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九日，五位大陸留學生離去時，機場的氣氛始終顯得相當凝重。徐邦泰感觸頗深地說：「十天前來的時候，從來沒想到別離時是這種難以割捨的滋味。」錢穎一用幾乎硬咽的聲音握著我的手說：「我會想念你們的，特別是新聞界的朋友。」走過文革的這五位大陸留學生，經歷過多少生離死別，卻在離開這片初次踏上的土地時，被血濃於水的情感牽絆著。
擔心中共的反應
十天的台灣之行，除了接待人員之外，和他們最接近的，就是我們這群緊迫盯人的記者。他們和記者的關係，在不知不覺中，由排斥抗拒到諒解接納；而我們這群記者對他們的心態，也漸漸地從不相干的採訪對象，變成了相互幫助的好朋友。
一位資深記者更有感而發地說：「這是我跑新聞十年來少有的感受，當我漸漸瞭解他們時，我覺得我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個採訪對象，更像是年久失散的同胞骨肉。」
然而，我們這群記者朋友，帶給他們的煩惱恐怕多過友誼。在最後一天的歡送晚宴上，他們紛紛詢問促成他們來訪的三民主義大同盟秘書長馬樹禮先生：「中共對我們這次訪台的言行，有沒有什麼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