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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種樹的森林

文 / 李慧菊    
198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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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種樹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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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比做樹,台灣這個社會在過去四十年來,似乎希望造出一座只有一種樹的森林。

到撒哈拉沙漠流浪的作家三毛還是個小學生的時候,在「我的志願」作文中,說她想撿破爛,自由自在地在小巷遊走;老師生氣地向她丟黑板擦,說她沒志氣,要重寫。第二次,三毛要從商,賣紅薯,還是不行。最後,她改成「救國救民的醫生」,終於過關。

做什麼都有人管

學生被老師管,當了老師卻也有人管。

去年「五二0」事件發生後,一個私立專科學校的國文老師,在課堂上說,報紙把農民寫成暴民,但報紙說的不見得全部都對,要自己去求證。

下了課,有個跟訓導處很熟的學生對她說:「老師,你最好不要講這些話,你的紀錄不太好。」

即使在官場上做了管人的官,一樣要受管教。

民國六十九年,政務委員李國鼎在社會學社演講,提倡「第六倫」(群己關係)的觀念,以導引社會因經濟成長所衍生的脫序行為(當時他引證的脫序行為,不過是盜印、亂丟垃圾、攤販、走後門等現象)。

不久,「第六倫」的說法,就被國民黨大老、「CC派」開山祖、文化復興委員會副秘書長陳立夫批評,堅持歷代只有五倫之說,不能隨意更造。從此,李國鼎再也不提這個創意。

從小到大,在台灣生長的人,經過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好像是拿來實驗植物向光性的小樹,被誘導往一個方向生長。

表面上,這個人生方向是,愛國、反共(檢舉匪諜,人人有責)、服從(囝仔人,有耳嘸嘴),和「蔣總統萬歲」。但在中國論壇社編委會召集人韋政通眼裡,這樣一元化的教育並沒有成功,反而培養出一代「不能獨立思考、眼光狹窄、常識不足、難以溝通、感受力很差」的年輕人。

不同的聲音馬上被剷掉

追溯源頭,政治的控制,是一元價值的開始。解嚴前的台灣,一直籠罩在政治低氣壓裡。

在台大心理系教書近三十年的楊國樞教授還在當大學生的時候,有個同學突然不見了。事隔二十多年,最近兩個人重逢,才知道朋友因為「說錯話」,被抓進牢裡關了十幾年。他總結這段歷史,「不同的聲音只要冒出一種幼苗,馬上被剷掉。」

這把剷子,不是單一的力量所支配的。台灣的威權控制本已擺不脫日本殖民地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滲透,加上國共對峙,引起生死存亡情緒下的高壓反彈,一張大網,便透過支配力極為強悍的家庭、教育,及黨、政、軍、特等政治體系,逐漸形成。最早的一處苗圃,是「自由中國」雜誌。

一九六0年九月四日,一大群軍人圍住新店的一幢民房、他們奉命逮捕「自由中國」雜誌負責人雷震。四十餘歲的雷震對軍官說,他太太(宋英)出去買菜,是不是可以等她回來,交待幾句話再走,對方答:「不行!」

這一去,就是十年牢獄。

三十年後塵埃落定。雷震坐牢的真正原因逐漸呈現,並不是表面上的「知匪不報」,而是:(一)除以言論批評執政當局,進一步全省連線,並結合民、青兩黨,採取組織新黨行動;(二)反對藉修憲來容許蔣中正總統三度連任;(三)雷震受國民黨栽培,竟然叛主。

第一顆扣子就扣錯

「在政黨政治上,國民黨第一顆扣子就扣錯了。」民進黨前進系統領導人林正杰認為,雷震要組「中國民主黨」,計畫由胡適做黨魁,有希望成為品質好的忠誠反對黨。雷震被捕後,這樣的政黨不再可能,才造就今天「只需要勇氣,不必有智慧」的民進黨。

在雷震被捕的那一年,正好開啟台灣經濟發展上最關鍵的一段日子。

一九五0年代,八百多萬人最怕的,除了台灣的安全,便是抓不住的物價。

但大約雷震服刑一年後的十年(一九六二~七二),在政府大力奠基下,開啟了時論家王作榮所形容的「黃金十年」--經濟高成長、社會高度穩定的良性循環。這十年,國民總生產額(GNP)平均每年成長九.八%,物價上漲率只有二.九%。

這二十多年經濟與社會狀況帶給民眾的滿足感,就成了國民黨收編政治權力的一個最穩定的基礎。

國民政府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對軍人、學生、知識分子,採用嚴密的監控,避免軍變、學潮和左傾思潮再演。

每一個體位合格的男生,都得經過起碼兩年的軍事訓練。除了戰技、戰術為主的磨鍊,在軍事方面,並接受「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武德的要求(美國西點軍校只有最後三項)。

軍中沿襲蘇俄制度設立的總政戰部(原名總政治部,後因與中共總政治部同名,才改稱總政戰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為了確保軍中思想、紀律,及保密防諜,一般稱為政工制度。 一位曾在政戰部任職的退伍軍人透露,政戰部深入到每一個連都會吸收一、兩個「細胞」,協助肅貪,並監視「異常表現」,直接向國防部報告。

他承認政戰工作對軍紀的貢獻,尤其是肅貪,但他也另外舉例,為了安全,政戰部目前仍掌有一份「二二八」遺族的秘密名單,這些「二二八事件」參與者的子弟,在軍中每逢節日慶典,都會因公留營,不得外出。

教官進駐校園

學校,是權力整編的另一個重點。

一九五二年,省教育廳在調整課程辦法中,恢復軍訓課,教官進駐校園。

同年,蔣經國組織救國團(全名為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舉辦的活動,自然與反共、愛國有關),掌握中學到大學青年的活動。

救國團雖然只是個人民團體,但它所掌握的資源(例如遍布在海濱山崖的青年活動中心)、所享有的權利,卻是其他社會團體不能媲美的。

台灣各級學校跨校活動受嚴格約束,只有透過救國團可以打通緊閉的門戶。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救國團首度展現獨特的動員力量,它躍過教育局,發動學生從基隆牽手到屏東。

一九五八年,被形容為鬼斧神工的中橫公路峻工,是台灣基層建設重要的里程碑。同時,八二三砲戰的開始與結束,中共對台的武力威脅暫時畫個句點。但對台灣內部的安全工作,並沒有因此鬆懈。

同一年,台灣防衛總部、台灣衛戌總部、省保安司令部,以及省民防司令部四單位,合併為警備總司令部,兼具部分政治、司法、軍事權力於一身。

人民出入境、流氓從此歸警總管,並在「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授權下,查禁「不當刊物」。(目前警總不再負責這些業務)

跟警總「捉迷藏」

在民國七十年代興盛一時的黨外雜誌,幾乎每星期都跟警總玩「捉迷藏」的遊戲,北市重慶南路的書報攤,都另闢「地下攤位」放這些禁書。

一向直言上諫的國策顧問陶百川在民國七十一年,前後撰寫兩、三篇文章,批評這種箝制言論的做法,他主張由新聞局以出版法來審查即可。

這項建言,遭到警總攻擊。這次被立法委員揭露的「圍剿事件」,反映出警總的基本信念。

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四日,立委蘇秋鎮獲得內部資料,披露警總曾舉辦「駁斥陶百川先生攻訐警總文化建設座談會」。會議中,逐段逐句反駁陶百川的意見。

其中,警總批評陶百川要取消「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置大陸失敗教訓於不顧,用心惡毒。」

又說,出版法罰則輕,對違反國策、為匪宣傳等出版品,無處分條文規定,如果真的取消,「豈非天下大亂,為敵人開路,其心可誅!」

「政治控制久了,就變成一種社會價值。」台大教授楊國樞分析,到後來不必明文規定,每個人都已經懂得自我約束,揣摩「上面」的意思。

十年前的十二月十日,「美麗島事件」在高雄爆發,第三天警總抓了四十五個黨外人士,其中八人舉行公開軍事審判,也邀請學者、美國觀察團旁聽。

第一天詢問完畢後,電視台訪問一位旅美學人的觀感,他答道:「我沒有什麼意見。」結果,第二天這位學人就未再受邀列入旁聽席。 當晚,輪到報社記者、總編輯傷神的時候。

怕跟別人不同

二十九歲當上中國時報採訪組主任的周天瑞回想,那幾天,主管們天天為了版面該做多大爭論不休。周天瑞認為應該鉅細靡遺,但他的上司總擔心這樣處理方式「不好吧」,怕跟別人不同(尤其是聯合報),顯得太特別。

「這就是一種氣氛,需要誰告訴誰?」周天瑞表示,當時文工會除了事先打過招呼,希望寬待歷練較少的軍法官之外,並沒有特別指示,但報界在自己心中,已經有了一個框框。

今年又逢選舉年,過去在野人士在競選擂台上,總是把威權體制的產生,歸罪於「蔣氏政權」。

事實上,若從歷史長河來看,這四十年黨、政一元化的作為,不過是傳統政治文化的延續。

曾任美國政治學會會長的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裴魯恂(Lucian Pye),在「中國人的政治心理」一書中,分析了中國威權政治的一些特質。

他認為,意識型態定於一,是每一個朝代統一後最重要的工作(政治化後的儒家思想、三民主義及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型態要求官員自律自清,兼具崇高的道德和智慧,為人民福利著想。任何意識型態分歧,官僚體制無法掌握全局時,中國人總會覺得不自在、不滿意、受到威脅。

(一位黨史會的主管說:「你不覺得現在很亂嗎?我反覆思考,以現在的教育水準,是不是可以實施美國式民主?」)

裴魯恂又說,透過科舉制度,所有的政治活動,都是中央體系的一部分。在組織上,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中介團體,人民沒有權利與管道來要求政府。日常行政,靠為政者的慷慨和同情心。(例如儒家說的仁政,政府說的德政)。

而所有的官員都向皇帝負責,皇帝則對天負責。這是人治和父權主義的基礎。

(經建會一位高級官員表示,如果蔣經國仍健在,看到目前社會金錢遊戲的猖獗,他的解決方法很簡單,「找幾個大財團來吃吃飯就好了。」)

裴魯恂繼續寫著,團結、和諧、服從,是中國政治文化很重要的價值標準,中國人從來不認為衝突有任何正面功能。

(花蓮一位國中校長,曾分別在校務會議跟朝會上,用麥克風說:「我們學校有一些老師,是共產黨,竟然參加環境保護聯盟……。」)

領袖變成至高無上的權威

除了「言教」之外,訴諸教科書的傳播,也變成政治學習的一個步驟。

許多中外學者都指出,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在台灣現代化過程中,貢獻良多。但少有人提起,在實施義務教育的同時(一九六八),所有中小學的教科書也都統一了。

在那一年,蔣中正發表「革新教育注意事項」,提到「今日我國各級學校,……之課程、教法與教材,希根據倫理、民主、科學之精神,重新整理,統一編印。」

但二十年來,統一的教材,不盡然真正反映了民主、科學的精神,卻在倫理上下許多功夫。

中國五倫,第一就是「君臣」,在中、小學課本的第一、二課,若不是國父的故事,就必定是蔣總統的文章。學生跟領袖學習為國犧牲、效忠的精神。

領袖本身也變成至高無上的學術權威。靜宜學院外文系主任鄭邦鎮曾經算過高中「中國文化教材」(五年前,改以陳立夫所寫的「四書道貫」為藍本)中,引述國父孫中山,和蔣介石總統註解、引申的次數。結果,平均每四.九頁就出現一次「蔣總統說」,每十八頁就出現「國父說」,宋代理學大師朱熹,反而很少出現。

大部分學生都在潛藏的政治化過程中,變得「聰明」了。一位國文老師感慨,即使作文題目是「春天」,學生到最後還不忘要「解救大陸同胞,共享美麗的春天」。(學生心裡真這樣相信?)

今年北市高中聯考的作文題目是「造福、惜福、祝福」,一個在美修教育博士、返台做論文的準博士,覺得題目很難寫,她參加考試的姪女,不慌不忙說:「不會呀,寫天安門就對了。」

大多數人生於斯,長於斯的台灣,經過政治化後,單純的事,往往變得複雜而偏離本質。

教了二十一年小學的黃樹根(現在高雄東光國小)。有一次問班上同學,隴海鐵路和粵漢鐵路的交會點,每個人都會答;但卻只有少數學生知道台灣鐵路在那裡分山、海線。

十幾年前,國立編譯館邀請台大教授齊邦媛主持「人文組」,在另一位台大教授張亨的建議下,國、高中國文課本,各收了本土作家楊達、黃春明的「壓不扁的玫瑰」和「魚」。

可是後來換了人主持人文組時,這兩篇文章又不見了。

就這樣,同類事情以各種面貌發生,使「台灣」二字,一度成為在野激進人士的圖騰,執政黨的禁忌。

過度保護、長期灌輸一元價值體系下,大部分人適應得還算好,循規蹈矩。但整個社會也為之付出許多代價。

說一套,做一套

說一套,做一套,形式的忠誠是其中消極的一種。

一個北一女學生,自從在國中因為綁了有顏色的鞋帶,當眾被訓導人員羞辱後,就知道如何應付大人的要求。她說:「我的生活有兩個世界,一個是自己的,一個是大人的。」

在彰化鹿港旁邊的一個小村裡,一個被鄉親視為「民進黨」的漁民,對台北訪客表示,要感謝政府改善他的生活。再問他這是真心話嗎?他接口:「我一定要這樣說啊!」

反映在官僚體系的,就是形式主義,唯唯諾諾,不敢負責,不做不錯。

當蔣經國在位時,小官任命,油價該不該調、固定假日可不可以彈性調整,都要等他指示。

又如,經建會主任委員由陳誠、蔣經國到錢復,主委個人權威已經下降,制度權威卻沒能適時發揮功效,現在開會,「大家都不說話,不反對,決議後,大家都不去做。」難怪心直口快的前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在抑制物價上漲政策上,曾說:「我該做的都做了,是別人沒配合。」

威權之下,一個人改變態度的反彈力量,似乎也特別強烈。

民進黨的林正杰,小時候跟哥哥打架,因為哥哥罵蔣總統。但上了東海大學,接觸到自由學風,看到「自由中國」後,他的認知慢慢轉變。最後,成了「街頭小霸王」,到總統府送「鐘」。

用假想敵宣洩壓力

威爾遜(Richard W. Wilson)在「中國兒童眼中的政治」一書,有這樣的觀察。由於中國人太要求團體意識和服從,每個人其實都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為了宣洩這些壓力,敵人,在中國社會中,是很重要的角色。它讓團體有全力攻擊的目標,「即使沒有,中國人也會想出假想敵。」

於是強人之後,朝野紛紛引發內鬥,共室操戈,有時分不清那個黨是那個黨。

台灣在四十年內,壓縮了西方國家兩、三百年現代化成就,但往往也只看到民主國家當今繁榮、有秩序、民主法治的面貌,而忽視二百年漫長的演進中,多少衝突、利益之間的抗爭,也同時壓縮在這個彈丸之地裡。加上歷史上獨一無二的處境,威權主義在台灣的功過,仍有待更深邃的歷史眼光與更長的時間來作全面考量。

但時代畢竟不同了。經濟成長、教育普及、國際交往頻繁,解嚴後,以利益相結合的團體紛紛成立,要挖掉傳統力量控制下的社會資源。

習慣掌握權威的「權威人士」,從家庭、學校到政壇,是否也已經準備好了呢?抑或,威權主義最後是換湯不換藥,是中國人的宿命。

沒有圍牆的竹中

新竹中學因為它的學生李遠哲得到諾貝爾化學獎聲名大噪。辛治平在的竹中,證明一件事:再不合理的制度,還是有人可以突破的。

辛治平校長在的時侯,竹中是沒有圍牆的,上課也不點名,學生常蹺課出去吃冰、看電影,還可以跟教官借腳踏車,

生活紀律很鬆,但只要打架、偷竊、作弊,立即退學,絕不會只是記過,

我畢業那年他也退休了,新校長第一件事就是把圍牆蓋起來。

音樂課也當人

五育並進是確確實實做到。那時不管什麼期末考、聯考,各種體育比賽從開學比到學期結束,音樂、體育課照常當人,學校有一千個學生,大概每十個學生有一個人音樂會重修,看懂五線譜是最起碼的。

我們本來也沒有分組,考理組的人,照常要唸史地,而且一樣嚴格要求,所以竹中的升學率並不高,後來,禁不住家長的要求,還是分了組。

竹中每個月舉行動員月會,所有師生職員都要參加,由學生提出質詢。有一回,一個學生說教室燈光太暗,總務處長上台回答:是你們看電視看太多,才近視眼……。

辛校長上台說,教室燈光不夠是事實,有錯就改進,不必怪學生。

出山要比在山清

我們也可以交異性筆友的,每天早上由訓導處發信,有一次,有封信沒人領,辛校長還在朝會上唸出來,最後稱讀那個寫信的人文筆很好。

畢業時,我拿畢業記念冊請他寫幾句話,他寫了兩句,還很親切地跟我解釋好久,那句話是:

「為語橋下東流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苦苓為詩人、作家)

(李慧菊訪問、整理)

研究孫科有錯嗎?

這是個充滿忌諱的社會,學術界亦不例外,現正撰寫「二二八事件」研究的賴澤涵,十年前有過一段經歷……

我十年前那件案子,真是驚天動地,

二十多年前,我師大歷史系畢業,後來再到美國伊利諾進修。我本來要學明史,但指導教授出國,所以我才跟另外一個教授學中國近代史。

他建議我以孫科做論文題目,因為孫科是近代不太被提起,卻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做過貴州市長、立法、行政院長,可以從他身上貫穿近代中國一段歷史。

「孫科傳」惹出問題

寫這篇論文,牽涉到民國二0年代胡漢民等人反蔣介石,及民國二十六年副總統選舉時,派系鬥爭的事情。

拿到學位後,我申請到政大教書,也批准了。為了申請國科會輔助機票,又拿論文給國科會審核,結果出了問題被駁回,連政大的教職也拿不到了。當時政大校長跟我通信,一直稱我「澤涵兄」,這時變成「澤涵博士」。

但我覺得這樣不清不白,想知道事情到底怎麼回事,就在一九七八年回國。

為了這件事,我我過去的師長(包括吳俊才、朱匯森),找不到答案,只告訴我:「美國也有這種事啊。」

找遍要人

我又透過期友關係,試著找蔣彥士(剛發布為總統府秘書長)、秦孝儀(黨史會長),可是都不了了之。

足足有一年的時間,我找不到正式工作,青輔會不肯推薦我。我太太也受到連坐,桃園有個護較願意讓我太太教書,但需要青輔會推薦函。但青輔會不肯給,對她選「「妳先生的案子,妳不知道嗎?」

那一年蔣中正剛死不久,地位更「神」了。我去參加歷史學會聚會,朋友就是坐在我身邊,我也可以感覺到他們很不自在。

我去找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希望能在東吳教書。他說,東吳已經收了兩個「問題」教授(一個是楊孝潮,另一個是外國教授),如果再收第三個,上面恐怕有意見。

警察找上門

好不容易在板橋找到兼差的事做,搬去的第二天,就有警察上門,叫我去報流動戶口。

後來,經過朋友幫忙,國民黨部海工會翻了我在海外的檔案,發現我的記錄很「乾淨」,最後才由黨祕書長張寶樹召開會議,出席者有總統府秘書長、教育部長、青輔會主任及國家安全局的人。

最後決議,我這篇論文是在國外寫的,國情不同,可以在國內工作。

要不是我的同學、朋友,當時在黨部都做到機要祕書這一級,幫我穿針引線;再加上我在美國沒有參加任何玟治活動,事情不會有這樣的結果。

不過,到現在,我還搞不清楚我的論文到底有什麼問題,他們從來不就我的論文跟我討論,也沒人告訴我,這種事到底由那個單位負責。

「二二八」資料難求

現在我研究「二二八」,已經六年了,並沒有受到任何干預,只是資料很難要到,所以我才找外國人來合作,只是有些資料,連他也要不到。

(賴澤涵為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員)

(李慧菊採訪整理)

本文出自 1989 / 09 月號

第039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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