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執政黨「二中全會」對於大陸這次動盪的反應，如果視之為「危機處理」，這中間的過程如何？
答：一個整體的決策，第一要及時，第二要負責。
在當時，做決策的人都注意到時間非常重要。第一個要面對外界的時間是在上午九點鐘，所以必須把握在九點鐘之前對這件事做個處理。
如果在這個時候，我們若無其事，還是按照一般程序處理的話，可以想見與會人士及社會的反應。
腦中有預判構圖
事後也證明這點。當我準備上講台去報告當天讀訓的時間、科目的時候，馬上就有好幾位出席同志，包括資深的同志和所謂新銳都跑來說「我有意見」，我都說：「請您是不是可以讓我講完話後再表達意見。」事後，我也看了很多臨時提案的條子，簽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問：在程序上你們當時處理的原則是什麼？
答：處理當中必須掌握主動。如果等到人家提案了，你才反應的話，不但使當天開會的整個程序攪亂，而且會把整個會場的氣氛搞壞。假如這件事情我們沒有處理得很好的話，到時矛頭不是在批評中共，而是在批評我們政府沒有效率，執政黨沒有能力來應付。
別人來評價一個政府或一個黨的處理情形，第一點，你是否對狀況已經完全掌握清楚；第二點，你的分析判斷是否正確；第三點，你的因應措施是否有效。
問：你們如何做到這幾點？
答:不瞞你講，給我們緩衝的時間非常短。一個決策的人必須先在腦海裡有預判的構圖。就像以前大家說建築設計師為什麼很偉大，因為他在製圖之前，在腦海中已經有了這房子造好之後會是什麼樣子的圖像，假如他也跟一般人一樣完全看了圖再行動的話，那他就不成為一個偉大的建築師了。
決策者腦海中就要先瞭解到現場會是什麼樣子；大家跑去搶麥克風，或是緊急提出程序發言，或是充滿非常慷慨激昂的情緒。
對於狀況的瞭解，在黨的會議中，莫過於請大陸工作會的主任來報告是比較恰當的，同時在報告中應該略做分析。
負責人各就各位
另外，我一再重申說明：當天一大早總統與行政院長，就已經立刻進入狀況，緊急的因應這件事情。在上午六點多鐘召集緊急會議，上午八點鐘就開會，換言之，最重要的負責大陸政策的人都已經各就各位，讓大家覺得：「喔！事情發生之後，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執政黨已經有人立刻在處理了。」
問：你們是晚上幾點鐘被通知知道大陸這件事的？
答：早的話，有人是凌晨四點多鐘，到上午六點之前，都被陸續通知到了。
問：要召集這樣的會議，是你建議的？
答：那倒不盡然。總統準備召開會議，李院長也準備召開會議，黨部本來就為全會事務預定要召開早餐會報，後來乾脆合起來開，不過層次就提高了。開會中，很快讓大家瞭解總統和院長都關切這個事情，大家各就各位了。所以我說「總統召集黨政重要的人都參與會議」。
問：那些人參加了會議？
答：除了李主席、李院長、大陸工作指導小組召集人馬樹禮先生，總統府李秘書長及其他有關首長，像參謀總長、安全局長等，也都以從政同志身分參加了。從事後的因應措施，也可以發現他們必須參與，國家安全局長所蒐集的情報、所提供的資料，當然都是最重要的判斷依據。
不要給他們增加藉口
問：在這之前，執政黨並沒有做很快的反應，後來又做了，中間是不是有些政治考慮？這政治考慮是什麼？
答：第一、我們對於本身基地的安全維護必須要優先考慮。我們對大陸有責任、有理想，但更重要的是，做為一個執政黨，做為一個以台灣為基礎，對中國未來發展遠景的規畫者，我們對台灣的安全必須要負責。
不必攤在檯面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一再企圖把大陸的民主運動和外界掛鉤，拿來混淆視聽，作為鎮壓的「證據」，我們不要給他們找到任何藉口。
事實上大陸這次的民主運動，自發性的程度遠高於外界的影響。但是長期以來的外界影響是絕對有的，譬如我們有超過四十萬的人曾到大陸探親；大陸在美國的留學生就有四萬多人，這些人在外面所看到的民主社會情況，對大陸當然會有衝擊。
第二、我們也不要讓中共製造任何對我們有所蠢動的機會。我們並不是怕他，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就像我在二中全會做的黨務報告中所說，當前我們對大陸問題有幾個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就是中國的統一必須以非武力的方式進行。
以當前情況來看，假如在台海發生任何的武裝衝突，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對大陸的民主運動也是有害無益；因此我們不必在這上面替中共製造藉口，徒增早日實現統一的阻撓。
另外很重要一點，就是我們做很多的事情，也不必要都攤在檯子上面來講。
問：政府對大陸的情況，如何做到能掌握真實而快速的消息？在開放大陸探親、採訪後，大陸工作會在這方面的角色是否需要調整？
答：今天的情報蒐集狀況，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樣。我自己在擔任黨的幕僚長工作之後，首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掌握大陸狀況，和對今後我們的作法、方式等問題，做個全盤的檢討。
過去我們大陸工作會有過相當的貢獻，但是過去工作的重點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偏重於敵後的布建和情報蒐集，屬於較低層次的戰術性工作。
但是今天面對的狀況，四十幾萬人都到過大陸，接受到大陸的資訊，也接觸得到大陸的民眾。他們所了解大陸的真相可能遠比我們十幾二十年前所蒐集的資料更深入、更廣泛。今後大陸工作會所要做的事情，除了資料的蒐集與研判，可能是要提到更高的層次、做策略性的工作、做戰略性的分析與規劃的工作。
拋下夜郎自大心理
固然台灣在過去幾十年中累積了許多資源，就是我們的個人要比大陸富有，但是我們今天絕對要拋下的不只是虛矯的身段，更重要是拋下夜郎自大的心理。以七百五十億，甚至於八百億的美金外匯存底投到中國大陸十一億人海中，一個人還分不到七十五塊美金，請問七十五塊美金能做什麼？
今後，一方面我們不能只從台灣看大陸，我們必須從大陸看大陸，從整個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而另一方面，對於大陸整體的工作來講「與其做全面的，似乎更應該選擇一些重點地區，以期從點的量變擴大到面的質變影響，最後達到改變整個大陸體質與制度的目的。
問：可否更具體的說明？
答：中國在滿清時代，當一個專制的政權遭受西洋外力的衝擊時，他們的因應是什麼？就是希望閉關，不希望外面的影響力進來。所以清朝對於外國要來通商，就劃幾個點；甚至於實在沒辦法了，就割讓一個香港，讓外國人去做生意，以免其他地區也被外國勢力滲入。今天中共搞相同的辦法，他不希望大陸開放，因為制度的改變是對中共政權最大的威脅，再沒有比我們的自由民主制度和思想進去對他們有更大的衝擊和威脅了。於是，如果他擋不住了，就可能弄個海南島出來讓人做生意。
但我們要真正突破共產的鐵幕，就應該想辦法把力量深入到大陸內地去，要在大陸本土上讓整個大陸民眾知道，也感受到不同的制度會造成不同的社會狀況，才會真正帶來大陸自由民主和繁榮。
問：這次天安門事件之後，我們的大陸政策會不會改變？會往什麼方向改變？
答：天安門事件給我們很多啟示。第一、證明經國先生推動我們本身很多的革新，是絕對正確的。
第二、這次天安門事件如果只是能在大陸以外地區有反應，則對中共並沒有絕對性的影響。但如果能在中國大陸各地得到響應，才是對中共政權造成最大的壓力。
讓大家都知道
我們常常提到，如果武昌起義之後，各省沒有響應，滿清王朝不會垮的。而且滿清王朝的垮台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其他的地區，武昌起義之後，四川、廣東……別的地方有響應，才有革命成功的結果。
今天中國大陸的改變，北平是個很重要的地點，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全國其他的地區一起要求變革。因為畢竟大陸太大了，中共可以集中很大的軍事力量對某一地區做武裝鎮壓，但是他卻壓不住在大陸各地同時爆發的抗爭。我們今天可以對大陸做的，就是如何把北平發生的情況，儘速的讓大陸其他地區知道、起來響應。
我們對大陸許許多多的工作，在觀念上也要變。特別是要讓大陸同胞感受到：不是國民黨或是在台灣的中國人想要讓大陸如何如何，或是要重新獲取大陸上什麼利益，而是真正有一份感情和關懷。讓他們知道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誠心的想幫助大陸同胞獲得他們所希望的美好生活方式。假如我們這種觀念不能建立的話，大陸工作的推展就會有困難。
問：這和二國兩府」有沒有關係？
答：「一國兩府」又牽涉到我承不承認他、他承不承認我的問題。我們現在也不必又捲入這一涉及法律、內政或外交等許多複雜的因素之中。
我強調往統一的道路上，在觀念方面要改變，並不是否定過去對或不對的問題，今天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希望 希望以非武力的手段來達成中國的統一。既然是以非武力方式，那麼讓大陸上本身發生很大的變化，讓大陸有實質上、體制上的改變，而造成一個更有利於統一的環境，這可能是對我們整體比較好的方式。
要想偏安都難
問：中共血洗天安門之後，有人覺得這麼大一件事，我們卻使不出力量來，首先在外交上無法發揮力量；第二，又不能揮軍北上；第三，即使要經濟制裁，基於現實因素又辦不到，所以有無力感，更進一步思考到我們是要「偏安」，還是要「介入」？執政黨是否能指出方向？
答：我們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就是在大陸今天那麼大的變化中，我們找不到一個連結點。
自從開放探親，那麼多人去大陸之後，輿論界也用那麼大的篇幅在報導，我感覺到越來越多人在關心大陸，而且這種關心越來越超乎省籍了。
若從現實的角度來講，目前大陸上發生的變化如果最後有負面的發展，老實講，你想偏安都不可能。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天的因應措施中，特別強調「三軍加強戒備」。
我很欣賞最近報紙上針對中共鎮壓民主運動暴行而刊出的一幅漫畫：「鄧小平得了狂犬病。」得狂犬病之後是會亂咬人的，他也許咬不住大陸上的人，但隨便咬我們一口的話，我們也不得不防一防。
防一防狂犬病
執政黨在這方面可以做什麼？我覺得在感情上，我們對中國大陸要投下更大的關注；理性上，我們又必須做更多審慎的因應對策。換言之，我們不宜輕舉妄動。
我們要加緊做的是，用間接的方式，多去支援大陸上民主運動人士，讓他們得到更大的精神和物資支援，才能繼續去爭取民主自由。
像揮軍北上這些議論，連你都覺得不太好。但是十年二十年前如果我們不講揮軍北上這種話，人家都認為我們是不對的，為什麼現在會認為這種政策上的選擇是值得斟酌的事？因為時間、空間、環境、情況都有了變化，這就是凡事要從整體去考慮。
問：這次天安門事件也使得海峽兩岸希望和平統一、或和平共存的狀態被打破了，這是否會造成「獨台」的情形出現？
答：我想從這次大家都對大陸關心的情形來看，我認為大家越來越瞭解「大家都是中國人」。我也感覺到，這次大陸的動盪有助於大家對整體共識的建立，這點是好的。
不過我們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大家常常會忽略一個基本因素，那就是，儘管有省籍不同，但大家對於今天台灣的關心並沒有不同。
我出生在大陸，在台灣成長，從小學一直唸到大學，我對台灣的熱愛和關心絕不下於任何在台灣出生的本省同胞，但是我非常驕傲做為一個中國人。我想這種情緒－－就是我愛台灣，對台灣的安全、對台灣本身非常關心、不會因為情緒化而亂了我們處理大陸事務的立場與步驟。但這樣的理性反應，並不表示不愛中國，而要走上「獨台」之路。
驕傲身為中國人
問：這種「都是中國人」的想法會使我們的「三不政策」改變嗎？
答：今天有很多人可能都誤解了「三不政策」實質上的內涵。
在我們相大陸最近調整兩岸關係之前，我們談到「三不政策」，是黑白分明的，很容易講，不來往就是不來往。當大陸上比以前開放，開始送留學生到國外以後，我們立刻就發現到對「三不政策」的第一個衝擊，雙方的留學生在美國或其他國家互相碰到，怎麼能夠「不接觸」呢？在電梯裡碰到大陸留學生能不打招呼嗎？
後來我們加以修正，我們要照顧他們、關心他們。演變到最近的情況，我們甚至派體育團體到大陸以後，我常常開玩笑講：「我們和他們比賽柔道的時候，怎麼能不接觸呢？」
但是很多人常常沒有瞭解根本的間題，什麼叫「三不」？「三不」是政治層面中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執政黨也好、政府也好，絕不能就我們與大陸間的根本重要政治問題，以犧牲台灣兩千萬民眾的安全、自由、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及未來的福祉，與中共政權做任何的談判、接觸和妥協。在政治層面上，絕對不可以這樣做！
「三不政策」新解
如果中國要統一，必須要基於我們所有中國人的自由意願，絕不是單憑執政黨或幾個人的意願可以和中共談判的。
問：那麼什麼樣的人可以有這樣的代表性呢？
答：我想至少在目前情況之下，我沒有感覺到絕多數人會同意可以以犧牲台灣的福祉與自由幸福去和中共談判。
以前我擔任新聞局長時，常有外國記者問我「你們為什麼要有這「三不政策」？」我說：「我告訴你，我們和中共最大的不同，在於制度和生活方式，假使我們矮化自己，去和中共接觸、談判與妥協，而結果是犧牲了我們的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不要說政府沒有這個權力，二千萬民眾也不會允許這樣做，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強調「三不」又有什麼不對？」
問：如果不久中共出現保守的政權，他們對我們這種越來越開放的大陸政策會採取什麼對策？會不會緊縮關閉？
答：最近這幾天大陸情勢是狀況不明，我覺得在這個時候，對大陸情況做任何武斷的預測都是不適宜的。
台灣是中國人的希望
尤其中共軍隊這次這麼瘋狂的血腥屠殺，我們不能隨便予以低估或漠視。未來的情況我們要隨時注意，做機動調整。任何的調整前提，還是我們必須以安全為第一考慮。
這不是自私，大家都知道，甚至在美國的大陸留學生都講：「台灣是中國人的未來希望」，假如台灣被他們弄掉的話，那中國還有什麼希望？
問：未來大陸政策的決策過程會不會改變？可能成立一個專屬部門嗎？
答：大陸政策所涉及的層面很廣，大家有相當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要成立一個部，有人要成立一個機構。我覺得它有很多實質的工作而它涵蓋面又很多。比如談到和大陸上經貿的情況，這顯然和經濟部有關，那麼將來假如有個什麼大陸部，大陸部是在經濟部之上，還是某一種業務只能歸於大陸部？很多文化的交流，又可能跟新聞方面有關連；甚至大陸的勞工能不能到台灣來，又是勞委會的事。確實涵蓋太多太廣的層面，問題是大陸部也好。專責機構也好，不在於它形式上的組織規模，重要的是它是否能發揮統合協調運作的功能。
它現在真正需要加強的是幕僚人員，也就是有人去盯，有人去執行。
在決策層面來講，也許是對大陸政策的共識建立不易，以致造成大陸政策緩慢的感覺。
為什麼特別強調共識的過程？就是大家的看法，基礎，不完全一致。有人比較著重於安全層面，有人著重於主動層面，也就是有人主張大陸政策要積極進攻，有人則主張要審慎緩進。
因此要在多增加溝通和建立共識中，融合各層面的意見。
(楊孟瑜、蕭富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