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九日，五位大陸留學生離去時，機場的氣氛始終顯得相當凝重。徐邦泰感觸頗深地說：「十天前來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別離時是這種難以割捨的滋味。」錢穎一用幾乎硬咽的聲音握著我的手說：「我會想念你們的，特別是新聞界的朋友。」走過文革的這五位大陸留學生，經歷過多少生離死別，卻在離開這片初次踏上的土地時，被血濃於水的情感牽絆著。
擔心中共的反應
十天的台灣之行，除了接待人員之外，和他們最接近的，就是我們這群緊迫盯人的記者。他們和記者的關係，在不知不覺中，由排斥抗拒到諒解接納；而我們這群記者對他們的心態，也漸漸地從不相干的採訪對象，變成了相互幫助的好朋友。
一位資深記者更有感而發地說：「這是我跑新聞十年來少有的感受，當我漸漸瞭解他們時，我覺得我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個採訪對象，更像是年久失散的同胞骨肉。」
然而，我們這群記者朋友，帶給他們的煩惱恐怕多過友誼。在最後一天的歡送晚宴上，他們紛紛詢問促成他們來訪的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馬樹禮先生：「中共對我們這次訪台的言行，有沒有什麼反應？」
就在那一晚，當我帶他們逛著台北市這個不夜城時，他們也不只一次問我：「我們在台灣的言行還得體嗎？」言下之意仍有些顧慮，也許不是他們真的擔心說錯了什麼，而是他們對媒體的報導多少有幾分惴惴不安。
從政策宣布五位大陸留美學生即將來訪開始，新聞界之間的競爭就悄悄展開，也埋下了日後毫無遊戲規則的採訪戰的種子。
當所有的記者一頭栽進這場混戰中時，早已忘了如何將這五位受訪者定位。有人當他們是中共官方發言人，要求他們評估「中共可不可能武力犯台？」「中共應不應該在國際上孤立台灣？」有人強化他們的政治色彩，質問他們是否受國民黨利用？要他們評斷共產黨和國民黨孰優孰劣？
一場缺乏自省的採訪戰
「我們不代表中共官方，我們只是普通的留學生，不要對我們期望太高。」連十天以來和新聞界最合作的徐邦泰，面對這些難以作答的問題時，也感到無奈。
懷看迫切想瞭解台灣的心情而來，他們原來只想當個聽眾，當個發問者；然而十天以來，他們永遠是問的機會少，答的機會多，不管走到那兒，記者永遠圍在身邊，立刻詢問「有什麼感想？」鎂光燈永遠在前方擋住視線。
這樣的窮追不捨、緊迫盯人，不但發生在白天的正常拜會活動中，就連晚上的休息時間，他們也難逃一劫。
他們得在接待人員的三催四請之下才起來：「並不是我們貪睡，實在是一個晚上電話吵個不停，我根本睡不著；聽到記者來敲門，我只好躲進浴室避難。」其中一位無奈地說。
五千元一夜的獨家新聞
雖然外線電話由總機過濾，免去了干擾，卻防不住內線電話的糾纏。各報為了競爭，不惜一天花五千元訂了他們下榻飯店的房間，以便隨時可以掌握行踩，作獨家報導。
一天清晨在富都飯店門口，一臉疲憊的錢穎一對我說：「昨天連趕了五、六場座談。中午在聯合報吃完飯，一場座談談到三點，說到中國時報參觀的，結果又來了一場座談；五點多到了中國時報，原以為只停留一下子，沒想到又是座談；八點多到淡江大學時，原以為總該有東西吃了，結果還是座談，我看了頭都昏了。昨晚我們一直到十一點才回飯店吃牛肉麵充飢。」那天，他們中間有四個人病倒了，而換來的是第二天各報以大篇幅刊載「大陸留美學生至本報參觀，並與學者座談……」。
每到一地，他們最常被記者追問的是：「和大陸比較如何？」「台灣經驗有什麼值得大陸學習的？」只要他們在粗淺的觀察後，有感而發地說了幾句話，就成了第二天報紙的頭條：「大陸留學生認為台灣經驗可對大陸施加壓力……」連溫和沈默的許成鋼都不耐煩地說：「到目前為止，我的觀察很粗淺，台灣經驗能不能全盤移植還有待商榷，請不要問我這個問題。」裴敏欣更語重心長的說：「很多人喜歡把台灣和大陸比較，這是不公平的，因為這是兩個不同制度之下的產物，放在同一個水平上比較不具意義。」
「水深火熱」
在南部參觀果園時，有位記者問道：「你們在大陸上有沒有吃過橘子？」錢穎一有點哭笑不得地回答：「我們的生活沒有你們想像地那麼「水深火熱」。」
其實，他們並不在乎在市議會前被新光解雇員工的控訴，也不在乎立法院內部分委員稱他們被國民黨當猴子耍；因為這是民主社會可能發生的現象；然而，每當他們有所評論時，總有人曲解他們的話，於是「賤化民主」成了「賤化民族」。在新聞界「巧合」安排下會晤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卻被部分媒體強化了它的政治意味，甚至詢問他們是否加入十二月二十五日民進黨的遊行行列。
斷章取義、張冠李戴、加油添醋的新聞報導，使得他們每天清晨要先翻開報紙，看看自己又說了些什麼沒說過的話。
「剛開始，我真的很氣憤，也很擔心；後來簡直麻木了。」他們無奈地說。
今年，他們在台灣度過了一個難忘的平安夜。在東海大學教堂旁的草地上，錢穎一和吳牟人加人了一群年輕人，圍圓圈、玩遊戲。一首「偶然」，一首「萍聚」，打動了兩位遠道而來的訪客；臨行前，一個大男孩還脫下外套，要求兩位訪客在他的襯衫上簽名。
「台灣的年輕人是不是都具有這麼可愛的童心？」錢穎一好奇地問我。在他的觀察中，台灣的年輕人相當單純而感性，即使在陌生人面前也表現得親切自然，今人倍感溫馨。也許是環境使然，大陸年輕人相對來說就世故，複雜多了。
偏見與誤解
然而四十年來的僵硬教育，使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所看到的大陸，是個狹隘的中共政權，而不是和我們有骨肉之親的中國人民；這樣的教育使我們養成了吳牟人所說的「偏安」心態。
從幾次校園座談會中，我們的高級知識分子(大學生和研究生)所提出的問題，可見一斑：
「你們從共產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唸書，如何適應環境？」政大學生問道。
「你們是從所謂水深火熱中出來的，相當值得敬佩，請問你們如何做到？」東海學生問道。
徐邦泰的回答：「我們從你們所謂的「水深火熱」的地方，來到了我們所謂的「水深火熱」的地方訪問。」這雖是句半認真半調侃的話，卻反應出兩岸四十年隔離之下，所產生的偏見和誤解。
徐邦泰反問政大學生：「你們對中國大陸抱持著什麼樣的責任感？」卻沒有人能具體地回答這個問題。
當吳牟人跳出兩岸政權對峙的框框，提出「統一並非最高的獨立價值，人民的利益比統一具有更高價值」的說法時，卻很少有人能體會這是一種心懷中國的胸襟。
先別沾沾自喜
「中午的菜要豐富些，這是要招待那些大陸難胞吃的。」一位單位主管在留學生尚未到達之前，順口溜出的話，令我為之愕然。其實這也代表著許多民眾無法調適的心態。多少年來，我們一直為所謂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台灣經驗」沾沾自喜；當交流之門打開時，我們多少也懷著一種「讓他們來看看，讓他們來學習」的心態。
事實上，交流是瞭解的開始，理解是信任的起點。這次他們五位來訪，固然收穫頗多，但是對生在台灣的我們，又何嘗未曾受到影響呢？除了政治理念上些微的差異，他們和時下的年輕人一樣，喜愛跳舞，喜愛徐志摩詩中的浪漫，喜愛在無人的夜裡恣意地狂歡……。似乎冥冥中有條線繫住了彼此的情感，也許這就是血濃於水的同胞之愛吧！
徐邦泰曾經說過：「台灣的環境雖比大陸好，但人要有志氣，將來我還是會回大陸為苦難的中國人民貢獻心力。」而生在台灣的我們呢？能為苦難的中國做些什麼？在中國的統一上，我們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這群記者何其有幸，在海峽兩岸隔離了四十年之後，能陪著第一批打開交流之門的五位大陸留美學生，走過這一段歷史。如果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那麼也許我們更該自省的是，除了贏得友誼之外，我們為這段歷史留下了些什麼？
(劉蕙苓為中國電視公司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