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AI、關稅、地緣政治，交織成新博弈焦點。台美敲定將半導體關稅降至15％，表面讓利，實為策略布局，從制度引導產業遷移，到強化算力核心地位。這在在顯示，全球AI關鍵供應鏈，正受到大國政治重塑。
歷史不會重複細節，卻永遠重複權力的邏輯。20世紀的世界秩序，建立在石油之上；21世紀的權力競逐，則轉移到半導體：AI 時代的油金。
美國與丹麥：格陵蘭，是北極版的台灣？
若只從川普提出「購買格陵蘭」談起，這段歷史便顯得荒謬；但若把時間拉回150年，便會發現這是一條極為一致的戰略軌跡。
若要理解格陵蘭在今日世界格局中的角色，不能只從冷戰或川普時代談起，而必須把時間軸，拉回到工業革命的起點。
1851年，一本名為《白鯨記》（Moby-Dick）的小說問世。它表面上是一個人對抗巨鯨的故事，實際上卻是整個19世紀能源結構的縮影。18世紀後期，歐洲工業革命全面展開，大量金屬機械被製造出來，而所有可轉動的金屬部件，都迫切需要潤滑。在燃油工業尚未成熟、電力與煤氣燈尚未普及的年代，人類依賴的關鍵能源，正是鯨魚油。
鯨油既是工業潤滑劑，也是城市照明的主要燃料。能源需求的爆發，使捕鯨業成為當時最賺錢、最具戰略價值的產業之一。為了提高效率，人類在18世紀後期發明了trywork，這是一場能在船上直接煉製鯨油的設備，這使捕鯨船可以長時間遠航，不必返港。於是，獵場自然向更遙遠、資源更密集的地方推進，也就是「北極圈」。
能源，開始牽動地緣政治。
隨後爆發的拿破崙戰爭，讓英國建立前所未有的龐大海軍。戰爭結束後，這支過度擴張的艦隊無法閒置，於是被派往全球各地探險、測繪與開發。19世紀因此成為「探險家的世紀」，而北極，因為鯨業與潛在航道價值，成為列強競逐的焦點。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開始反覆思考一個問題：既然地球是圓的，歐洲向西可以到美洲，美洲向西可以到亞洲，那麼，是否能透過北極，找到一條更短的歐亞航線？
這便是「西北航道」。
相較於繞行好望角、蘇伊士運河或巴拿馬運河，若能從北極通行，航程可縮短約7000公里；這不只是航海成就，而是巨大的商業利潤與戰略優勢。因此，19世紀的強權國家，無一不將目光投向北方。
而在所有北極相關勢力中，有一個國家，因為一塊土地而占據關鍵位置：丹麥，與它的格陵蘭。
格陵蘭不只是冰封的荒島，而是連接北美、歐洲與北極海的樞紐。俄羅斯、挪威、冰島各有其北極通道，而丹麥，因為格陵蘭，成為北極體系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至於美國？
美國想要北上，卻被加拿大阻隔。內戰後的美國急欲擴展戰略縱深，卻不可能直接與大英帝國爭奪加拿大，於是選擇了一條更現實的道路：購買北方領土。
1867年，美國以巨大政治爭議的代價，向俄羅斯買下阿拉斯加。當時美國內部譏諷，這是「買了一塊鳥不生蛋的冰地」，但戰略家們心裡清楚，這只是第一步。美國隨即嘗試以約550萬美元的價格，再度向丹麥提出購買格陵蘭。
丹麥拒絕了。
原因不只是金錢，而是歷史與身分。格陵蘭對丹麥而言，是維京文明的延伸，是僅存的重要海外領土之一。美國的提案最終失敗，但這次失敗並非終點，而是長期布局的開始。美國持續派遣科學家、地理學者與軍事人員，前往格陵蘭與周邊地區，累積資料、等待時機。
機會，在二戰中出現。
納粹德國占領丹麥本土後，丹麥政府陷入極度弱勢，不得不與美國簽署協議，允許美軍進駐格陵蘭，並建立軍事基地。從此，格陵蘭的戰略價值被徹底軍事化；它成為北冰洋的監控中心、雷達前哨與冷戰時期制衡蘇聯的關鍵節點。
某種意義上，格陵蘭是北極版的台灣：位於大國勢力交會點，不以人口或經濟取勝，而以「位置」決定命運。
冷戰期間，美軍在格陵蘭部署轟炸機與核武監控系統。1968年，一架B-52轟炸機在當地墜毀，四枚核彈散落，造成長期輻射汙染，甚至至今仍有核彈頭下落不明。此事之後，美國在格陵蘭的存在轉趨低調，但從未撤離。
進入21世紀，氣候變遷融化冰層，西北航道逐漸可航行，加上稀土資源被發現，格陵蘭再度「被看見」。2009年，格陵蘭取得高度自治，開始在丹麥與美國之間擺盪，而美國也順勢繞過丹麥，直接與格陵蘭接觸。
因此，川普提出「買下格陵蘭」，並非一時興起，而是150年戰略邏輯的延續。也就是說，當「能源、航道、軍事、科技」這四者在同一塊土地上交會時，歷史從不會放過它。而這，正是理解今日台灣處境之前，必須讀懂的前史。
委內瑞拉與伊朗：不是因為石油，而是因為「踩到秩序紅線」
委內瑞拉與伊朗的命運，常被簡化為「反美產油國的悲劇」。但若僅止於此，便完全錯判了問題本質。真正的轉折點，不是反美言論，而是它們開始系統性地挑戰美國主導的金融與資源秩序。
伊朗在1979年革命後，逐步脫離美元體系，並試圖建立以歐元、黃金或本幣計價的能源交易；委內瑞拉在查維茲與馬杜洛時期，不僅全面親中、親俄，更試圖以人民幣與加密貨幣結算石油。這不是經濟選擇，而是制度挑戰。
歷史早已反覆驗證，2000年，伊拉克宣布以歐元計價石油、利比亞推動泛非洲金本位、伊朗嘗試建立非美元能源交易所，結果幾乎一致：制裁、孤立、政權不穩，甚至直接崩解。委內瑞拉真正的「原罪」，不在於石油過多，而在於它位於美國門羅主義的地理核心，卻試圖把戰略資源交由競爭對手掌控。對美國而言，這不是外交摩擦，而是秩序是否仍然有效的生死線。
半導體：AI 時代油金，中美博弈真正決勝點
若說石油定義了20世紀的權力結構，那麼半導體，正定義21世紀的國運高低。石油決定誰能發動戰爭；半導體，決定誰能「預測、指揮、摧毀、重構」戰爭。
AI的本質不是演算法，而是算力；算力的本質，不是雲，而是晶片。這也是為何，在中美博弈全面升溫之際，半導體早已取代航母與石油管線，成為最核心、最敏感、也最不能失控的戰略資產。
這也是「台美關稅降到15％」敲定背後，美國的關鍵思路：表面讓利，實為布局。
就在2026年1月16日，美國宣布與台灣的關稅談判結果，表面上看來，台灣似乎取得了15％的成果，被部分輿論解讀為一次成功的談判。然而，若把這則新聞放進更長的歷史與戰略脈絡中看，它其實極不尋常。這是因為這不符合半導體產業過去70年的自然演化路徑。
回顧半導體產業史，我們會發現一個清晰的趨勢。1950～1970年代：起源於美國；1980年代：轉移至日本；1990～2000年代：擴散至韓國、台灣；2010年後：部分成熟製程再往東南亞移動。
這是一條典型的資本主義產業遷移曲線：從高成本國家，走向效率、專業化與供應鏈最優配置的地區。而台灣，並非靠政治力「搶」到半導體，而是在這條歷史洪流中，以工程文化、紀律、良率與長期投資，自然成為核心節點。因此，今天美國試圖「把半導體產業整個供應鏈拉回本土」，在歷史上其實是逆流而行。那麼，為何仍要這樣做？
答案只有一個：因為半導體，已不再只是產業，而是戰略命脈。
唐羅主義隱含邏輯：可遷移的，就要控制遷移
這正是川普版本「唐羅主義」（擴大版門羅主義）中，最少被說破、卻最關鍵的一層。石油，埋在地下，無法遷移。因此在石油時代，美國的策略是：占領產地、控制航道、維持美元結算，所以才有伊朗、伊拉克、委內瑞拉的故事。但半導體不同。半導體可以被政治、關稅、補貼、法規與國安審查「逼著遷移」。
於是，美國不必像石油時代那樣動用軍事占領；它只需要關稅結構、補貼誘因、國安法規、技術出口管制，就能讓產業在「看似自願」的情況下改變座標。今天的台美關稅新聞，正是這套邏輯的體現。表面上，是關稅降低；實質上，是交換條件。被包裹在15％背後的，不是勝利，而是產業位置的重新定義。
台灣真正的風險，不是被課稅，而是被「去核心化」，真正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關稅數字本身。而是當關鍵製程、關鍵設備、關鍵研發、關鍵人才被「制度性外移」後，台灣是否仍然站在全球半導體價值鏈的「不可替代點」？一旦答案是否定的，那麼台灣在中美博弈中的戰略權重，也將隨之下降。
這正是石油國家曾經走過的老路：資源仍在，但決策權已不在自己手中。
格陵蘭是能源與航道的節點，台灣則是算力與半導體的節點。若說石油決定了20世紀戰爭與國運，半導體決定了21世紀AI的國力與安全。AI的本質不是演算法，而是算力；算力的核心，是晶片。半導體已取代航母與石油，成為最敏感、最核心的戰略資產。
因此，美國宣布與台灣的對等關稅降至15％，且不與最惠國待遇（MFN）稅率疊加，似乎是勝利；但真正的焦點不是關稅數字，而是：
近期的關稅與投資安排，看似是15％，實則是半導體產業的戰略遷移與雙向投資：
歷史結構對稱清楚：格陵蘭因能源與航道成焦點，台灣因算力與半導體成焦點。15％的關稅只是表象，真正的戰略價值在於產業遷移與資本承諾。
古人提醒我們的事！台灣最重要的，是守住談判成果
《左傳》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在今日，國之大事，在於算力與供應鏈。
《戰國策》又云：「為人臣者，不能以安國，則危之；不能以全國，則分之。」
對一個處於大國博弈核心的國家而言，最危險的不是被威脅，而是誤把「暫時讓利」當成「長期安全」。最後，《左傳．僖公三十年》一句話，或許最值得今日的台灣反覆咀嚼：「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半導體是AI時代的油金；而台灣，正站在油井之上。看清局勢，守住位置，比任何表面的談判成果，都來得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