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去年是北大創校九十週年，(編按：北京大學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它是戊戌維新運動的產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清朝政府作康、梁等維新派的推動下，設立京師大學堂，同年十二月正式開學。)為什麼北大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最好的學府？
答：這恐怕要從歷史上追溯，北大於一八九八年創校，是最老的學校之一；它也是中國最早實施現代教育的少數學校之一。我自已覺得，由於當時國家只有少數幾個大學，當然比較受重視，特別是北京長期處於政治中心。
蔡元培打頭陣
北大有這種地位，我必須特別提到蔡元培先生。他這一任校長雖然任期不長，但從歷史上看，卻起了很大的作用。清朝政府成立了北京大學，因此帶有相當的宮庭色彩；也就是封建官僚色彩；一九一七年蔡先生到了北大，在選擇教授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氣，集中了一批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學者。而正好北京大學經歷了五四運動，蔡先生身為北大校長，倡導的民主、科學，雖然沒有以口號正式提出來，但這種精紳對學生有很大的影響。
基礎奠定之後，北大就沿著道條軌道走，那時很多著名學者，包括胡適之，擔任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文學院院長。
現在的北京大學和當時的北京大學又有不同。一九五二年，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學校調整；當時主要的調整目標是依照「蘇聯模式」，實際上就是歐洲前一世紀的模式，認為大學應純粹研文科學及文化，醫、農、工程都被視為職業，不算大學。因此現在的北大，當時實際上是清華、北大及燕京大學三校的文學院及理學院的結合。
所以我經常說，如果說北大的師資比較強。很重要的因素是由於歷史給了我們很優越的條件，把知名的教授全部集中過來了。
問：現在的北大是否仍保持過去的傳統？它的學術自由之風特色在那裡？
答：北大至今還保留了原來的傳統精神。同時，因為北大主要是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純粹科學在北大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從教授到學生，對於追求真理、探索自然界及社會規律的精神是相同的。
研討會多得搞不清楚
北大學生眼界比較開闊，為自己樹立的學術標準也比較高。這倒不是我的主觀看法，有些外校教師來本校待上一年，偶爾也聽一些課，他們認為聽課當然也不錯，但卻不是最大的收穫，最大的收穫是整個北大的氣度。全校每週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學術研討會，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學生可以不告訴我今天晚上請什麼人來演講，這些教授認真追求學問，在整體上占了相當一部分。
問：你治理北大的理想是什麼？
答：我自己學的是數學，實在講，我對北大其他很多學科完全不懂。但是北大原來已具備了很好的素質及地位，所以我覺得北大應該在中國的建設上盡力。這種建設包括物質及精神上的發展，北大應該發揮很大的作用，應該為國家培養出第一流的科學家、第一流的思想家、文學家及其他方面的人才。
我們應義不容辭的提升一個比較高的標準，例如在國家決策上，至少要成為思想庫之一；科學上，應該能在世界上與同行競爭，雖然現在距離差得很遠，但是我們不能放棄追個目標。
校長待遇不如司機
問：目前這種差距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答：差距的主要原因當然是在經濟條件上。特別是自然科學的儀器非常昂貴，雖然國家給我們一些支持，但和世界上其他學校如哈佛、史丹佛比起來，當然差得很遠。更別提我們一般的生活條件了。
我們要承認的一點是，十年前，我們處於封閉社會，加上政治動亂，實際上，像我這樣的人差不多有十幾年既沒有搞教學也沒有搞研究；但那時期卻是最適合搞研究的年紀。
近二十年，據我的看法，正好是世界上科學發展得非常快的時候，人家正在快速發展，我們不前進反而倒退。所以現在要趕上世界一般水平，要花很大力氣，而這個力氣，恐怕要靠我們的下一代來實踐；因為我們這一代年紀已經太大，很多事情要重新學起，是非常困難的。
問：你在公開場合經常提出呼籲，要提高知識分子及大學教授的待遇，為什麼你感覺這件事如此迫切？
答：這並不只是我一個人的看法；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收入不一定要最高，但至少應當是中產階級，屬於中上生活水平。
其實，做為一個大學教授，我並不要住豪華旅館，但知識分子連中等水平都沒有。現在有一些人如個體戶，採取非法的倒賣，就可以有很高的收入，不需要什麼知識，甚至汽車司機的收入，都比我的收入高得多。這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問：這樣的情況會影響北大教授的士氣嗎？一般而言，他們的士氣如何？
答：相對來說，北大在全國士氣算是最好的。雖然大家前途感到憂慮，但北大的好處就是，確實還有一部分人儘管非常困難，仍然堅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學問。
問：今天中國大陸社會中，大學教授一般的社會地位如何？
答：社會地位看什麼角度來說。從經濟上來看，他們比某些本來不應比他高的人還低，大學教授工資大約兩百到兩百五十元人民幣，並不是說生活會維持不下去，但生活的確維持在很低的水平。
至於受到尊重的程度，我覺得這十年有很大的變化。例如，政府有些重要決策，會請大學教授去發表意見，很認真的聽取這些意見。從這方面來講，北大一批知名教授，常會參加一些重要會議和政府決策的討論。但另一方面，經濟情況，感覺很不相稱，再加上手中無權，能給別人的好處很有限。所以，這十年是有變化，國家領導人也逐漸認識到知識非常重要，但仍然不夠。
問：北大傳統之一是，學生相當自主地自發，最近一、兩年爭取民主的運動，也許給學校帶來一些麻煩；你對學生參加政治活動的看法如何？
沒人說不應該
答：我覺得大學生應該參加政治活動。因為學生一定要關心國家和民族，國家的未來靠他們，我們一定希望未來他們能把國家治理得比我們好，所以他們必須去關心國家的情況。我認為這是治本之道。
問：北大是知名學府，你是北大校長，有沒有常常受到有形或無形的壓力，說為什麼北大學生老是搞活動、民主牆……等等？
答：應該這麼說，沒有任何一個領導我的人，跟我談過這件事，當然，我可以看得出來有些地方，他們覺得不是太滿意；但坦率的說，沒有人跟我正面的說我不應該這樣子管學校。所以，外面傳說很多，但事實上，我當了四年校長，沒有一個領導說我的做法不對，因此，我也不會有很大的壓力。我認為我的想法是對的，我不只為了北京大學，還是為了國家的前途著想。只要我當校長，還是會這麼做。
問：北大的同學有沒有常常提出要和你溝通的問題？
答：我雖然非常忙，但這兒仍然經常有少數的同學、願意和我談，因為他們發現，雖然有時候我喜歡跟他們辯論，但他們覺得和我是平等的，我並不強壓他們。
我總認為一個人的思想及他要接受的真理，必須通過自己的思考；我自己就是這麼成長過來的。每次遇到新的東西，也不輕易接受，必須經過反覆思考，甚至反對，後來發現自己錯了，就會改變過來。凡是一個嚴肅的人，都會這樣，除非他別有目的。而且不這麼做的話，就不可能解決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因為思想上的問題不能靠外界強力解決，別人可以打我、罵我，但無法改變我的腦子的想法。
問：台北已經允許台灣的人到大陸探親，學術交流也以各種方式進行當中。在適當的時間之下，你有沒有興趣到台灣看看？
都是中國人
答：只要台灣有要求，我本人很樂意去；這段期間，我已經見過很多批台灣到北大訪問的人，有個人、也有團體，我覺得都可以相處。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這點很重要，很多文化背景是共通的，因為我們互相很容易瞭解，遠比我們與美國人談得來。
問：如果台大與北大有個教授交換、學生交換或開學術會議，你覺得如何？
答：這沒有問題，而且我很支持。現在已經在採取這種做法，為了迴避兩邊政治上的敏感，就到香港去。最近報上就寫台大和復旦的學生打算在香港開會。好像也有人準備台大、港大、北大的教授明年初開個會，談中國的文化。到目前為止，藉由香港交流，好像是比較好的方法。但我想很快就沒有這個必要了。
問：你對台灣學術界瞭解嗎？你對未來兩岸學術交流有什麼看法？
多多接觸
答：我認為，其實兩邊應該合作，隔離了四十年，應該瞭解彼此背後的差別；所以，專業相同的學者首先可以接觸。過去四十年，兩邊作了太多絕對的選擇。想到台灣的人，大概會有主觀的設想台灣人是什麼樣子；同樣的，台灣人也會想大概北大的校長會是什麼樣的人。但是一接觸就會發現，其實我們有很多共同點，也許很多地方會產生爭論，不同的看法，但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第一步應該加強接觸，包括開學術會議、互相訪問；現在如果沒有基本的瞭解，要談統一可能稍微早了點。何況我們都是中國人，彼此之間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謝佩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