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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里曼:台灣最強的資源在人民腦力

期許台灣參與全球綠能競賽
文 / 吳錦勳    
201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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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里曼:台灣最強的資源在人民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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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13年之後,2010年開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三屆普立茲新聞獎得主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 應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之邀,第三度造訪台灣,進行為期四天的密集行程以及大型演講。

五年前,佛里曼出版了震驚世界的《世界是平的》之後,儼然成為自由市場頭號大祭師、全球化最堅定的鼓吹者。現在,他又成為世界級的「綠能革命佈道家」。

必須面對全球五大毀滅性趨勢

1月12日上午9點,佛里曼一襲深色西裝,站在舞台上,對台北國際會議中心現場3000位聽眾進行此行唯一一場公開演講,並與《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環保署長沈世宏、台北縣長周錫瑋、台達電子董事長鄭崇華、飛利浦公司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孔祥輝等人對談。

佛里曼站在講台上,說出世界又熱又平又擠,好像三把火炬燒在一起,同時燒出全球五項毀滅性趨勢:包括能源與天然能源供需失衡、產油國的獨裁、失控的氣候變遷、能源匱乏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等。

他在台上走動,隨著說話不斷變換手勢,秀出一張張投影片:昏黃路燈下,位於西非的幾內亞一座機場停車場高聳的圍牆外頭,每個石礅上都坐著一位青少年,少年們個個手捧書本,藉著停車場斜射過來的光線讀書。

佛里曼說:「全世界仍有16億人口過著沒有電的生活。中國兩個星期用電量達100億度,等於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南非除外)一年的消耗的電力,能源供需嚴重失衡。」

下一張:一群小雞圍繞一根白燭,這是中非洲辛巴威路撒卡附近的一座簡陋的農場,工人被迫點蠟蠋照顧剛孵出的小雞,並用煤炭為他們保暖,這裡供電不足,每週至少停電兩次。

接著又是一張,剛果大猩猩被虐殺後,像展示屍體般綁在擔架上。

提到這些人類不得不面對的五大問題,佛里曼愈來愈嚴肅,演講廳兩旁的大型螢幕投射出他憂慮的眼神,以及一年比一年更加花白的頭髮。

能源問題優先氣候變遷議題

在這場大型演講前一天,1月11日早晨,佛里曼走進了總統府彩虹廳講台,成為第一位在總統府月會對200位政府官員、企業界領袖演講的外籍人士。

在演講之前,他與馬總統先晤談,走到演講會場門口,他一度停下腳步叮嚀翻譯人員,待會兒他演講中有一串關鍵詞組,絕對要注意,不可以譯錯,這便是:「充足、清潔、便宜、可靠的電力。」

為什麼佛里曼這麼小心在意,因為只有達到這四大標準的電力,才足以緩解全球五大毀滅性趨勢。充足,指它不虞匱之,能夠滿足世界抹平之後,全球新興的30億崇尚美式生活的中產階級;清潔,指它不是來自地獄,而是再生能源;便宜,是因為它達到產業規模,成本下降,人人都負擔得起;可靠,則是指它具有供應的穩定性,不會時有時無。

這一串詞組,佛里曼可以毫不遲疑地倒背如流,而誰能開發出符合這四大標準的電力,便是掌握了下一波綠色革命的核心重點;誰能夠為人類尋求到這個 「聖杯」,誰便能主宰未來這個世紀。

佛里曼說:「綠能產業是下一波的新工業革命,任何掌握了ET的國家,將贏得更多的國家安全、經濟安定、產業競爭力以及全球的尊敬。」但人類要如何由風力、水力、潮汐、生質能及太陽能等來自天堂般的燃料,提煉出同時滿足「充足、清潔、便宜、可靠」的電力,這絕非易事,因此,佛里曼說,這需要改寫一切產業規格的「綠能革命」。

綠能革命不是派對 是全球競賽

儘管革命情勢急在眉睫,佛里曼卻澆了我們一頭冷水,「我們正面臨一場綠色革命嗎?現在我們有的只是綠色幻覺,而不是綠色革命。」

他在演講時指出,綠能革命不是吃吃豆腐、青菜,而必須達到產業級的規模;他翻開自己的書,語氣甚為幽默地唸了長長一串「205種方法輕鬆救地球的方法」,「21種救地球的賺錢法」「10種最佳方法綠化你的性生活」,包括素食保險套、太陽能電動按摩棒,「這可不是我杜撰的喲,」他說。台下聽了哄堂大笑。

這些花俏點子固然無害,但也成不了任何氣候。佛里曼於是追問:「你有聽過任何一場革命沒有人受傷的嗎?」革命是大破大立,革命只有一種意義:「不改變,就滅亡。」(change or die)

上個月,才剛參加過哥本哈根會議的佛里曼認為,全球190多個國家,發展的程度不同,想要透過會議條約來制約碳排放,效果極為有限,「沒有任何一個碳分子會被這個會議殺死。」於是他提出更為積極的「地球競賽」(earth race)。

他認為對抗全球暖化,與其靠政客協商,不如靠產業界的創新。過去冷戰時期,美國及前蘇聯的太空競賽,比賽誰先將人類送上月球,那時只有兩個國家玩得起,只有一個國家贏;而綠能革命,卻是一場每個國家都可以參與的「地球競賽」,比賽誰可以發展出潔淨能源科技,將人類留在地球上,而且每個國家都可能是贏家。他說:「這是一場沒有輸家的革命。」

曾有人問佛里曼,你最偏愛的綠能源是哪種?風力?太陽能?或是核能?他回答說:「我什麼都不是,我支持的是創新的生態系統(eco-system for innovation)的燃料。」

這個創新的生態系統是由法律、規則、標準等配套系統,提供誘因,發動數以萬計的創新工程師,在車庫裡搞出數以萬計的新玩意兒,這裡面幾千種可能有發展前景,幾百個可能很酷,其中兩個可能是下一個綠色的谷歌、綠色的微軟、綠色的宏碁,最後總能找到一個可行的辦法,可以為人類帶來充足、清潔、便宜、可靠的電力。

創新來自價格訊號 政府最關鍵

過去資訊革命,給了人類生活全新的功能,我們可以由有線電話,進步到放在口袋裡的手機;可以翻字典進步到查Google;可以由笨重的打字機進步到筆記型電腦……。

但是,即便有一天「能源革命」成功了,卻不會增加我們生活任何便利新功能,我們還是用同樣的照明、同樣的冷暖氣系統、同樣的能動性,唯一改變的是碳排放而已。

因此,如果我們加油像喝水那般簡單,有誰會花心思待在枯燥的車庫裡,為人類的未來創新?誰會願意投資看不到「錢」景的產業?

佛里曼在台幾次演講中,前後強調不下十次的「price matters」,沒有價格訊號,就沒有革命的發生。因此,綠能事業要達到如同資訊革命翻天覆地的規模,只有一個趨動力,那就是「價格訊號(price signal)」。佛里曼舉例說:「如果一加崙汽油要價5美元,你將『買』不到半台豐田(TOYOTA)的油電複合車PRIUS,你得排在長長的後補名單上;但是,當汽油降到一加崙只要2塊美元時,豐田也『賣』不出半台PRIUS。」

佛里曼指出天堂的燃料和地獄的燃料,具有本質的差異。油和煤來自地底下,需求愈多,價格便愈高;但是風力、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來自科技創新,會隨著需求增加,刺激它達到產業規模,價格會愈低。因此再生能源在發展初期,必須有很好的鼓勵及補貼措施。

於是,這時候政府就必須要扮演關鍵性角色 ,它必須能釋放清楚的「市場商機」與「價格訊號」,訂定各種理想的配套規定、獎勵、稅賦及基礎建設以刺激市場。他說,回顧過往歷史,你會發現:在意想不到的產業革新背後,往往有著強硬法規的推動;這就是在這場綠能革命中,政府必須扮演的角色—運用公權力來決定價格、制訂各種法令與規範,讓「綠」不再只是一個選項,而是唯一的標準,讓那些能源業者面對「不改變,就淘汰」的局面。

政府不應視漲價為選票毒藥

佛里曼在演講中也常提到日本因為課以高額的石油稅,造就了今日豐田和本田油電混合汽車上市成功,而同時,美國汽油價格很低,兩大汽車公司「通用」和「克萊斯勒」卻相繼破產。

在演講會場,環保署長沈世宏問佛里曼:「漲價對於政治人物是選票毒藥,如果你是政治人物,如何說服選民提高油價水價電價?」

佛里曼回答時,提到最鍾愛的北歐小國丹麥。1973年丹麥經濟受害於石油禁運之後,轉以能源效率和再生能源為重點。他們用課稅方式使能源變得相當昂貴,民眾就有節約的誘因,同時鼓勵綠能產業。

結果從1981年以來,丹麥經濟成長了70%,目前能源出口占全國經濟所得10%,失業率目前不到4%,全世界風力渦輪,有1∕3來自丹麥。1970年代丹麥99%的能源來自中東,現在是零。就連剛去採訪哥本哈根會議的《遠見》記者團發現,丹麥的旅館房費中還內含了3%的「環境稅」。

這麼漫長的過程裡,丹麥其實也經歷了一段嚴峻的「轉型陣痛」,才一步步走到今天。丹麥政府的決心,令在坐的台達電董事長鄭崇華有感而發說:「能源稅是對的政策,有助台灣永續,政府不去做,我覺得是一種罪過!」

擔任主持的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也說,在台灣的政治人物都沒有一個敢說能源價格要調整,因為這是政治人物的死亡之吻。「但是,做為一個經濟學家,我要把最簡單的道理點出,Price Matters,提高稅收,用這些錢拿來補貼綠能產業,投資教育、鼓勵創新,才是該做的事。」

飛利浦大中華區首席執行官孔祥輝也舉例,人類照明所需電力約占全球的電力使用19%,假設把全世界的白熾燈泡統統換成省電燈泡,估計一年就能節省大約200億歐元電費,相當於減少碳排放達6.3億噸或是18億桶原油的消耗。換燈泡是很容易的事,必須是政府強制的政策。

台北縣長周錫瑋也以整治淡水河,拆了32家砂石場、設置人工濕地、打造坪林鄉為319鄉鎮市最乾淨的低碳示範區,分享他推動環保及減碳政策心得。

美國當集權中國,一天就好

政府角色難為,民主也非萬能,佛里曼常說:「如果美國帶頭綠的話,那全世界也開始變綠。」可惜這麼有氣魄的宣告,卻踢到「民主」這塊愈來愈厚的大鐵板。

佛里曼在《紐約時報》專欄中履次抨擊美國國會的碳稅、油稅法案因循延宕,他的批評觸及了現今美國民主政治的一條「底線」,那便是故步自封、跛腳的「一黨式民主」。

佛里曼在總統府演講時,提到 世界上只有一種制度比中國一黨獨裁專政(one party autocracy)還要更差的,就是美國今天的一黨民主(one party democracy)。一黨要贊成某個法案,另一個黨就反對,結果很難提出最好的法案,最後凡是能通過的,都只是次等(sub optimal)的法案。佛里曼感慨說:「我們可以明說增兵阿富汗,但增加油稅,卻連提都不可以提。」

這就是美國能源法案今天所遇到的情況,佛里曼對他所深愛的美國抱持著複雜情緒,一方面他深為美國的自由及創新為傲,另一方面美式民主的效率卻深深挫折他,甚至令他憤怒。佛里曼在總統府,對著滿堂百官,半帶謔地說:「反觀極權統治的領導威信,卻可以從上到下貫徹其命令。也許是我的幻想,但是一黨獨裁似乎比一黨民主要更能做事,這是我們民主系統的重大危機。」

因此他希望美國能夠變成「一日集權效率的中國」以無比的中央集權來訂定新能源政策,訂立各種種理想的配套規定、獎勵、稅賦及建設的基礎架構以刺激市場,使潔淨動力、能源效率及節能達到一定規模。第二天又再變回民主美國。當然,這只是他的狂想。

中國開始變綠,全世界要小心

中國,占全球1∕6人口, 是舉世無雙的碳排放大國,關注這1∕6的人口如何轉變對整個世界非常重要。佛里曼在接受媒體名人陳文茜節目專訪時,被她問到:「你何以確定今天中國會走向綠色?很多人都懷疑這個看法?」

佛里曼的回答很妙,「今天中國變綠,不是因為他們讀了我的書,或看了高爾的片子《不願面對的真相》,也絕對不是中國要當世界公民、更不是因為讀了全球環保運動啟蒙者瑞秋.卡森的作品。」

他說,中國變綠,這件事一點都不浪漫,而是這是性命攸關的和生存有關的大事,他們發現不能呼吸、不能吃東西、也不能游泳、不能捕魚……,也就是他們注意環境議題完全是出於「必須」。他對著鏡頭,又補了一句更重要的話:「 英文有一句話說:『需求為創新之母』,中國要綠了,會引發很多效應,我們一定要小心注意了。」

原本,愛國心切的佛里曼,衷心希望美國能在綠能產業搶得先機,制定規格,好讓各國仿效,但是他多次走訪中國採訪後,他發現中國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急起直追。

佛里曼在台最後一晚,參加「北市百大青年綠能高峰論壇」對談時,他更為坦白對台下精英高中生說:「我甚至覺得中國已經走在美國的前面了。回顧2008、2009兩年,全世界最重要的是,不是全球性的衰退,而是中國決定發展再生能源的『綠能大躍進』(The Green Leap Forward)。」過去一年,中國大陸的風力、太陽能、大眾運輸、核能及效率更高的碳消耗計畫相繼出台,數量多得驚人。

佛里曼指出,當美國還在增兵阿富汗,大打反恐戰之際,全球綠能地球競賽的結果,以後美國的電動車、燃料電池、風力發電機組、太陽能板都可能將從中國進口。

全球ET競賽,台灣要加把勁

2008年初秋,《遠見》採訪團隊遠赴華府訪問佛里曼親筆寫下:「這世界變得又熱、又平、又擠。沒有哪個國家比台灣站在更好的位置上,成為綠能革命的領導者。我希望你們能把握這個機會。」

佛里曼這次來台又再次提到說:「台灣是一座沒有自然資源的小島,還很多颱風、地震、豪雨,2300萬人竟累積可觀的外匯存底。因為台灣擁有最重要的可再生能源,就是腦力,在挖腦力過程中,就會開啟創造、知識、才能和企業精神。」

現在重看這段話,別具深意,這場從IT走向ET全球競賽,台灣已經站在很好的起跑點了。但是僅占全球千分之三人口的台灣,目前排碳量卻占全球百分之一,人均排碳量為全球第18,顯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綠能革命,是一場腦力創新的競賽,台灣得思考,如何在這場競賽中勝出?

除了綠能,佛里曼更關注兩岸發展

台海和平讓他印象最深刻

佛里曼來台期間,《遠見》幫他安排多個參訪行程。每到一處,他最關心的問題都是圍繞在台海兩岸的和平。

1月11日下午,坐在台達電總公司二樓寬敝、裝置著環場音效大螢幕的簡報室裡,佛里曼一手支著臉頰,一邊看著著簡介影片,同時一邊打開他隨身的戴爾電腦。

透過螢幕反光,他的臉看來有點疲累。早上起床至今,連續六、七小時,他已在總統府、行政院連趕兩場演講,如他自己說的「out of gas」(沒電了)。但影片播完後,他馬上回過神,坐直身體,把雙手放在鍵盤前,開始他的採訪工作。

這個場景,極可能是他到世界各地採訪的實況。

佛里曼的開場白很特別,他沒有直接對台達電發問,反而先自陳己見:「13年前,我曾描述海峽兩岸是全球最危險的地方,戰爭可能一觸即發,13年後我再來,發現海峽兩岸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地方,諾貝爾和平獎應頒給兩岸人民。這期間發生了什麼?」

採訪就是一種情報套利的過程

佛里曼在自己前一本暢銷書《世界是平的》創造了一組新詞「戴爾防制衝突理論」(The Dell Theory of Conflict Prevention)。大意是世界上隸屬某一個全球供應鏈的任何國家,例如戴爾電腦30多種零組件,遍及中國、台灣、韓國、日本,都不會真的開戰,因為供應鏈無法忍受中斷。因此他在台達電的發問,把「和平」的可能想得更深,聚焦在什麼是「台海版」的戴爾理論?到底哪些政治以外的網絡構築出今天的兩岸和平氣氛?如果將台達電放在戴爾理論脈絡裡,會串起怎樣的關係?

他眼神發亮,先打住董事長鄭崇華要介紹產品展示間的急切邀請,繼續追問,「過去十多年,你們在中國蓋了多少工廠?」「何時開始在大陸投資?分布在哪些城市?」「獲益有多少來自中國?」

訪談中佛里曼的手沒有在鍵盤上停過,他記述下任何可以寫進專欄的內容。如他所說的,記者的工作其實就是一種「情報套利」(information arbitrage),知道如何用最有價值的方式組合這些資訊,他在台達電的訪問,示範的就是一連串情報套利的過程。

他又追問:「台灣、中國及美國在這條供應鏈上各自扮演什麼角色?」 「用誰的品牌賣產品?」「你會不會擔心這麼多人到中國工作,那台灣靠什麼過活?如果由你們設計、研發,那我們美國人做什麼?(大笑)」

鄭崇華回答問題時說:「我們不只協助台灣或中國,我們協助全世界,所以我們的電源器才可以賣得那麼好,美國很多大公司都是我們的客戶,現在環境及能源的問題如此嚴重,但我看到的都是機會、機會、還是機會。」

連續三個機會,逗得佛里曼發出大笑,「產業供應鏈」加上「綠能」的機會,讓台達電這家從15個人的小公司起家,38年後成為全球員工六萬人,2008年創下1426億元營收的綠能產業公司。

兩岸三地重要性,與綠能等量

就在拜會台達電之前,佛里曼先拜會行政院時,在閉門會談裡也和院長吳敦義做了關於兩岸政策的長談。很明顯地,相隔13年來台,他對兩岸和平的關注,幾乎和鼓吹綠能革命,等量齊觀。

過去20年來,佛里曼十分關心中國的發展,1991年後,他每年都造訪中國。但台灣卻長期不在他的考察地圖裡,經由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前後歷時三年的邀約,來了之後,見了很多公私方面的朋友,做了無數的訪談,他或許慢慢發現,兩岸三地必須放在一起思考。

這天的訪問內容,也許不久將出現在佛里曼《紐約時報》專欄裡。在綠能產業以及兩岸和平上,佛里曼都拉高台灣的視野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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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後記

佛里曼像賽馬一樣專注往前奔跑

難得來台,佛里曼的個人風格也展現無疑。

「我是一個混血者,我同時是個作家,也是個專欄作家,如果我不是在談我的書,我便是在我旅館的房間,思考文章,寫報導。」這兩個角色他從不搞混。事實上他對寫專欄這件事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紐約時報》每週二次專欄,都是在掛名的「OP-ED COLUMIST」, 全球700多家媒體轉載,讀者高達數百萬,如此動見觀瞻,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可能產生無可計量的「大數效應」, 成為佛里曼壓力的根源。

因此不管到哪裡,他都須靠運動來釋放壓力。佛里曼來台隔天早上,台北清晨10℃低溫,便穿著一襲深色連身運動服,在飯店外公園跑步,直到安排訪問的20分鐘前,他才大汗淋漓,從大門走進飯店。

佛里曼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如鐵漢般幹練,以及他的慧詰和幽默。一年有1∕3在國外採訪,時差總是調不過來,佛里曼說:「我只要醒來就工作,即使是半夜2點。」他隨身揹的那只電腦包,少說有十多公斤,有時看到他駝著大包包的背影,很像準備攀登山峰。

只想往前走,挖掘真實故事

從事新聞工作30年,他依然保有戰地記者的豪邁作風,多數的時候,佛里曼總是喝著可樂,不管氣溫多冷,還要求要加冰塊。然後,「咕嚕、咕嚕 」一口氣喝掉半杯。自然,佛里曼也絕對不能稱是美食家,有一晚在鼎泰豐吃小籠包時,他不費吹灰之力,用筷子捏起小籠包,提醒他湯汁燙口,他試了一下,仍然一口吃下,看來他只想把肚子填飽,因為就算在吃飯的時刻,他的腦子也停不下來。

佛里曼說,他的工作從不是為了累積個人的名聲,也並不是在搞一家Thomas.com 公司,「我和《紐約時報》的結合才能創造真正的價值。」但是樹大招風,他又如何當個名人呢?在吵嘈的餐廳裡,他有點動情地說了一段話:「在網路上,我知道有很多對我的批評,這些對我都像噪音,我從不在Google查閱有關自己的資訊,有很多錯誤的、假的,我也從不回應,他們也想藉由打擊我提高自己,我也不會上當。我只想往前走,挖掘真實的故事。」(此時他將雙手放在左右眼邊,比出目不旁瞬,一意往前直衝的賽馬姿態。)

陪伴他旅行最親密的伙伴,大概是那只永不離手的黑莓機,任何空檔,他都可以拿出黑莓機仔細端詳,回信查資料、看留言、發簡訊,有時兀自微笑個半天。即便是電視錄影前後亦然。

佛里曼對新奇觀點,保有極高的興趣,「interesting, interesting, interesting」是他最常說的話。在中天電視台接受訪問時,拍攝地點選在隱蔽的樓層,通過幾道安全密碼門,走進蔡衍明董事長掛著親筆墨寶的辦公室,主持人陳文茜要他放鬆「感覺像在家裡」,佛里曼搞笑地把腳擱在桌上,故作度假狀。逗得陳文茜說:「 I love your style.」現場大笑。(吳錦勳

本文出自 2010 / 02 月號

第284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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