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台大創校已六十週年，而台大又被認為是目前台灣最傑出的大學，你覺得是那些因素使台大成為最好的學校？
國際大師助陣
答：我想有很多原因，第一個是歷史淵源，日本人在一九二八年成立台北帝國大學，作為日本第七個帝國大學，開始認其地經營這個學校。光復以後由我們政府接收，改組織國立台灣大學。
第二個原因是，傅斯年當校長的時候，有很多大陸有名的學者遷到台灣來，特別是文學院，像沈剛伯先生、方東美先生、傅恭正先生、臺靜農先生、李濟之先生等等，都是國際知名的大師。換言之，他們在來到台灣大學之前已建立了學術的地位及聲望，所以台大也占了很大的便宜。
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早期只有一個大學，最好的學生，當然只有進這個學校。台大在競爭一開始的時候就得到最好的學生，這一點對台大的發展及建立國際聲望，是很重要的因素。
問：每個大學都有它一定的特色、精神，你認為台大的傳統精神是什麼？這些精神在不同的時代中是否仍延續下去，還是已產生新的精神？
答：我在民國四十年進入台大做學生，四十六年擔任助教，可以說一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這裡。我的體驗是，台大的精神就是自由與獨立。從最早期的文學院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子，在學術研究方面、在課業講授方面，教授可以完全獨立自主的思考和作研究，沒有人干預他。
像我在行政方面工作已經四年多了，從來沒有干預院系怎樣安排課程，教授作什麼研究，怎樣做研究，發表什麼成果，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自由、獨立思考的學術殿堂，我們在行政方面，希望儘量安排這種環境，使得他們徜徉在這個環境，可以無憂無慮的思考。
問：你治理台大的理念是什麼？
答：我記得有一年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有一天和一個朋友去參觀愛因斯坦的研究室，我們一路聊天，那位朋友就說，普林斯頓就是這樣的地方，你隨時在街上可以碰到一個人－－他可能是諾貝爾獎的得主，也可能是一個大哲學家，或是一個世界聞名的大思想家，他跟普通人一樣在街上迎面而來，你一點都不知道。
我常常想起這樣一所大學，世界上頂尖的人物徜徉其間。當然，台大距離這樣的水準還有相當長的距離，我們心嚮往之，也的確希望能夠安排這樣的環境，使教授能得到各種資源，在學校裡無憂無慮，從事思考發展。
現在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條件還差得太遠，例如要有好的研究室、圖書取得非常方便……，這些物質條件還非常差。
問：如果拿台大的教育預算和國外最好大學的預算相比，你有沒有這些數字？
經費拮据
答：我現在沒有，我想是相差相當地多，我記得我們的校友田長齡教授在柏克萊加大做研究，他能支配的經費就是六、七千萬美元。我們全校的經費，今年號稱六十幾億，但其中有一半是醫院的建築。學校的實際預算只有三十幾億，這與過去比起來已相當多，但是多年來經費貧乏，累積下來了，不是三、兩年內可以補起來的，例如文學院房舍的缺乏，沒有一個學院的研究室是夠的。
我在台大做學生的第一年就在圖書館工讀，台大圖書館的規模大致上和我做學生的時候是一樣的。四十多年來，台大都不能有一個新的圖書館，從最早有圖書館，變成各大學中最落後的圖書館。一直到現在，教育部才給我們錢，可以蓋一個圖書館，但是這也不是一下子可以蓋起來的。
問：孫校長也是經濟學家，剛才提到所有的預算都是從政府方面來的，有沒有可能用其他的方法更快的趕上？
答：企業界捐錢在邊緣上幫一點小忙是可能的。但是，基本上，在我們的風氣條件下，這是不敢依靠的。這幾年來的確有很多校友不斷向我提到願意捐款，但是我不敢輕易嘗試，我總是講，應該有一個非常超然客觀、讓人信賴的委員會接受捐助，而不是學校本身接受捐助。
另外也應該有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計畫，讓大家把錢花在上面，也許比一般性的捐款更有意義。在另一方面，台灣大學也不接受有條件的捐款，既然捐了，就要接受學校的支配，不應該再干預。
台灣大學比別的國立大學大很多，所以對台大來講，一年增加幾億的預算就有很大的幫助，比如說清華或是交大，大約是我們工學院的規模，所以清華如果每年有一億的經費，我們台大應該有四、五倍的經費，但是，如果他們拿一億的經費，大家會覺得很少，如果台大拿四億的經費，大家會覺得台大為什麼拿這麼多，忘記了規模是不一樣的。
社會看重台大教授
問：一般來講，教授的地位、角色是否得到了適當的尊敬與發揮？
答：講到教授的地位，我覺得中國在傳統上，一向給予讀書人較高的地位，教授的地位，特別是台灣大學教授的頭銜，社會感到非常的崇高，雖然現在我們的大學太多了，多了以後就不值錢了，但是台大教授的確社會給他很高的評價。
另外，大學教授在參與國家的建設上，以我自己的經驗，台灣的學者與實務方面的結合比較大，好像學者的意見能影響政府的施政，能影響國家重大的發展方向。我感覺這是相當重大的影響，你看很多教授都是社會的知名之士。
不過，我覺得在純學術領域中的成就，我們社會的規模不夠大，沒有足夠的人數可以認識學者的純學術貢獻及成就。
問：一般的社會大眾對台大人的期望很高，做為台大校長，你覺得台大人對自己有何期許？
答：今年校慶的時候，葉慶炳教授對學生講台大有三戒，第一戒就是不應該有過高的期許，有時會超越自己的潛力、能力，造成很大的壓力，台大的學生中，不能承擔壓力的、自殺的，幾乎每年都有。我平常的接觸中，感到台大的同事或同學中，的確有那麼一點期許，覺得自己應該更好一點。
人才外流不足懼
問：多年前，趙耀東先生在一場內部演講時曾說：「台大畢業的，對政府的貢獻很小。」他們的批評是因為對台大人有特別的期許，因為台大集合了全台灣最優秀的人進入最優秀的學府？
答：趙先生後來又到台大來演講，他說，他是「愛之深、責之切」，他希望台大更好。
台大很多人畢業之後到國外去也是真的如此，我們自己也沒有什麼抱怨。當你把一個人訓練成國際水準之後，「天生麗質難自棄」，你沒有辦法，他就是在那裡表現，所以你必須在國際上忘記這個人是我訓練出來的。你必須跟別的國家一樣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爭取，而不能認為這是我的學生，所以就應怎樣。
這幾年我自己的觀念有些改變，早期的人才外流，我們很憂慮；現在我常借用吳元黎先生的觀念，把人才外流當作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資本流動的概念來看。人才到了外國以後就變成資本的存量，然後你就可以收利息，有一天你本錢也回來了。
這利息是什麼呢？有一部分人常常回來，有一部分人雖然沒有回來，但是經過他的關係，使我們有機會接近社會最尖端的科技，這些好處，是我們台灣科技、經濟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來源，這是別的國家所沒有的好處。
問：台大的同學比台灣其他大學學生，在政治參與方面興趣特別強烈，你個人覺得如何？
答：台灣大學非常多彩多姿，是一個呈現多樣思想的校園，裡面有不同的極端，有的極端他什麼都不管，一心一意光是要念書，其他的一切都不計較；另外一個極端，他對念書不是那麼在乎，他對很多事情有很大的興趣。你只能講台灣大學有一部分的學生他對政治活動有很濃的興趣，而用很強烈的方式來表達。
讓學生安排自己
我也常常想，到底理想的大學應該是怎麼樣才對？現在的大學和民國初年的大學很不一樣，過去受大學教育的人非常少，所以進入大學就是高級知識分子了，你希望他不為良相、便為良醫，在國家中扮演棟樑的重要角色。
但是現在的社會裡，每年每四個高中畢業生就有一個進入高等學府，我相信這比例將來還要提高。你並不能指望每一個進入高等學府的人都要變成學術上的專業人員，或者做頂天立地、轟轟烈烈的大事。
一般講起來，台大學生都是非常優秀的，有的學科，他們能非常輕易地應付，有很多剩餘的時間和精力願意從事別的活動。我覺得他也應該有這個權利朝這個方向做，安排他的人生。
我比較擔心的是，人在年輕無知的時候，最容易認為自己有學問，等到年齡慢慢大了，才發現自己的學問不是那麼了不起，才開始知道自己也不是那麼了不起。
問：台大在處理類似學生問題時，常常徵求教授組織的意見，是不是有這樣的程序？
答：特別的組織就是訓育委員會，這個組織相當龐大，它不光是形式的組織，對於不同性質的問題，我們會和不同的教授商量。
善意的師生關係
有教授的參與，一方面可幫助學校，建議學校處理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引導學校學生的活動，讓學生感覺到教授和他之間的互動，是比較單純的，師生的關係是善意的。
問：自從開放探親之後，大陸的大學很希望能夠跟台灣的大學有一些交流的活動，在處理這類事情時，台大是根據怎麼樣的原則，你的看法怎麼樣？
答：我們目前處在一個非常精細、高度分工的社會，我們不能假定每一件事，自己都是最內行的。
對於這件事情，我們國家和大陸固然是同一個國家、民族，但是多年來處在敵對的狀態下，我們也不敢、也不能假定共產黨一下子就改變，從此就要和平相處。
到底怎樣的安排對台灣的中國人最安全、最好，對中國長遠的十億人口幾千年、幾萬年以後的發展最好；我覺得我們學術機關並沒有特別花時間去研究，應該容許政府負責，幫我們大家做研究。也就是我們共同遵守維護國家的政策，我基本的看法是如此。
到底要怎麼樣交流、什麼方式交流，怎麼樣的速度來交流、交流到什麼程度？我們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遵照政府的政策。學校是比較不管政治上的考慮，我們就開展到政策所容許的最大限度。
問：最近大家都在討論讓大陸傑出人士來台訪問，如果一些大陸學者、大學教授，符合到台灣的條件，以你台大校長的身分，會不會考慮邀請這些學者到台大演講？
不必趕搭火車
答：個人免不了也會有些政治上的傾向，學校也免不了涉入政治活動，但是，我常常強調，台灣大學作為學術單位，就應該把所有的問題從學術觀點來看，從學術的立場處理，而不去考慮政治理念。
也基於這種原因，我對政治上的發燒、熱度不是很有興趣，我覺得用不著。學術機關就是作學術的事情，所以，如果一個大陸的學者是合適的教授及學者，我都願意邀請。但是台大也不願意、也不應該為了學術以外的目的要搶先、趕火車，我覺得這也許不是學術單位應該做的事。
（鍾尚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