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美國戰略出現調整跡象，最新報告弱化為直接防衛表述。分析指出，川普時期「美國優先」思惟升溫，台灣角色正被重新定位，未來政策走向與安全承諾變化，持續引發各界高度關注。
近期，美國國防部公布最新一版《中國軍力報告》。表面上，報告依舊詳述解放軍的現代化進程、對台軍事壓力與區域風險；但若細讀其語言結構，便會發現一個微妙卻關鍵的轉變：過去明確、直接的「協助台灣、防衛台灣、威懾中國」，正逐步被更審慎、間接的表述取代，轉而強調「風險管理」「區域穩定」與「台灣自身防衛能力」。
這並非單一政策文件的修辭變化，而是美國整體戰略心態正在轉向的縮影。要理解這個轉變，台灣必須先放下一個長期存在的錯覺：美國並非天生的世界霸權，更不是天生的國際秩序守護者。
美國歷史提醒我們：孤立主義，才是常態
今日多數台灣人熟悉的美國，是一個在全球維持安全秩序、在關鍵時刻介入世界事務的超級強權。但從歷史尺度來看，這樣的美國，其實只存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短短數十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迅速回到孤立主義。國會拒絕加入國際聯盟，社會主流認為歐洲的衝突與美國無關。即便到了1930年代，美國仍堅持不捲入歐亞事務，甚至在戰爭陰影下，向交戰雙方出售物資與軍需，維持自身經濟運轉。
當時，美國GDP超過九成來自內需，美洲市場足以支撐其發展；對那個年代的美國而言，「世界秩序」並非生存必需品，而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選項。
直到 1941 年，日本偷襲珍珠港。
那一刻，美國並非基於理想，而是基於生存，被迫全面放棄孤立主義，投入全球戰爭。換言之，美國成為世界警察，並不是天性使然，而是歷史逼迫。
新孤立主義！正在美國內部重新完成拼圖
理解這段歷史，才能看懂今日美國社會的深層變化。近年來，美國內部正逐漸形成一股新的「結構性孤立主義」，而這一次，它不再只是單一政黨、單一族群，或是某位政治人物如川普等的政治口號。
美國前國務卿康朵麗莎．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2024至2025年間，多次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等刊物與演講中警告，現代美國正面臨四種極端思潮的威脅。而在川普及其「美國優先」政策推動下，極為盛行。
美國國內將這股力量，稱為「美國孤立主義的新天啟四騎士」。
她指出，這四者往往「成群結隊」出現，曾在兩次大戰之間，導致經濟大蕭條與戰爭。這些思潮，挑戰美國自1945年以來建立的二戰後自由國際秩序。萊斯強調，若美國因這些「騎士」而撤回全球領導地位，將會讓競爭對手（如中國、俄羅斯）填補權力真空。
Nick Fuentes並非傳統意義的政治人物，而是一個高度象徵化的「運動節點」。他代表的是一整代對美國體制、精英政治與全球化徹底失望的年輕男性。根據網路研究機構（如NCRI）的分析，他的流量與影響力，並非完全來自自然支持，而是經由高度組織化的網路動員與境外訊息放大。
他的危險性不在於破壞秩序，而在於他否定秩序本身的合法性。在他的敘事裡，美國必須「關門清算」，所有海外承諾，都是對本國年輕世代的背叛。對這樣的世界觀而言，台灣並非盟友，而是可以毫不猶豫被犧牲的外部成本。
思想基礎：東正教神學、父權倫理、家庭至上主義。
Andrew Wilson的影響力，來自他成功完成的一場「形象轉換」。他從早期的紅藥丸圈，轉向結合宗教、家庭與男性責任的道德論述，對大量迷惘的美國男性產生強烈吸引力。
他並不直接反對民主或自由，而是提出一個看似無可反駁的問題：「如果你的首要責任是守護家庭，那你憑什麼支持政府把錢花在烏克蘭或台灣？」
在他的論述中，本土主義被重新包裝成一種高尚的道德選擇。這使得拋棄盟友不再顯得冷血，而是「成熟、負責任的父親行為」。對台灣而言，這種論述的破壞力，往往比激進口號更深、更難反駁。
平台影響力：長期名列美國政治類Podcast前段班，聽眾以年輕中產為主。
Dave Smith的特殊性在於，他不是學者，也不是政客，卻成功占據了「理性反霸權」的位置。他以幽默、常識與邏輯，拆解美國全球霸權的正當性，指出帝國的經濟紅利，流向的是華盛頓政治圈與軍工複合體，而非一般美國人。
在他著名的辯論與節目中，「第一島鏈」「海外駐軍」被描繪成中產階級被系統性剝削的象徵。當霸權被重新定義為一場騙局時，台灣的重要性，甚至不需要被特別否定，自然會被視為不值得承擔的成本。
影響圈層：學術界、政策圈、進步派與左翼公共論述。
Jeffrey Sachs是四騎士中，最容易被台灣輿論低估的一位，卻可能是對政策影響最深的一位。他的立場並非出於冷漠，而是出於對「核戰風險」的深層恐懼。
他主張，美國在第一島鏈的軍事存在，正在加速與中國的結構性對撞，最終可能導致人類無法承受的災難。因此，美國的道德責任，不是保護盟友，而是避免末日。
這種論述，為進步派提供一個心理與道德出口：拋棄台灣，不是背叛民主，而是為了拯救世界。
這四股力量彼此衝突，卻在同一個終點匯流：美國不該再為任何盟友承擔高成本、高風險的角色。
這股趨勢，比任何單一政治人物都更危險，因為它正在成為跨世代、跨左右派的共識。
經濟現實，正在削弱霸權的誘因
經濟結構的變化，進一步放大了這種內縮心態。近年來，即便關稅戰持續，中國對美出口占比下降，整體貿易出超卻創下新高，東協與歐洲市場成功補位。全球供應鏈正在重組，卻沒有如部分美國選民期待般，全面回流美國。
對選民而言，海外承諾的「回報感」正在下降；對政治人物而言，維持霸權的成本，卻只會愈來愈高。
在這樣的現實下，美國對台政策語言趨於保守，並非冷酷，而是理性計算的結果。
因此，台灣必須重新調整視角：台灣長期習慣用「民主對抗威權」的道德框架理解世界，也習慣相信，只要站在價值正確的一方，關鍵時刻盟友必然出手。
這是一種溫暖，卻危險的想像。
國際政治終究遵循現實主義法則：國家的第一目標，是自身的生存與利益，而非道德敘事。真正的不確定性，不只來自北京，而那是可預期的風險；更深層的變數，來自美國是否仍願意，也是否仍有能力，繼續承擔它過去的角色。
在美國內部，愈來愈多聲音開始質疑一個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霸權是否真的讓多數美國人受益。批判者指出，帝國帶來的財富與權力，主要集中在華盛頓政治圈與軍工複合體周邊，成為少數精英的資產放大器，卻未能改善廣大中產與農業州的生活處境。對這些選民而言，海外承諾不再象徵榮耀，而是一場未經同意、長期轉嫁成本的制度性剝削。
當「全球領導」被重新定義為一種對本國中產階級不公平的交易時，美國是否應繼續承擔第一島鏈的風險，便不再是道德問題，而是政治算術。也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撤退開始被視為理性，而承諾反而顯得虛偽。
清醒，才是台灣真正的安全感
美國歷史反覆證明，它會在孤立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擺盪。二戰後的霸權時代，並非永恆。
對台灣而言，成熟的戰略思惟，不是期待歷史再次複製，而是誠實面對世界正在改變：當美國重新盤點成本與利益時，我們是否具備不可替代的價值？是否有足夠的自主能力，成為被選擇的伙伴，而非被動依賴的對象？
這不是悲觀，而是必要的清醒。
在世界秩序重新洗牌的時代，清醒，才是最重要的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