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輝達H200成為AI競逐焦點，在中美科技戰與關稅壓力下，美國祭出高門檻出口條件，中國則以行政手段反制。儘管在黃仁勳奔走協調後有限放行，卻牽動出算力主權、供應鏈重組、台灣半導體風險等種種考驗。
在2026年初這場圍繞輝達（NVIDIA）H200晶片的算力博弈中，美中科技戰正式進入從單向制裁轉向雙向管制的高複雜對峙期。這場衝突的導火線，始於1月13 日美國商務部的一項折衷政策。
雖然名義上，將H200的出口審查由「預設否決」改為「逐案審查」，看似放寬禁令，實則套上極其沉重的枷鎖。美方設定的六項條件，包括25％的高額利潤分攤、出口總量不得超過美國本土銷量的50％、必須在美國境內進行第三方技術檢測等；本質上，是將H200從單純的商業產品，轉化為高度透明的監控資產。對中國而言，這不僅是算力成本的劇增，更是對其主權與數據安全邊界的公然挑戰。
藉進口禁令打開國產晶片路
面對美方的相關舉動，中國政府隨即展現出強硬的行政韌性，海關與監管部門在美方公告後不到48小時，便下達事實上的進口禁令，僅在大學科研等極少數特殊情況下保留審批窗口。
這一動作背後，隱含著深層的戰略盤算。包括：中國決策層正試圖強行切斷國內科技巨頭對高階美系晶片的依賴慣性，為國產晶片爭取一個決定性的國產替代窗口期。甚至，過去中國企業在追求性能最優化的邏輯下，往往傾向採購NVIDIA的特供版產品，此舉卻導致對岸境內底層架構，長期受制於CUDA生態，難以形成自主的算力閉環。
因此，中方透過行政手段封鎖H200，等於是利用市場保護主義為華為昇騰910C、崑崙芯等產品換取生存空間，迫使百度、阿里、騰訊等業者轉向國產節點。不過，爾後在NVIDIA執行長黃仁勳的奔走下，中國最終仍放行H200進口10萬顆，象徵美中在AI戰略競爭中，達成技術出口與市場需求的脆弱平衡，允許中企在限制頻寬的架構下維持運算動能；同時，也顯示NVIDIA成功保住中國市場版圖，緩解中企轉向華為等本土晶片供應鏈的急迫性，延續美國硬體生態系的影響力。
事實上，中國國產晶片的競爭力，正處於硬體接近、軟體追趕的臨界點，以華為昇騰910C為例，其在單晶片算力與能效比上，已能與NVIDIA次旗艦產品抗衡，且2026年的生產目標已大幅提升至60萬顆，顯示出其製造端（如中芯國際）的良率瓶頸，正逐步被國家資源突破。
然而，AI算力的核心競爭力，不僅在於物理性能，更在於龐大的生態系，也就是NVIDIA的CUDA已成為全球AI開發者依賴的軟體，而國產晶片在萬億級參數大模型訓練所需的集群互聯帶寬上，仍與H200存在約1.5～2年的代差。中國選擇在此時封鎖H200，實質上是預見到若不採取極端手段，中國AI產業將陷入永遠追趕、永遠被斷供的惡性循環，因此，不計代價地推動去美化算力閉環。
牽動美中台三方戰略布局
整體而言，中國政府正式放行NVIDIA首批H200晶片進口，不僅是地緣政治角力下的重要轉折，更為全球半導體版圖投下震撼彈。可以說，這場博弈的意涵，跨越了單純的貿易往來，深刻影響著美、中、台三方的戰略布局。
其中，對美國來說，反映川普政府在維護國家安全與保障企業競爭力之間的精確權衡，透過允許特定限額的次代技術出口，一方面換取高達25％的銷售分潤，以充實國庫；另一方面，則藉由提供性能優於中國本土產品的晶片，策略性地延緩中國國產晶片的崛起速度。
而對中國來說，從最初的報關抵制轉為有條件放行，顯示其在追求算力自主的長遠目標下，仍難以忽視國內科技巨頭對高效能AI運算的燃眉之急。
至於台灣半導體業受到的影響方面，身為NVIDIA最核心的製造與代工盟友，H200的解禁，短期內直接提振台積電先進製程與伺服器組裝廠的訂單動能，減緩原先因禁令導致的產能閒置壓力。然而，由於出口政策附帶複雜的國安審查與關稅變數，台灣廠家在享受營收紅利的同時，也必須面對更嚴苛的物流合規要求與地緣政治波動風險，考驗著供應鏈的彈性調整能力。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台經院產經資料庫總監、APIAA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