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自傳下冊重磅推出！「天下文化」彙整上下冊也已於15日啟動預購。《張忠謀自傳（上冊）》中，1948至1949年的國共內戰時期，就許多中國人而言是一段難忘的歷史，對當時中學畢業的張忠謀來說，更是人生重要分界點。他如何細數亂世中考大學，隨後又被迫中止學業從上海逃難至香港的回憶？ 多年後回顧，他如何認可當年倉促中赴美念哈佛的決定？（本文節錄自《張忠謀自傳（上冊）》一書，作者：張忠謀，以下為摘文。）
逃不出內戰的陰影
1948 年初，內戰戰場在東北，對上海居民來說，戰場還遠得很，而且大家對國民黨的最後獲勝仍有相當的信心。對我來說，第一聲警鐘在一個晚春的夜晚響起。那晚父親邀了幾位學術界朋友在家晚餐，有一位是當時的立法委員。我在十五、六歲後，父親在家設宴常囑我作陪，父親的用意是讓我聽聽成人的談話，所以那晚我也列席。父親和友人縱論時局，有幾位竟對當時內戰情勢相當悲觀，論調與當時報章所載很不相同。那天晚上的談話，使我既驚心又開始擔憂，內戰的陰影自此籠罩我心。
1948 年下半年，戰局急轉直下，共軍席捲華北，咄咄逼向長江。那年夏天又有金圓券的浩劫，國內的惡性通貨膨脹，已是多年的積弊，隨著戰局惡轉，物價上漲已到一天數倍的不可收拾狀態。但是直至那時，人民尚可合法持有黃金或美鈔，以資保護儲蓄。在 1948 年夏天，政府改革幣制，把法幣改成金圓券，同時嚴禁人民持有黃金或美鈔。民眾手上的黃金或美鈔均得限期兌換成金圓券。大家對金圓券沒有信心，只得買房地產，上海房地產價格因此一夕之間上漲數倍！
就在這個亂世中，我從中學畢業了。畢業那晚我和幾個相熟同學慶祝，大家喝了不少酒，盡情地叫喊，盡情地歡樂。夜已闌，我們漫步到黃浦江畔，大家湊了點錢，租了一條帆船到黃浦江上遊江。滿天繁星下，遠遠的上海如醉如夢，是我們醉了？還是上海醉了？同遊中一人，乘酒意跑到船頭大喊：「黃浦江，我們還能在這裡住多久？」大家大笑和之。這樣的豪情，以前、以後都不曾再有。
在亂世中考大學
但是亂世歸亂世，在 1948 年的 7、8 月裡，絕大多數的上海高中畢業生還是考大學。但是我讀什麼呢？文學的念頭已被父親打消，理工的興趣打不起來，於是父親說：「你還是讀商科罷，也許我還可以教教你。」於是，我投考了滬江大學銀行系，和交通大學工商管理系。放榜時居然兩個學校都榜上有名。
滬江在當時被認為是第一流的文商科學校，而且是父親的母校，我便決定入滬江。滬江在楊樹浦，從上海市區去，要乘一小時左右的電車和公共汽車，走讀不便，而且我很喜歡在南開住宿的團體生活，於是決定住宿在校。校園環境優美，其中一角還有一條河穿流而過，許多同學常在黃昏到河畔散步。
可惜我在這個優美的環境只待了兩個多月，在這兩個多月內，戰情更為惡化，共軍已逼近徐州，國共對峙在徐蚌區域，徐蚌會戰有一觸即發之勢。上海人心極度緊張，房地產價格隨戰局的緊張一落千丈，幾個月前在金圓券幣制改革時一夕上漲幾倍，現在一下子跌到原來價格以下。這個極富諷刺性的悲劇，使多少人傾家蕩產！
再度避難到香港
父母親的心情在這期間極度低沈，多年來的希望和夢想，面臨破碎，而且這次再要逃難將和過去大不同。過去逃日本人的難，心中抱著最後勝利的希望和信心，這次卻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了。父親本有不走的意思，但是經過與知友商量，左思右想後，覺得留下來的風險太大，決定還是以走為是，他尚有職務在身，不能立刻走，就先送祖母、母親和我帶了幾件隨身行李，登上往香港的船，我們離開上海時，已是許多人急著要逃難的時候，父親好不容易才為我們買到三張船票，祖母、母親和我擠在一個小艙房裡。
赴美讀書是唯一出路
在上海的最後幾星期，全家忙著逃難，根本無暇想到未來的問題。到了香港，我的第一個大憂慮又是求學問題，我過去的計畫已經粉碎，不但回上海重入大學遙遙無期，而且經過大陸政治、經濟體制的改變，讀商科還有前途嗎？父親到了香港以後，就很堅決地認為我必須讀理工，畢業後才能謀生。
到哪裡去讀理工呢？香港那時只有一個香港大學，非但理工不強，而且整個學校也不太被看好，在逼不得已下，父親認為我只有一條路：去美國讀大學，他還有能力供給我第一年的學、雜、生活費。至於一年以後，要看他在香港的情形如何，而且我在比較習慣美國環境以後，應該可以申請獎學金，或半工半讀。母親很坦白地對我說，即使我第一年的費用，對父親來說已是一個沉重的負擔，「幸而你是獨子，不然我們不會有能力送你出國。」
就在這樣的情形下，父母親決定送我出國了。三叔張思侯先生那時已在波士頓東北大學任教授，他替我選擇申請入哈佛大學，為什麼選哈佛大學呢？第一，哈佛是舉世聞名的學府；第二，哈佛在波士頓，三叔可以就近照顧我，但是波士頓還有一家也是舉世聞名，而且專長理工的學校：麻省理工學院。
為什麼在父親已明明告訴三叔我要讀理工後，他還是不替我選擇麻省理工呢？關於這點，我後來問三叔，他笑說：「我知道的你，是在重慶南開的你，那時你熱愛文科，後來我又聽說你要讀商科，一直到你到香港才聽說要讀理工，我想你應該有時間漸漸建立自己的興趣，與其急急地把你插入非常專門的麻省理工，不如讓你在哈佛有一個緩衝時期，何況，哈佛的理工科也是頂尖的，只是不如麻省理工那麼專門而已。」
三叔真是料事如神，他的判斷百分之百正確，即使從幾十年後的現在回顧，哈佛一年是我一生中最興奮、最有意義、最難忘的一年。
父親和我當時對三叔為我選擇哈佛都沒有意見，父親是銀行人，知道哈佛的名聲，但不大知道麻省理工，我那時雖知道麻省理工，但也以為哈佛的名氣大得多了。
人生的重要分界
1949年7月，我剛滿十八歲後的十二天。在香港啟德機場，我在父母叮囑聲、同學惜別聲中登上汎美航空班機，起程去舊金山。起飛後，我在飛機上寫那天的日記：
凌空而起，悵然回顧，香港已在雲霧中，香港半年，真如一夢，夢中明知是夢，只覺可笑而已，然而夢後回憶，竟有十分的淒涼味。八時天色漸暗，飛行在雲層之上，四顧茫然，六年前初入南開中學的鄉愁，又驟然來到我心，我從未離家如此之遠，也從未計畫離家如此之久，如今遠涉重洋，要到一個陌生的國家去，展望前途，渺茫之極，怎不令人感傷呢？
幾十年後讀這篇紙頁已黃的舊日記，當時的心情，猶如昨日。
許多年後回顧，十八歲在香港的七個月是我人生的重要分界，我的舊世界隨大陸易色而破滅，新世界正待建立，香港以前，我和千百萬與我相似年紀的青年一樣，一心預備在國內求學、做事；香港以後，我走上長居國外的第一步，香港以前，我想從商；香港以後，開始一生的科技生涯，香港以前，父母親是我的天地，我事事都倚賴他們；香港以後，我發現父母親已不能幫助我，我只能倚賴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