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四十二歲的文鳳在自我檢查時，發現右邊胸部怪怪的，請求醫生為她做乳房X光檢查，但醫生認為沒有必要而拒絕了。最近，這位三個孩子的母親死於乳癌。她的家屬控告那位醫生，要求賠償新台幣六百萬元。這場官司拖了半年，最後文鳳的家人敗訴。
病患家屬自力救濟
上個月在中山區某大教學醫院中，一位婦女也死於乳癌，她的家人同樣認為醫生有過失，同樣要求賠償；不同的是他們採取了「自力救濟」的方式 十餘名親友在醫生看診時衝進門診處，對醫生揮以老拳。
近幾年來，因為病人或家屬對醫事人員的治療過程和結果不滿意，而產生的醫療糾紛愈來愈多。採用自力救濟解決的個案有多少，至今沒有人做過統計；但循司法途徑解決的，根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聯合會及衛生署的統計，近五年來平均每年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件，比起民國七十年代，增加了三至四倍。
儘管在台灣每年上百萬人次的醫療行為中，「有案可查」的糾紛占一、兩百件，比例微不足道；但實際上每一個案件的背後都可能關係一條人命、一個破碎的家庭和一群錐心悲痛的親友。因此過去一年內，幾位知名之士的遭遇相繼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名人之死
七十六年十一月，著名經濟學家王作榮教授的夫人、大法官范馨香在台大醫院因肝癌去世。不久之後，王教授發表「人神之間－－記先室范馨香病逝的感觸」一文，對台大醫院和王姓主治醫師提出嚴厲批評，認為是他們「把輕病拖成重病，把重病拖成絕症」的。
今大家記憶猶新的是厚生橡膠公司董事長、素有「經貿大使」美譽的徐風和去年十月底因背痛住進台大醫院，一個月後卻死於「菌血症」。他的姪兒徐正毅投書自由時報，沉痛譴責台大有一群醫生如「行屍走肉、見錢眼開的劊子手」，並認為是因為沒有事先送紅包，所以醫院未採取必要的急救措施。
這兩件事發生後，台大醫院曾經對他們的指責公開解釋「已盡全力救治」，並表示前者是應范大法官子女要求，善意的隱瞞病情；後者則是因為徐風和先生有「萬人中一」的特異體質，雖動員群醫，仍無法挽救。
無論是對簿公堂、自力救濟或訴諸輿論，其實只是醫療糾紛日漸增多所呈現出來的「果」；病人和醫生之間認知差距愈來愈擴大，才是醫療糾紛層出不窮的「因」。
「以前根本沒有病人和醫生打官司這種事。」在光復前當過醫生、銀髮蒼蒼的台大醫學院教授林國煌感嘆地說。他回憶在他那個年代，醫生享有崇高社會地位和病人百分之百的信任；而醫生對病人的回報是給病人最少的痛苦(包括身心及口袋上)，以最短時間把病治好。「在這種醫生怎麼說，病人怎麼做的關係下，通常雙方都可以獲得滿足。」這點至今令林國煌印象深刻。
隨著台灣社會擺脫了傳統農業色彩，邁向工商業社會，醫患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爭取醫療權益
特別是民國六十年代後期，台灣政治環境日益開放，人權觀念相繼萌芽，醫療人權也是其中一環。民國六十九年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訴求重點之一就是醫療消費者的保護，更點醒病患以消費者的身分訴求醫療權益。
消基會常務監事邱清華認為，病患花錢請醫生看病，當然有權知道自己得的是什麼病？為什麼吃這個藥？有什麼副作用？何況不像到超級市場買東西還可以退換，「病人的健康、生命一旦喪失，便永遠無法彌補。」他說。
然而在這種由醫生單向支配變為醫患雙向參與的過程中，一方面是病人的醫療衛生知識不夠，不足以支持他們深入的和醫生討論溝通；一方面是「醫院及醫事人員的步調和觀念還跟不上，不習慣和病患站在平等地位。」主管醫事行政的衛生署醫政處處長葉金川分析，這種理想要求和實際表現之間的差距，是造成醫療糾紛的主要原因之一。
除了要求「知」的權利，當人權思想和消費者權利意識逐步落實，「病患更進一步要求醫事人員尊重其尊嚴。」鑽研醫事法律二十年的執業律師李聖隆明確指出，隨著一般人的教育水準和生活程度提高，對醫療品質的期望也愈高，也就是除了看病之外，希望醫生更能具有溫暖、支持、體諒等人性化特質。
醫生太「冷」了
但是隨著社會的變遷，企業化大型醫院的出現，使得醫事人員在龐大、嚴密分工的組織中，不過是受雇的「職工」，眼中只有「壞掉的臟器」，沒有「受苦的病人」。
前台大醫院院長楊思標曾感嘆，大醫院醫療流程就像是修理汽車：故障(生病)－－進廠(住院)－－告知故障(申訴症狀)－－電腦分析－－更換零件(器官移植)－－出廠(出院)。對個別病人的心理、家庭背景一概置之不理。
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魏火曜有一次承認，他自已都不到台大醫院看病；對分科愈來愈細，造成病人就醫時不知所從也不表同意；「也許以後三十多顆牙齒必須找三十多個不同科別的牙醫看呢！」
幾年前，一篇題為「大夫，求你看我一眼」的文章，敘述一個病人排隊掛號、候診，花了三小時，好不容易見到醫生(微禿的頭頂)，趕快申訴右邊肚子痛，醫生卻頭也不抬，只花了兩分鐘勾好一大堆表格叫他去檢查。「以前生病看醫生，現在生病看機器。」這篇文章的結尾赤裸裸反映出有些醫生目中無「人」；病患則希望醫生「別急著說再見」的認知差距。
先救自己，再救別人
這是另一種不可忽視的差距，使得原本應該攜手驅逐病魔的伙伴，成了互相懷疑的敵手。
抱著病人隨時會找麻煩的「危機意識」，許多醫生選擇了「先救自己，再救別人」。一年前，新店一位張姓市民七歲的女兒，右手中指不慎被家中的打穀機截成三段，輾轉送耕莘、馬偕、三總、仁愛、長庚、和平等醫院才動了接合手術。
事後一位醫界人士分析，由於手指接合手術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而且斷成三節，接合成功的機率甚低，這些醫院怕日後惹上官司，趕快把病患轉走。其他如「防禦性」的不必要的檢查、開刀、大量使用抗生素等，都是醫生自保心態的例證。
最近台北市醫師公會籌組「醫療業務互助基金」，也是為了怕病患「找麻煩」，以會員平時繳費的方式來分擔醫療糾紛的風險。
但病患手中握有的籌碼相對就少多了。雖然消基會成立之初曾以保護醫療消費者權利為強烈訴求，但至今對投訴醫療糾紛的消費者仍是「愛莫能助」。消基會監事邱清華認為，要透過消基會討回「公道」非常困難，「因為我們雖有公信力，但沒有公權力。」
即使病患循司法途徑解決，立刻又會遭遇兩個瓶頸。一是「醫療法」規定「病歷由醫師保存」，病人和委託律師無法知悉其內容做為訴訟根據；二是醫療糾紛鑑定小組的成員和鑑定過程始終祕而不宣，而根據已經公布的資料顯示，這個小組鑑定醫生無過失者占了九０%以上，病患幾乎是「十場官司九場輸」。許多病患乾脆自行以抬棺威脅、黑道介入來私下「處置」醫生。台北市醫師公會理事長吳坤光證實，最近就有一位婦產科醫生被病人家屬恐嚇勒索，一個星期不敢去醫院上班。
親身觀察到這一連串由醫療糾紛衍生出來的問題，承辦過數百件醫療糾紛訴訟的李聖隆律師有感而發：「長久下去，非醫生之福，對病人更不利。」
他分析，隨著國內政治多元化、民主化的發展，醫療人權的訴求會愈來愈強烈，整個醫療體系必將是「以病人利益為導向」。畢竟「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掌握趨勢，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李聖隆寓意深長地說。
訪醫政處處長葉金川：「給醫生一點時間」
問:目前有關醫療糾紛的鑑定，主要是由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的鑑定小組負責，但是這個小組的成員和鑑定過程向來不對外界公布，使這個小組的公正性遭到懷疑。是不是可以考慮公布成員的名單？
怕人關說
答：根據「醫療法」規定，這個小組成員共有十五人，十人是醫界的，其餘五人分別是民意代表、心理學者、社會學者、法律學者和法界代表。但確實姓名不方便公布，因為他們都是義務職，如果每個案子都有人來關說，對他們會造成很大困擾，也許都不願意做委員了。
問：依據目前鑑定結果，醫生有過失和無過失的比例是一比十，相差甚為懸殊，使外界懷疑鑑定結果的客觀性，你的看法如何？
答：為什麼醫生一定要有過失呢？很多都是被病人誤解的。即便是一個相當高知識水準的人，醫學知識可能只有小學程度。何況怎樣比例才合理也很難講。
問：醫療糾紛發生後，主要鑑定依據為病歷，但病人看不到病歷，可不可以考慮將病歷影印一份給病人保管，以保障病人權益？
答：醫生有權保有病歷，可以讓人家查閱，卻沒有權利把病歷給病人。但病人要求時，醫生一定要給病人一份病歷摘要。
病人不是消費者？
問：站在消費者立場，病歷是病人付費請醫生看病的紀錄，記載的又都是病人自己的健康狀況，為什麼不可以讓病人保留一份病歷影本呢？
答：首先我認為病人不是消費者。病人為什麼不能保有病歷，就好像買車的人不能要求保有汽車的原始設計圖一樣，如果你懷疑這部車子的剎車系統有毛病，害你出了車禍，你可以請法院去調設計圖來看，但不能自己去要。
問：近幾年醫療糾紛愈來愈多，很多病人都擔心自己的權益受不到保障，站在主管醫事行政的立場，你覺得如何才能保障病患權益？
答：醫生如果有業務過失，病患尋求刑事的途徑解決不是一個常態，因為醫生應該不是故意要去害病人的，叫他去坐牢，除了病人一時痛快，其他人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尋求民事解決才是常態，因為大部分人告醫生都是希望得到金錢賠償，在美國九０%的案件是以民事解決的。
最重要的是去分析瞭解為什麼發生過失，在醫學教育或醫生的在職教育上來改善，使以後不要再發生過失。
需要時間適應
事實上，我們「醫療法」對病人權益的保障不輸其他國家，比日本的「醫療法」也要先進十五年左右。為什麼民眾認為權益未受保障，是因為醫院及醫事人員的步調和觀念還跟不上法律規定，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慢慢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