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在民主國家被視為「第四權」，它永遠是扮演制衡當政者的角色。12月上旬，先後兩次赴北京、上海，有機會遇上他們碰觸這個議題。
中國經濟崛起後，全球媒體的報導鋪天蓋地而來；金融海嘯更讓中國議題主導了國際媒體的版面。西方記者十分好奇：為什麼一個國家可以在經濟上如此成長繁榮，而政治上依舊保守傳統？
對媒體角色的認知和限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11月第二週，美國總統歐巴馬訪問中國，只選擇了《南方周末》做獨家專訪。總編輯向熹的12分鐘訪問稿刊出同時，報紙用半版廣告，只登了一段文字：「不是每一期都有獨家專訪，但是每一周都可以在這裡讀懂中國」，被喻為「開天窗」，引起官方不滿。一個月後，向熹被調職，新聞界一片譁然。
12月9日，美國「百人會」年會在北京舉辦，其中一個論壇主題就是「美國記者如何解讀中國」，邀請了《紐約時報》、美國公共電視台、《芝加哥論壇報》和美國《商業周刊》的資深媒體人參與。
主持人是獲艾美獎的公共電視記者查理‧羅斯（Charlie Rose），他接到台下聽眾提出的各種問題，幾乎都指向：「為什麼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導都是『負面的』？」「你們總部如何訂定特派員採訪的主題？」
現場唯一與談女士，《紐約時報》執行總編吉爾‧愛博松（Jill Abramson）回應說：我們的報導只在「反映事實」；「《紐約時報》做為一個負責任的媒體，客觀公正是目標；我們尊重在地特派員的選題，總部只協助釐清報導，讓讀者更容易懂，從來不扮演主導角色。」
1989年普立茲獎得主、《芝加哥論壇報》專欄作家克拉倫斯‧佩吉（Clarence Page）進一步分析：中國對美國而言，「從一個被救濟的對象，變成經濟強國，」其中有許多的故事是具有「挑戰性」的。他更直言：「新聞本質上的衝突文化，遇上中國政府講求的和諧文化」，兩者必定會格格不入。
《商業周刊》執行總編輯約翰‧伯恩（John A. Byrne）呼應這樣的觀察，他說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導可以用「排山倒海」來形容，「不可否認的，能吸引讀者注意的事實與觀點，往往是『反常的』『煽情的』」。
不過與談的美國資深媒體人一致同意：全世界的讀者都會選擇「他們喜歡的媒體」。不論是正面或負面報導，最終都由讀者來決定看與不看。
幾天後，在上海的報紙上見到這樣一則新聞。
上海證監會頒布財經媒體「九不」規定，禁止媒體「對不同分類基金做合併評價」「對不足六個月基金做評價和排名」等。證監會並用了「請財經媒體認真學習〈證券投資基金評價管理辦法〉，準確把握法規精神，嚴格執行相關規定」的字眼。
面對這種西方讀者有充份閱聽選擇權，和中國把傳媒做為官方宣傳工具的兩極思惟，雞同鴨講是必然的現象。只有當大家有共同語言和新聞價值觀時，媒體的真正角色才可能被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