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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他們走過台灣-訪五位大陸留美學生側記

文 / 劉蕙苓    
198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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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他們走過台灣-訪五位大陸留美學生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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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九日,五位大陸留學生離去時,機場的氣氛始終顯得相當凝重。徐邦泰感觸頗深地說:「十天前來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別離時是這種難以割捨的滋味。」錢穎一用幾乎硬咽的聲音握著我的手說:「我會想念你們的,特別是新聞界的朋友。」走過文革的這五位大陸留學生,經歷過多少生離死別,卻在離開這片初次踏上的土地時,被血濃於水的情感牽絆著。

擔心中共的反應

十天的台灣之行,除了接待人員之外,和他們最接近的,就是我們這群緊迫盯人的記者。他們和記者的關係,在不知不覺中,由排斥抗拒到諒解接納;而我們這群記者對他們的心態,也漸漸地從不相干的採訪對象,變成了相互幫助的好朋友。

一位資深記者更有感而發地說:「這是我跑新聞十年來少有的感受,當我漸漸瞭解他們時,我覺得我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個採訪對象,更像是年久失散的同胞骨肉。」

然而,我們這群記者朋友,帶給他們的煩惱恐怕多過友誼。在最後一天的歡送晚宴上,他們紛紛詢問促成他們來訪的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馬樹禮先生:「中共對我們這次訪台的言行,有沒有什麼反應?」

就在那一晚,當我帶他們逛著台北市這個不夜城時,他們也不只一次問我:「我們在台灣的言行還得體嗎?」言下之意仍有些顧慮,也許不是他們真的擔心說錯了什麼,而是他們對媒體的報導多少有幾分惴惴不安。

從政策宣布五位大陸留美學生即將來訪開始,新聞界之間的競爭就悄悄展開,也埋下了日後毫無遊戲規則的採訪戰的種子。

當所有的記者一頭栽進這場混戰中時,早已忘了如何將這五位受訪者定位。有人當他們是中共官方發言人,要求他們評估「中共可不可能武力犯台?」「中共應不應該在國際上孤立台灣?」有人強化他們的政治色彩,質問他們是否受國民黨利用?要他們評斷共產黨和國民黨孰優孰劣?

一場缺乏自省的採訪戰

「我們不代表中共官方,我們只是普通的留學生,不要對我們期望太高。」連十天以來和新聞界最合作的徐邦泰,面對這些難以作答的問題時,也感到無奈。

懷看迫切想瞭解台灣的心情而來,他們原來只想當個聽眾,當個發問者;然而十天以來,他們永遠是問的機會少,答的機會多,不管走到那兒,記者永遠圍在身邊,立刻詢問「有什麼感想?」鎂光燈永遠在前方擋住視線。

這樣的窮追不捨、緊迫盯人,不但發生在白天的正常拜會活動中,就連晚上的休息時間,他們也難逃一劫。

他們得在接待人員的三催四請之下才起來:「並不是我們貪睡,實在是一個晚上電話吵個不停,我根本睡不著;聽到記者來敲門,我只好躲進浴室避難。」其中一位無奈地說。

五千元一夜的獨家新聞

雖然外線電話由總機過濾,免去了干擾,卻防不住內線電話的糾纏。各報為了競爭,不惜一天花五千元訂了他們下榻飯店的房間,以便隨時可以掌握行踩,作獨家報導。

一天清晨在富都飯店門口,一臉疲憊的錢穎一對我說:「昨天連趕了五、六場座談。中午在聯合報吃完飯,一場座談談到三點,說到中國時報參觀的,結果又來了一場座談;五點多到了中國時報,原以為只停留一下子,沒想到又是座談;八點多到淡江大學時,原以為總該有東西吃了,結果還是座談,我看了頭都昏了。昨晚我們一直到十一點才回飯店吃牛肉麵充飢。」那天,他們中間有四個人病倒了,而換來的是第二天各報以大篇幅刊載「大陸留美學生至本報參觀,並與學者座談……」。

每到一地,他們最常被記者追問的是:「和大陸比較如何?」「台灣經驗有什麼值得大陸學習的?」只要他們在粗淺的觀察後,有感而發地說了幾句話,就成了第二天報紙的頭條:「大陸留學生認為台灣經驗可對大陸施加壓力……」連溫和沈默的許成鋼都不耐煩地說:「到目前為止,我的觀察很粗淺,台灣經驗能不能全盤移植還有待商榷,請不要問我這個問題。」裴敏欣更語重心長的說:「很多人喜歡把台灣和大陸比較,這是不公平的,因為這是兩個不同制度之下的產物,放在同一個水平上比較不具意義。」

「水深火熱」

在南部參觀果園時,有位記者問道:「你們在大陸上有沒有吃過橘子?」錢穎一有點哭笑不得地回答:「我們的生活沒有你們想像地那麼「水深火熱」。」

其實,他們並不在乎在市議會前被新光解雇員工的控訴,也不在乎立法院內部分委員稱他們被國民黨當猴子耍;因為這是民主社會可能發生的現象;然而,每當他們有所評論時,總有人曲解他們的話,於是「賤化民主」成了「賤化民族」。在新聞界「巧合」安排下會晤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卻被部分媒體強化了它的政治意味,甚至詢問他們是否加入十二月二十五日民進黨的遊行行列。

斷章取義、張冠李戴、加油添醋的新聞報導,使得他們每天清晨要先翻開報紙,看看自己又說了些什麼沒說過的話。

「剛開始,我真的很氣憤,也很擔心;後來簡直麻木了。」他們無奈地說。

今年,他們在台灣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平安夜。在東海大學教堂旁的草地上,錢穎一和吳牟人加人了一群年輕人,圍圓圈、玩遊戲。一首「偶然」,一首「萍聚」,打動了兩位遠道而來的訪客;臨行前,一個大男孩還脫下外套,要求兩位訪客在他的襯衫上簽名。

「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是都具有這麼可愛的童心?」錢穎一好奇地問我。在他的觀察中,台灣的年輕人相當單純而感性,即使在陌生人面前也表現得親切自然,今人倍感溫馨。也許是環境使然,大陸年輕人相對來說就世故,複雜多了。

偏見與誤解

然而四十年來的僵硬教育,使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所看到的大陸,是個狹隘的中共政權,而不是和我們有骨肉之親的中國人民;這樣的教育使我們養成了吳牟人所說的「偏安」心態。

從幾次校園座談會中,我們的高級知識分子(大學生和研究生)所提出的問題,可見一斑:

「你們從共產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唸書,如何適應環境?」政大學生問道。

「你們是從所謂水深火熱中出來的,相當值得敬佩,請問你們如何做到?」東海學生問道。

徐邦泰的回答:「我們從你們所謂的「水深火熱」的地方,來到了我們所謂的「水深火熱」的地方訪問。」這雖是句半認真半調侃的話,卻反應出兩岸四十年隔離之下,所產生的偏見和誤解。

徐邦泰反問政大學生:「你們對中國大陸抱持著什麼樣的責任感?」卻沒有人能具體地回答這個問題。

當吳牟人跳出兩岸政權對峙的框框,提出「統一並非最高的獨立價值,人民的利益比統一具有更高價值」的說法時,卻很少有人能體會這是一種心懷中國的胸襟。

先別沾沾自喜

「中午的菜要豐富些,這是要招待那些大陸難胞吃的。」一位單位主管在留學生尚未到達之前,順口溜出的話,令我為之愕然。其實這也代表著許多民眾無法調適的心態。多少年來,我們一直為所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台灣經驗」沾沾自喜;當交流之門打開時,我們多少也懷著一種「讓他們來看看,讓他們來學習」的心態。

事實上,交流是瞭解的開始,理解是信任的起點。這次他們五位來訪,固然收穫頗多,但是對生在台灣的我們,又何嘗未曾受到影響呢?除了政治理念上些微的差異,他們和時下的年輕人一樣,喜愛跳舞,喜愛徐志摩詩中的浪漫,喜愛在無人的夜裡恣意地狂歡……。似乎冥冥中有條線繫住了彼此的情感,也許這就是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愛吧!

徐邦泰曾經說過:「台灣的環境雖比大陸好,但人要有志氣,將來我還是會回大陸為苦難的中國人民貢獻心力。」而生在台灣的我們呢?能為苦難的中國做些什麼?在中國的統一上,我們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這群記者何其有幸,在海峽兩岸隔離了四十年之後,能陪著第一批打開交流之門的五位大陸留美學生,走過這一段歷史。如果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那麼也許我們更該自省的是,除了贏得友誼之外,我們為這段歷史留下了些什麼?

(劉蕙苓為中國電視公司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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