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長蔣萬安近期宣示將於2026年底啟動「無菸城市」計畫，但其實這項願景並非首次出現，過去17年間，台北歷經多次政策嘗試，卻始終受限於硬體配套不足與制度缺口。這次能成功嗎？
台北市長蔣萬安宣布，市府將在今年底前啟動「台北無菸城市」計畫，在社群引發熱議。
他期待翻轉現行管理思惟，從過去的「指定禁菸區」模式，轉變為「原則禁止，例外開放」的法治邏輯，並計劃引進AI辨識系統，用以識別並勸阻民眾在非吸菸區吸菸的行為。
（延伸閱讀：推動「台北無菸城」！蔣萬安：今年起路邊禁菸）
17年來歷任市長都想禁菸，但配套未到位
事實上，北市推動「無菸城市」的願景，可追溯至17年前。2009年，郝龍斌擔任市長時期，即推出「戒菸輔導亭」政策，在特定地點結合戒菸諮詢與行為引導，但最後缺乏完整布點、經費來源與人力配置，僅停留在示範層級。
到了2015年，時任市長柯文哲推動方向轉為「邁向無菸健康城市」，強調用「定點吸菸」來作為禁菸範圍擴大後的平衡配套。然而，定點吸菸區設置數量仍不足，而且分布不均，在禁菸區域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吸菸空間並未同步增加，導致執法落差變大。
而這次，蔣萬安把目光投向日本東京，宣示將效法其採取「原則禁止、例外開放」模式，並導入AI科技進行執法辨識。
這次是否能成功，還是重蹈過往覆轍？在思考這問題以前，先來看看東京打造「無菸城市」的過程。
昔日「吸菸者天堂」！日本菸草稅收與政治糾葛
長期以來，日本被視為「吸菸者天堂」，管制並不多，主要依賴非強制性的「軟法」、行政指導，以及吸菸者的自律與禮儀。
直到2018年，情況開始出現轉變，中央與地方政府分別通過重要法案，但過程並不如想像簡單。
財務省是日本菸草產業公司大股東，依法必須促進菸草產業發展。而執政黨自民黨內也設有「菸草議員聯盟」，在2018年有近300名成員，導致過往禁菸法令明顯力道不足。
受到這些因素影響，即便日本早在2004年就批准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菸草控制框架公約》，但菸害管理成效卻屢遭詬病。
2017年，日本有超過2000萬名成年吸菸者，是全球第五大消費國，而且日本與吸菸相關的死亡率為每萬人中118人，比全球平均85人要高出一大截。
然而，在民間健康意識抬頭與國際壓力下，幾經折衝，日本國會仍推出《健康增進法》修正案，規定多數設施（包括超過100平方公尺的餐廳與酒吧）禁止室內吸菸，除非設有符合標準的吸菸室。
重罰30萬日圓背後，東京仍未解決的執法漏洞
而首都東京的《防止被動吸菸條例》，則比國家法規更嚴格，要求只要有員工的店家就必須實施室內禁菸，一共覆蓋都內84％的餐飲設施。
後來中央也進一步祭出重法，從2020年4月開始，只要在指定吸菸區以外抽菸，最高可被罰款30萬日圓（約合新台幣5萬9800元）。
東京雖然從2020年4月起也配合國家《健康增進法》修正案，但仍存在執法缺口。例如，面積在50平方公尺以下的小型餐飲店仍被允許在室內抽菸，而且只有6.1％民眾了解《防止被動吸菸條例》、《健康增進法》修正案的具體規定。
因此，後來不少研究發現，超過60％得到豁免的場所依然有不少癮君子在室內吞雲吐霧，嚴重削弱東京的公共衛生目標。
對台北而言，要如何向東京借鏡，並避免重蹈其覆轍？
從校園到社宅，台北邁向實質無菸的最終哩路
其實早在蔣萬安正式啟動「無菸城市」計畫之前，北市已經在多面向先行實施管制措施，如推動無菸社會住宅、年貨大街禁菸，大型活動場館周邊也強力執行全面禁菸。
此外，根據《台北市新興菸品管理自治條例》，禁止在高中以下學校周邊50公尺內販售、展示或張貼加熱菸廣告。
專家建議，北市若要落實「原則禁止、例外開放」的目標，除了可借鑑東京設置吸菸室的空間規劃，也必須注意「政策一致性」問題，讓禁菸法令持續、全面且公正在所有適用對象與場域中執行。如此一來，「無菸城市」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