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2025年的出生人數正式出爐，該年新生兒僅有10萬7812人，不只創下史上最低，連跌幅也是歷史新高，2026年的新生兒很可能跌破10萬。
隨著2026年的年假即將到來，相信不少人最討厭在過年拜訪親朋好友的時刻，都會被長輩們「關心」一些每年都必問的問題，像是什麼時候結婚、什麼時候生小孩，就算真的已經生小孩，也會被催促哪時再生第二胎。
結婚和生育的人生課題，似乎人人在適婚年齡時都必須面對，親戚們也總是會將自己的期待，加諸在孩子身上，但這種人生大事，哪能這麼簡單？
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台灣2025年的總出生和死亡人數，已在近日正式出爐——2025年的新生兒共有10萬7812人、死亡人數為20萬0268人。可以預期的是，未來新生兒要跌破10萬人，已經是即將發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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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這已經是台灣人口持續6年負成長，而且新生兒人數不只再創新低，更寫下歷年來「跌幅最高」的紀錄。如果說2024年已經令人憂心，那麼2025年的數字，恐怕只能用雪上加霜來形容。
這也意味著，台灣人口結構的警訊，已不再只是少子化，而是正式進入一個快速萎縮的人口時代。
台灣新生兒人數不斷持續下跌，少子化影響持續擴大
回顧2024年，台灣的新生兒人數為13萬4856人，當時已創下史上最低紀錄；沒想到短短一年後，2025年的出生人數又再度大幅下滑，這次更一口氣跌破11萬人，創下台灣人口有統計以來的最大跌幅。
人口負成長的趨勢，也不再只是單一現象，而是已經成為台灣社會的長期現實，因為從2020年，首度出現死亡人數高於出生人數以來，這個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逐年擴大，顯示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壓力，正在加速發酵。
曾經，2024年被寄予厚望，因為那一年正逢龍年，過往經驗顯示，龍年往往能為出生率帶來明顯拉抬效果。
無論是1976年龍年創下42萬5125名新生兒的歷史高峰，還是1988年、2000年、2012年龍年，都能比前一年多出2至3萬名新生兒。
然而，2024年的龍年，卻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新生兒人數不升反降，直接寫下新低；而到了2025年，當生肖紅利完全退場，出生人數更是毫不留情地持續探底。
這也間接說明，過去能短暫刺激生育意願的文化因素，已無法對抗現實層層堆疊的壓力，當生活本身就顯得吃力，生肖、好兆頭，早已不再是關鍵誘因。
台灣人不生小孩，逐漸成為多數人的權衡選擇
在整體社會氛圍下，「不生小孩」早已不只是少數人的選擇，而是愈來愈多台灣人的共同現況。
高房價、育兒成本節節攀升、薪資成長停滯、工作環境高度競爭，再加上長工時與照顧資源不足，使結婚與生育不再被視為人生的自然進程，而是一道風險極高、回報卻不確定的選擇題。
當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持續上升，個人發展與生活品質的重要性也隨之被放大，生育不再只是情感或責任，而是一項會深刻影響職涯、經濟與未來自由度的長期承諾。
在這樣的結構性壓力之下，延後生育、僅生一胎、選擇不婚，甚至直接放棄生子，逐漸成為一種理性且自保的決定。
人口數字的持續下探，只是結果，真正值得追問的，是背後那些早已存在、卻始終無法被解決的根本問題。
究竟，為什麼台灣人愈來愈不願意生小孩？
1、薪資問題
想要結婚、成家立業或生兒育女，最重要的關鍵就是錢，而若要扶養一個孩子，更需要花上難以估量的費用，這時薪資的影響就成了很大的關鍵。
雖然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台灣的歷年薪資結構數據，每年都有愈來愈高的趨勢，而且無論是經常性薪資、總薪資或加班費，都有逐漸增加的態勢，就連最低工資和基本時薪，也是都比以前還高。
但其實薪資的狀況，還牽涉到產業別和地區差異，以2024年為例，全台灣勞工的年薪中位數為54.6萬元，比2023年的52.5萬、2022年的51.8萬和2021年的50.8萬高，不過其實這樣的薪水，養一個孩子根本不夠。
再以2024年的縣市別來看，新竹市的年薪中位數最高，達90.2萬元，新竹縣其次，為73.6萬元，這都是竹科所帶來的效益，再來是台北市的73.5萬元；而較低薪的縣市，就包含年薪中位數46.8萬的彰化縣、47.9萬的屏東縣與48.3萬的台東縣。
如果要結婚生子，這樣的薪資怎麼可能？
2、房價過高
結婚意味著兩個家庭的交會，也意味著生活空間的重新安排。若能在婚後擁有自己的家、不必與任何一方父母同住，對許多夫妻來說，不只是隱私與自由的象徵，更是減少摩擦、避免婆媳或家庭衝突的重要關鍵，但卻在高房價時代，逐漸成為一種奢侈。
如果選擇在市區租屋，為了通勤便利、生活機能或未來育兒需求，勢必得面對不低的租金支出，想要坪數稍大、環境稍好的物件，租金更是節節攀升。在長期租屋卻始終「替房東繳房貸」的心理壓力下，買房自然成為許多人心中的理想解方。然而，理想往往敵不過現實。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的統計，台灣房價多年來持續上漲。與30年前父母輩購屋的年代相比，如今的房價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當年黃金地段每坪單價僅10餘萬元，如今即便不是核心蛋黃區，新成屋動輒破千萬已成為常態。
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年輕世代若想購入新房，除了必須承擔長達數十年的房貸壓力，第一關便是高不可攀的頭期款；若退而求其次，選擇價格較低的物件，往往又得在屋齡老舊、結構安全、生活機能或地段偏遠之間做出妥協。
在居住條件尚未穩定之前，多數人自然不敢輕易生小孩，生育也就被一延再延，甚至從人生規劃中刪除。
房價問題，讓成家這件事，變成一場風險極高的考驗，在這樣的結構壓力下，少子化的發生，幾乎成了一種必然結果。
3、職場環境
從制度面來看，台灣近年確實不斷朝友善育兒職場的方向靠攏。無論是最長可請兩年的育嬰留職停薪、父母皆可申請，前6個月可領取投保薪資80％的育嬰留職津貼；或是有薪產檢假增至7日、配偶的有薪陪產檢與陪產假合計7日等，相關法規看似已相當完善。
但對不少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而言，懷孕與育嬰，至今仍充滿許多歧視。已婚、準備結婚，甚至被認為「可能有生育計畫」的女性，在求職階段就可能遭遇隱性篩選，面試時被詢問婚姻狀況、生育打算，雖然早已違反勞動法規，卻依舊是部分業主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即使順利進入職場，真正的考驗往往發生在請假之後。產假、育嬰假一旦啟動，員工回歸職場時，原有的職位是否還在、職務內容是否被調整、升遷與考績是否受到影響，往往沒有任何明確保證。
不少女性在請完育嬰假後，面臨被調離核心職務、轉往支援單位，甚至職務性質大幅改變的狀況，對正值衝刺期的職場女性而言，這樣的風險往往令人卻步。
當傳統職場文化仍將生育視為個人問題，而非社會共同承擔的責任時，制度再友善，也難以真正解除人們對生小孩的顧慮。
4、生活品質
客觀來說，養小孩從來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而是取決於願不願意承受生活品質的全面調整，甚至是長期下降。
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生養孩子意味著必須在「窮養」與「富養」之間做出選擇，而這個選擇，往往同時也決定了父母自身的生活樣貌。
一旦孩子出生，家庭結構便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生活不再只圍繞兩個人的需求，而是全面轉向以孩子為重心。作息被重排、開銷明顯增加，從坐月子費用、奶粉尿布、醫療照護，到日後的托育、教育與才藝支出，每一項都會在不知不覺中累積龐大負擔。
對許多雙薪家庭而言，也許第一個孩子還勉強能維持平衡，但若談到第二胎，經濟與心理壓力便會成倍放大。生活中的彈性空間愈來愈少，任何突發狀況都可能成為壓垮預算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這樣的生活節奏下，許多人開始重新思考：是否願意為了生養孩子，長期壓縮自己的生活選擇，犧牲飲食品質、休閒娛樂，甚至放棄探索世界的可能性？
當「努力工作」只是為了勉強維持家庭運轉，而不是讓生活變得更好時，生育的吸引力自然大幅降低。
於是，在薪資成長有限、時間被高度壓縮、生活品質面臨全面調整的現實下，對不少人而言，選擇不生小孩，是一種試圖保住生活自主權的理性決定。
5、觀念改變
與父母那一代相比，現代社會對婚姻與生育的看法，早已出現根本性的轉變。晚婚，甚至不婚，逐漸從少數選擇，變成被普遍接受的人生路徑。這樣的改變，固然與職場結構、經濟壓力有關，但更深層的，仍是整體價值觀的轉移。
對許多年輕人而言，20、30歲正是累積專業、站穩職涯位置的關鍵階段。長時間投入工作、加班成為日常，生活圈幾乎只剩公司與同事，在不刻意使用交友軟體的情況下，能認識新對象的機會其實相當有限。
而當年紀漸長，戀愛與交往的心態也隨之改變，相較於年輕時的嘗試與磨合，這個階段的人，更在意對方是否具備長期相處的可能性，是否能攜手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時間變得格外珍貴，也更難容許一段沒有共識、方向不明的關係繼續消耗人生。
然而，當擇偶條件愈來愈清楚、標準愈來愈高，真正能走到婚姻的機率，自然也隨之下降。
晚婚趨勢的延續，也直接影響生育時程，隨著高齡產婦比例逐年上升，自然受孕的難度增加，生育風險與心理壓力同步提高，即便有心想生，時間與身體條件卻未必允許。
當婚姻與生育不再被視為人生的必要里程碑，而是眾多選項之一，少子化的出現，是一整個世代在現實與價值選擇下，所做出的集體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