些反思。

就我自己看,首先我們對改革的長期性、艱鉅性認識是不夠的,因為改革能夠在短時間內完成,實際上現在看是不可能的,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必定又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困難和問題。認識到這一點有好處,就是使得我們每一點改革措施要經過深思熟慮。比如關於市場的發展問題,國內經濟學界是有多論的,但有一點是一致的,都以為要借助於市場機制使經濟正常的通行。

改革不應簡單化

有些經濟學家把它看得比較簡單,認為市場是很短的時間裡就能完善,因此提出的一些建議是不恰當的。比如說,就主張馬上放開價格。認為價格一開放,市場馬上就會建立,很多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中國不是這種情況。我們是要發展市場,但必須經歷一個過程,首先是要對市場發展清除制度上的一些障礙。但這並不能代替另外一個過程,即市場的發展是隨著整個經濟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我們想一下子建一個現代化、完善的市場,是不現實的。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把西方市場機制中心的那套東西搬過來。要搬過來我覺得是不可行的。從市場問題我們就可看出,改革是個長期的艱鉅過程,不應把它簡單化。

另外,改革中也有失誤,比如關於通貨膨脹的看法就是一種失誤。有人想出了過度的通貨膨脹對中國發展無害,我說這種理論是不對的。因為我們面臨的問題是需求大大超過供給的這種形勢,而不是需求不足。在這種情況下要說通貨膨脹有益無害,有意識地去製造通貨膨脹,經濟當然就亂了。現在確實有些海外同胞對大陸改革產生疑慮,是否認為大陸的改革就此完了,開放就結束,小平同志提出我們要更改革、更開放,因此對這一點應該建立信心。

本文出自 1989 / 09 月號

第039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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