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面對超高齡社會的挑戰，「壯世代」被寄予厚望。但僅有政策宣示仍不足，法制如何支撐治理架構、責任分工與數據基礎，將決定制度能否真正運作，並回應人口老化帶來的結構變化。
台灣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邁向超高齡社會。
人口結構的轉變，早已不只是國發會發布人口趨勢與推估圖的一條向下彎折的曲線，而是日常生活中逐漸浮現的真實場景：診間候診時間拉長、企業招募愈來愈困難、街道上的銀髮身影愈發頻繁。少子女化、人口老化與勞動力結構改變交織在一起，正在重新考驗這個國家的治理基礎。
齒輪轉動，需實踐決心與配套制度
在這樣的背景下，立法院通過了《壯世代政策及產業發展促進法》，並預定於2026年1月1日施行。這部法律嘗試重新界定55歲以上、仍具工作能力與社會參與意願族群的角色，從長期被視為「被照顧者」，轉為「持續貢獻社會的行動者」的正面能量。這樣的立法初衷，無疑是正向且必要的。
然而，當法律即將進入施行階段，真正值得社會共同關注的，或許不只是理念是否正確，而是這部法律是否已具備足以發揮實質效力的制度條件？以及政府公共治理機制的應變能量。
從法制結構來看，這是一部條文精簡、方向清楚的政策型框架法（只有短短的20個條文）。條文多以「政府應」作為主要句型，藉以清楚表達政策方向。從好的一面看，是對於權責分工、執行機制、資源配置與成效檢驗，保留高度彈性。這樣的設計，並非罕見，也未必是缺點。但當涉及具體的權利、義務、責任分工與救濟機制的作用法的規範內容完全付之闕如時，這也就意味著，框架法因為不具作用法的功能，容易流於形式。因此，如果各部會「各自努力」，卻缺乏明確的權責劃分、預算配置與績效管考時，再美好的立法理念，都可能停留在宣示層次，而政策的整合性與可持續性，往往難以確保。
做為一個曾在台灣法制現場工作數十年的我，深刻體會到，法律可以描繪願景，但要讓齒輪真正開始轉動，需要實踐的決心與配套制度的設計，這是給付行政的本質更是檢視一個民主國家法制完備與否的指標。這也是為什麼在法制工作的現場，我們總是不斷提醒自己：徒法不足以自行。
這句話並不是對立法的否定，而是對治理成熟度的誠實提醒。
面對超高齡社會的重要制度支點
不可否認，政府近年已透過多項計畫與方案回應高齡化挑戰，也逐步嘗試跨部會協作。但方案終究不同於制度。若政策無法被穩定承接、被持續運作，即使方向正確，也難以累積長期效果。
壯世代議題，從來就不是單一部會可以獨立完成的任務。健康、勞動、教育、產業、文化與社會參與彼此交織，若行政體系仍以本位主義切割處理，民眾在實際尋求資源時，感受到的往往仍是斷裂與遲滯。
真正的關鍵，在於是否能建立一個更順暢的跨部會治理架構，讓政策之間不只是並列存在，而能彼此對話、互相補位進行整合。這不只是效率問題，更關乎制度設計是否具備溫度。
同樣重要的，還包括資料與統計的準備。面對結構性人口轉變，數據不能只是報表上冷冰冰的數字，而應成為能即時反映變化、引導資源投入的治理工具。公部門需要培養一種「數據的同理心」，讓數字背後的人被真正看見，而不是僅僅成為政策文件中的填表項目與無法貼近人民需求的宣傳數字。
《壯世代政策及產業發展促進法》第20條已明定施行日期，也要求於施行後，提出國家層級的壯世代人口政策白皮書，並建立年度統計與跨部會協調機制。這樣的安排，某種程度上，顯示立法者已意識到，壯世代政策是一項長期治理工程，而非單一措施。
也正因如此，施行前的準備期反而格外關鍵。
治理架構是否逐步成形？部會角色是否清楚？資源配置是否具備持續性？這些問題並非用來批評或指責，而是用來確認法律與制度之間是否仍存在落差，必須盡快補位。
身為一位走過法制設計現場、也親身參與政策落實歷程的人，我始終相信，法律價值不在於條文的完成，而在於是否能被社會實際感受到。
如果《壯世代政策及產業發展促進法》能在正式施行前，逐步補齊治理結構、資料基礎與責任設計，那麼，它將不只是一部象徵性的法律，而可能成為台灣面對超高齡社會的重要制度支點，讓我們對未來更充滿信心及迎接挑戰的決心。
（作者為台灣地方創生基金會董事長、前國發會主委、前行政院法規會及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