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違13年之後，2010年開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三屆普立茲新聞獎得主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 應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之邀，第三度造訪台灣，進行為期四天的密集行程以及大型演講。
五年前，佛里曼出版了震驚世界的《世界是平的》之後，儼然成為自由市場頭號大祭師、全球化最堅定的鼓吹者。現在，他又成為世界級的「綠能革命佈道家」。
必須面對全球五大毀滅性趨勢
1月12日上午9點，佛里曼一襲深色西裝，站在舞台上，對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現場3000位聽眾進行此行唯一一場公開演講，並與《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環保署長沈世宏、台北縣長周錫瑋、台達電子董事長鄭崇華、飛利浦公司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孔祥輝等人對談。
佛里曼站在講台上，說出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好像三把火炬燒在一起，同時燒出全球五項毀滅性趨勢：包括能源與天然能源供需失衡、產油國的獨裁、失控的氣候變遷、能源匱乏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等。
他在台上走動，隨著說話不斷變換手勢，秀出一張張投影片：昏黃路燈下，位於西非的幾內亞一座機場停車場高聳的圍牆外頭，每個石礅上都坐著一位青少年，少年們個個手捧書本，藉著停車場斜射過來的光線讀書。
佛里曼說：「全世界仍有16億人口過著沒有電的生活。中國兩個星期用電量達100億度，等於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南非除外）一年的消耗的電力，能源供需嚴重失衡。」
下一張：一群小雞圍繞一根白燭，這是中非洲辛巴威路撒卡附近的一座簡陋的農場，工人被迫點蠟蠋照顧剛孵出的小雞，並用煤炭為他們保暖，這裡供電不足，每週至少停電兩次。
接著又是一張，剛果大猩猩被虐殺後，像展示屍體般綁在擔架上。
提到這些人類不得不面對的五大問題，佛里曼愈來愈嚴肅，演講廳兩旁的大型螢幕投射出他憂慮的眼神，以及一年比一年更加花白的頭髮。
能源問題優先氣候變遷議題
在這場大型演講前一天，1月11日早晨，佛里曼走進了總統府彩虹廳講台，成為第一位在總統府月會對200位政府官員、企業界領袖演講的外籍人士。
在演講之前，他與馬總統先晤談，走到演講會場門口，他一度停下腳步叮嚀翻譯人員，待會兒他演講中有一串關鍵詞組，絕對要注意，不可以譯錯，這便是：「充足、清潔、便宜、可靠的電力。」
為什麼佛里曼這麼小心在意，因為只有達到這四大標準的電力，才足以緩解全球五大毀滅性趨勢。充足，指它不虞匱之，能夠滿足世界抹平之後，全球新興的30億崇尚美式生活的中產階級；清潔，指它不是來自地獄，而是再生能源；便宜，是因為它達到產業規模，成本下降，人人都負擔得起；可靠，則是指它具有供應的穩定性，不會時有時無。
這一串詞組，佛里曼可以毫不遲疑地倒背如流，而誰能開發出符合這四大標準的電力，便是掌握了下一波綠色革命的核心重點；誰能夠為人類尋求到這個 「聖杯」，誰便能主宰未來這個世紀。
佛里曼說：「綠能產業是下一波的新工業革命，任何掌握了ET的國家，將贏得更多的國家安全、經濟安定、產業競爭力以及全球的尊敬。」但人類要如何由風力、水力、潮汐、生質能及太陽能等來自天堂般的燃料，提煉出同時滿足「充足、清潔、便宜、可靠」的電力，這絕非易事，因此，佛里曼說，這需要改寫一切產業規格的「綠能革命」。
綠能革命不是派對 是全球競賽
儘管革命情勢急在眉睫，佛里曼卻澆了我們一頭冷水，「我們正面臨一場綠色革命嗎？現在我們有的只是綠色幻覺，而不是綠色革命。」
他在演講時指出，綠能革命不是吃吃豆腐、青菜，而必須達到產業級的規模；他翻開自己的書，語氣甚為幽默地唸了長長一串「205種方法輕鬆救地球的方法」，「21種救地球的賺錢法」「10種最佳方法綠化你的性生活」，包括素食保險套、太陽能電動按摩棒，「這可不是我杜撰的喲，」他說。台下聽了哄堂大笑。
這些花俏點子固然無害，但也成不了任何氣候。佛里曼於是追問：「你有聽過任何一場革命沒有人受傷的嗎？」革命是大破大立，革命只有一種意義：「不改變，就滅亡。」（change or die）
上個月，才剛參加過哥本哈根會議的佛里曼認為，全球190多個國家，發展的程度不同，想要透過會議條約來制約碳排放，效果極為有限，「沒有任何一個碳分子會被這個會議殺死。」於是他提出更為積極的「地球競賽」（earth race)。
他認為對抗全球暖化，與其靠政客協商，不如靠產業界的創新。過去冷戰時期，美國及前蘇聯的太空競賽，比賽誰先將人類送上月球，那時只有兩個國家玩得起，只有一個國家贏；而綠能革命，卻是一場每個國家都可以參與的「地球競賽」，比賽誰可以發展出潔淨能源科技，將人類留在地球上，而且每個國家都可能是贏家。他說：「這是一場沒有輸家的革命。」
曾有人問佛里曼，你最偏愛的綠能源是哪種？風力？太陽能？或是核能？他回答說：「我什麼都不是，我支持的是創新的生態系統（eco-system for innovation）的燃料。」
這個創新的生態系統是由法律、規則、標準等配套系統，提供誘因，發動數以萬計的創新工程師，在車庫裡搞出數以萬計的新玩意兒，這裡面幾千種可能有發展前景，幾百個可能很酷，其中兩個可能是下一個綠色的谷歌、綠色的微軟、綠色的宏碁，最後總能找到一個可行的辦法，可以為人類帶來充足、清潔、便宜、可靠的電力。
創新來自價格訊號 政府最關鍵
過去資訊革命，給了人類生活全新的功能，我們可以由有線電話，進步到放在口袋裡的手機；可以翻字典進步到查Google；可以由笨重的打字機進步到筆記型電腦……。
但是，即便有一天「能源革命」成功了，卻不會增加我們生活任何便利新功能，我們還是用同樣的照明、同樣的冷暖氣系統、同樣的能動性，唯一改變的是碳排放而已。
因此，如果我們加油像喝水那般簡單，有誰會花心思待在枯燥的車庫裡，為人類的未來創新？誰會願意投資看不到「錢」景的產業？
佛里曼在台幾次演講中，前後強調不下十次的「price matters」，沒有價格訊號，就沒有革命的發生。因此，綠能事業要達到如同資訊革命翻天覆地的規模，只有一個趨動力，那就是「價格訊號（price signal）」。佛里曼舉例說：「如果一加崙汽油要價5美元，你將『買』不到半台豐田（TOYOTA）的油電複合車PRIUS，你得排在長長的後補名單上；但是，當汽油降到一加崙只要2塊美元時，豐田也『賣』不出半台PRIUS。」
佛里曼指出天堂的燃料和地獄的燃料，具有本質的差異。油和煤來自地底下，需求愈多，價格便愈高；但是風力、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來自科技創新，會隨著需求增加，刺激它達到產業規模，價格會愈低。因此再生能源在發展初期，必須有很好的鼓勵及補貼措施。
於是，這時候政府就必須要扮演關鍵性角色 ，它必須能釋放清楚的「市場商機」與「價格訊號」，訂定各種理想的配套規定、獎勵、稅賦及基礎建設以刺激市場。他說，回顧過往歷史，你會發現：在意想不到的產業革新背後，往往有著強硬法規的推動；這就是在這場綠能革命中，政府必須扮演的角色—運用公權力來決定價格、制訂各種法令與規範，讓「綠」不再只是一個選項，而是唯一的標準，讓那些能源業者面對「不改變，就淘汰」的局面。
政府不應視漲價為選票毒藥
佛里曼在演講中也常提到日本因為課以高額的石油稅，造就了今日豐田和本田油電混合汽車上市成功，而同時，美國汽油價格很低，兩大汽車公司「通用」和「克萊斯勒」卻相繼破產。
在演講會場，環保署長沈世宏問佛里曼：「漲價對於政治人物是選票毒藥，如果你是政治人物，如何說服選民提高油價水價電價？」
佛里曼回答時，提到最鍾愛的北歐小國丹麥。1973年丹麥經濟受害於石油禁運之後，轉以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為重點。他們用課稅方式使能源變得相當昂貴，民眾就有節約的誘因，同時鼓勵綠能產業。
結果從1981年以來，丹麥經濟成長了70％，目前能源出口占全國經濟所得10％，失業率目前不到4％，全世界風力渦輪，有1∕3來自丹麥。1970年代丹麥99％的能源來自中東，現在是零。就連剛去採訪哥本哈根會議的《遠見》記者團發現，丹麥的旅館房費中還內含了3％的「環境稅」。
這麼漫長的過程裡，丹麥其實也經歷了一段嚴峻的「轉型陣痛」，才一步步走到今天。丹麥政府的決心，令在坐的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有感而發說：「能源稅是對的政策，有助台灣永續，政府不去做，我覺得是一種罪過！」
擔任主持的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也說，在台灣的政治人物都沒有一個敢說能源價格要調整，因為這是政治人物的死亡之吻。「但是，做為一個經濟學家，我要把最簡單的道理點出，Price Matters，提高稅收，用這些錢拿來補貼綠能產業，投資教育、鼓勵創新，才是該做的事。」
飛利浦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孔祥輝也舉例，人類照明所需電力約占全球的電力使用19％，假設把全世界的白熾燈泡統統換成省電燈泡，估計一年就能節省大約200億歐元電費，相當於減少碳排放達6.3億噸或是18億桶原油的消耗。換燈泡是很容易的事，必須是政府強制的政策。
台北縣長周錫瑋也以整治淡水河，拆了32家砂石場、設置人工濕地、打造坪林鄉為319鄉鎮市最乾淨的低碳示範區，分享他推動環保及減碳政策心得。
美國當集權中國，一天就好
政府角色難為，民主也非萬能，佛里曼常說：「如果美國帶頭綠的話，那全世界也開始變綠。」可惜這麼有氣魄的宣告，卻踢到「民主」這塊愈來愈厚的大鐵板。
佛里曼在《紐約時報》專欄中履次抨擊美國國會的碳稅、油稅法案因循延宕，他的批評觸及了現今美國民主政治的一條「底線」，那便是故步自封、跛腳的「一黨式民主」。
佛里曼在總統府演講時，提到 世界上只有一種制度比中國一黨獨裁專政（one party autocracy）還要更差的，就是美國今天的一黨民主（one party democracy）。一黨要贊成某個法案，另一個黨就反對，結果很難提出最好的法案，最後凡是能通過的，都只是次等（sub optimal）的法案。佛里曼感慨說：「我們可以明說增兵阿富汗，但增加油稅，卻連提都不可以提。」
這就是美國能源法案今天所遇到的情況，佛里曼對他所深愛的美國抱持著複雜情緒，一方面他深為美國的自由及創新為傲，另一方面美式民主的效率卻深深挫折他，甚至令他憤怒。佛里曼在總統府，對著滿堂百官，半帶謔地說：「反觀極權統治的領導威信，卻可以從上到下貫徹其命令。也許是我的幻想，但是一黨獨裁似乎比一黨民主要更能做事，這是我們民主系統的重大危機。」
因此他希望美國能夠變成「一日集權效率的中國」以無比的中央集權來訂定新能源政策，訂立各種種理想的配套規定、獎勵、稅賦及建設的基礎架構以刺激市場，使潔淨動力、能源效率及節能達到一定規模。第二天又再變回民主美國。當然，這只是他的狂想。
中國開始變綠，全世界要小心
中國，占全球1∕6人口， 是舉世無雙的碳排放大國，關注這1∕6的人口如何轉變對整個世界非常重要。佛里曼在接受媒體名人陳文茜節目專訪時，被她問到：「你何以確定今天中國會走向綠色？很多人都懷疑這個看法？」
佛里曼的回答很妙，「今天中國變綠，不是因為他們讀了我的書，或看了高爾的片子《不願面對的真相》，也絕對不是中國要當世界公民、更不是因為讀了全球環保運動啟蒙者瑞秋．卡森的作品。」
他說，中國變綠，這件事一點都不浪漫，而是這是性命攸關的和生存有關的大事，他們發現不能呼吸、不能吃東西、也不能游泳、不能捕魚……，也就是他們注意環境議題完全是出於「必須」。他對著鏡頭，又補了一句更重要的話：「 英文有一句話說：『需求為創新之母』，中國要綠了，會引發很多效應，我們一定要小心注意了。」
原本，愛國心切的佛里曼，衷心希望美國能在綠能產業搶得先機，制定規格，好讓各國仿效，但是他多次走訪中國採訪後，他發現中國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急起直追。
佛里曼在台最後一晚，參加「北市百大青年綠能高峰論壇」對談時，他更為坦白對台下精英高中生說：「我甚至覺得中國已經走在美國的前面了。回顧2008、2009兩年，全世界最重要的是，不是全球性的衰退，而是中國決定發展再生能源的『綠能大躍進』（The Green Leap Forward）。」過去一年，中國大陸的風力、太陽能、大眾運輸、核能及效率更高的碳消耗計畫相繼出台，數量多得驚人。
佛里曼指出，當美國還在增兵阿富汗，大打反恐戰之際，全球綠能地球競賽的結果，以後美國的電動車、燃料電池、風力發電機組、太陽能板都可能將從中國進口。
全球ET競賽，台灣要加把勁
2008年初秋，《遠見》採訪團隊遠赴華府訪問佛里曼親筆寫下：「這世界變得又熱、又平、又擠。沒有哪個國家比台灣站在更好的位置上，成為綠能革命的領導者。我希望你們能把握這個機會。」
佛里曼這次來台又再次提到說：「台灣是一座沒有自然資源的小島，還很多颱風、地震、豪雨，2300萬人竟累積可觀的外匯存底。因為台灣擁有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就是腦力，在挖腦力過程中，就會開啟創造、知識、才能和企業精神。」
現在重看這段話，別具深意，這場從IT走向ET全球競賽，台灣已經站在很好的起跑點了。但是僅占全球千分之三人口的台灣，目前排碳量卻占全球百分之一，人均排碳量為全球第18，顯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綠能革命，是一場腦力創新的競賽，台灣得思考，如何在這場競賽中勝出？
除了綠能，佛里曼更關注兩岸發展
台海和平讓他印象最深刻
佛里曼來台期間，《遠見》幫他安排多個參訪行程。每到一處，他最關心的問題都是圍繞在台海兩岸的和平。
1月11日下午，坐在台達電總公司二樓寬敝、裝置著環場音效大螢幕的簡報室裡，佛里曼一手支著臉頰，一邊看著著簡介影片，同時一邊打開他隨身的戴爾電腦。
透過螢幕反光，他的臉看來有點疲累。早上起床至今，連續六、七小時，他已在總統府、行政院連趕兩場演講，如他自己說的「out of gas」（沒電了）。但影片播完後，他馬上回過神，坐直身體，把雙手放在鍵盤前，開始他的採訪工作。
這個場景，極可能是他到世界各地採訪的實況。
佛里曼的開場白很特別，他沒有直接對台達電發問，反而先自陳己見：「13年前，我曾描述海峽兩岸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戰爭可能一觸即發，13年後我再來，發現海峽兩岸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方，諾貝爾和平獎應頒給兩岸人民。這期間發生了什麼？」
採訪就是一種情報套利的過程
佛里曼在自己前一本暢銷書《世界是平的》創造了一組新詞「戴爾防制衝突理論」（The Dell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大意是世界上隸屬某一個全球供應鏈的任何國家，例如戴爾電腦30多種零組件，遍及中國、台灣、韓國、日本，都不會真的開戰，因為供應鏈無法忍受中斷。因此他在台達電的發問，把「和平」的可能想得更深，聚焦在什麼是「台海版」的戴爾理論？到底哪些政治以外的網絡構築出今天的兩岸和平氣氛？如果將台達電放在戴爾理論脈絡裡，會串起怎樣的關係？
他眼神發亮，先打住董事長鄭崇華要介紹產品展示間的急切邀請，繼續追問，「過去十多年，你們在中國蓋了多少工廠？」「何時開始在大陸投資？分布在哪些城市？」「獲益有多少來自中國？」
訪談中佛里曼的手沒有在鍵盤上停過，他記述下任何可以寫進專欄的內容。如他所說的，記者的工作其實就是一種「情報套利」（information arbitrage），知道如何用最有價值的方式組合這些資訊，他在台達電的訪問，示範的就是一連串情報套利的過程。
他又追問：「台灣、中國及美國在這條供應鏈上各自扮演什麼角色？」 「用誰的品牌賣產品？」「你會不會擔心這麼多人到中國工作，那台灣靠什麼過活？如果由你們設計、研發，那我們美國人做什麼？（大笑）」
鄭崇華回答問題時說：「我們不只協助台灣或中國，我們協助全世界，所以我們的電源器才可以賣得那麼好，美國很多大公司都是我們的客戶，現在環境及能源的問題如此嚴重，但我看到的都是機會、機會、還是機會。」
連續三個機會，逗得佛里曼發出大笑，「產業供應鏈」加上「綠能」的機會，讓台達電這家從15個人的小公司起家，38年後成為全球員工六萬人，2008年創下1426億元營收的綠能產業公司。
兩岸三地重要性，與綠能等量
就在拜會台達電之前，佛里曼先拜會行政院時，在閉門會談裡也和院長吳敦義做了關於兩岸政策的長談。很明顯地，相隔13年來台，他對兩岸和平的關注，幾乎和鼓吹綠能革命，等量齊觀。
過去20年來，佛里曼十分關心中國的發展，1991年後，他每年都造訪中國。但台灣卻長期不在他的考察地圖裡，經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前後歷時三年的邀約，來了之後，見了很多公私方面的朋友，做了無數的訪談，他或許慢慢發現，兩岸三地必須放在一起思考。
這天的訪問內容，也許不久將出現在佛里曼《紐約時報》專欄裡。在綠能產業以及兩岸和平上，佛里曼都拉高台灣的視野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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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記
佛里曼像賽馬一樣專注往前奔跑
難得來台，佛里曼的個人風格也展現無疑。
「我是一個混血者，我同時是個作家，也是個專欄作家，如果我不是在談我的書，我便是在我旅館的房間，思考文章，寫報導。」這兩個角色他從不搞混。事實上他對寫專欄這件事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紐約時報》每週二次專欄，都是在掛名的「OP-ED COLUMIST」， 全球700多家媒體轉載，讀者高達數百萬，如此動見觀瞻，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可能產生無可計量的「大數效應」， 成為佛里曼壓力的根源。
因此不管到哪裡，他都須靠運動來釋放壓力。佛里曼來台隔天早上，台北清晨10℃低溫，便穿著一襲深色連身運動服，在飯店外公園跑步，直到安排訪問的20分鐘前，他才大汗淋漓，從大門走進飯店。
佛里曼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如鐵漢般幹練，以及他的慧詰和幽默。一年有1∕3在國外採訪，時差總是調不過來，佛里曼說：「我只要醒來就工作，即使是半夜2點。」他隨身揹的那只電腦包，少說有十多公斤，有時看到他駝著大包包的背影，很像準備攀登山峰。
只想往前走，挖掘真實故事
從事新聞工作30年，他依然保有戰地記者的豪邁作風，多數的時候，佛里曼總是喝著可樂，不管氣溫多冷，還要求要加冰塊。然後，「咕嚕、咕嚕 」一口氣喝掉半杯。自然，佛里曼也絕對不能稱是美食家，有一晚在鼎泰豐吃小籠包時，他不費吹灰之力，用筷子捏起小籠包，提醒他湯汁燙口，他試了一下，仍然一口吃下，看來他只想把肚子填飽，因為就算在吃飯的時刻，他的腦子也停不下來。
佛里曼說，他的工作從不是為了累積個人的名聲，也並不是在搞一家Thomas.com 公司，「我和《紐約時報》的結合才能創造真正的價值。」但是樹大招風，他又如何當個名人呢？在吵嘈的餐廳裡，他有點動情地說了一段話：「在網路上，我知道有很多對我的批評，這些對我都像噪音，我從不在Google查閱有關自己的資訊，有很多錯誤的、假的，我也從不回應，他們也想藉由打擊我提高自己，我也不會上當。我只想往前走，挖掘真實的故事。」（此時他將雙手放在左右眼邊，比出目不旁瞬，一意往前直衝的賽馬姿態。）
陪伴他旅行最親密的伙伴，大概是那只永不離手的黑莓機，任何空檔，他都可以拿出黑莓機仔細端詳，回信查資料、看留言、發簡訊，有時兀自微笑個半天。即便是電視錄影前後亦然。
佛里曼對新奇觀點，保有極高的興趣，「interesting, interesting, interesting」是他最常說的話。在中天電視台接受訪問時，拍攝地點選在隱蔽的樓層，通過幾道安全密碼門，走進蔡衍明董事長掛著親筆墨寶的辦公室，主持人陳文茜要他放鬆「感覺像在家裡」，佛里曼搞笑地把腳擱在桌上，故作度假狀。逗得陳文茜說：「 I love your style.」現場大笑。（吳錦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