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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文壇奇女子-戴晴

文 / 尹萍    
198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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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文壇奇女子-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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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晴,在當今大陸文壇,是個響叮噹的人物。她正式的職銜是「光明日報」記者,但她自己說,她是「記者、作家、學者」三種身分兼具。

記者、作家、學者

以記者身分出現時,她訪問了多位學者,包括方勵之、梁漱溟、厲以寧、嚴家其、金觀濤、黎澍、馮友蘭等;以作家身分出現時,她寫過一些短篇小說和「中國女性系列」社會紀實小說;以學者身分出現時,她寫過多篇歷史紀實,力圖揭開共黨歷史的真相,其中以今年而言,最膾炙人口的是年初發表的「梁漱溟與毛澤東」和年中刊出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

不論那一種作品,由於她的直言敢言,總在知識分子當中引起或大或小的騷動。有些作家哂然道:「她當然敢說,她的身分不同。」

戴晴抗戰期間出生於四川重慶,父母都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父親在日本占領下的北平做地下工作時喪生。抗戰勝利後,中共在北平軍調處的負責人葉劍英派人把戴晴接去,從此她成了葉劍英的乾女兒。

那麼,她是否確實因其「高幹子弟」的身分而得到許多利便呢?聽到這個問題,戴晴杏眼圓睜,她先把目前許多不肖的「高幹子弟」痛斥一番,接著說,如果她確實因此得到好處的話,那麼是:「第一,吃得好,所以身體好;第二,教育機會好,所以容易出人頭地。」

問她,是否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才得以查閱機密資料,從而寫出系列歷史紀實文字呢?她搖頭:「那些資料,別人也能看得到,只是他們不像我細心查考。」

問她,住在北平西郊的高級住宅區「芙蓉里」,往來也可說無白丁,她如何能體會低階層民眾的心理與生活,而寫出一篇又一篇的社會紀實小說呢?她回答;「我的朋友很多,消息很靈通。」

台北文人的「中繼站」

消息靈通的她,對當前局勢的展望如何?「我是悲觀的,」她說:「希望寄託在鄧小平。要許我們說話才行。一個測度標準是看他准不准民辦報紙,如果還是不許,就是沒有言論自由,那麼,局勢倒退回一九四八年的情況,不是不可能。」

戴晴說話急促,為人爽快,不事修飾,頗有「女中豪傑」的味道。她的家,如今已成台北文人在北平的「中繼站」,經常高朋滿座。她笑說:「他們不願與官方接觸,所以都來找我。」戴晴的交遊廣闊可見一斑。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她在北平寓所會見「遠見」編輯,暢談大陸的文學現象:

問:大陸的文學藝術,在五0、六0乃至七0年代,似乎都是停滯的,一直到七0年代末期才活躍起來,這是什麼原因? 答:這要遠溯到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毛澤東在這次座談會上提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也就是要為戰爭、為奪取政權服務。他要求文藝工作者把文藝當成政治工具。

四九年以後,按說政權已經到手,文藝不必再為政治服務了。但是不然,作家們一直為「政治標準第一」還是「藝術標準第一」爭論不休。許多人強調自己先是一個共產黨員,然後才是一個作家。其實當然不對,應該首先是一個人,然後是一個寫作的人,再後才是為了某種階段理想,加入了一個政黨。就這麼簡單的一個事實,大陸作家要覺悟,花了半個世紀。

「延安文藝座談v太可怕了,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文學中才出現了基本的人的普通情感,有情、有人性的真正文學才算出現。

質問共產黨

問:那也就是你踏入文壇的時候,是嗎?

答:是的。我的第一篇作品「盼」(一九七九)是短篇小說。現在看起來,所寫的不過是當時的社會氣氛所能容忍的最粗淺情緒,只不過是在質問共產黨:「你們不能老騙人民,老是先給他希望,又讓他失望。你們要人家奉獻一切,你們又給了人家什麼?最後人家死的死了,瘋的瘋了,你們一推了事,算怎麼回事?」

這就是一九七八年的社會所能容許的層次,至於共產黨對人性的摧殘,作為一個人應有的精神生活、性生活等,我都沒敢提。

心靈不自由

其實我從來沒想過要做小說家。我最大的特點就是什麼都喜歡,唸書的時候,每逢寒暑假我最忙,今天幹這個,明天幹那個。寫作也是一樣,我根本沒有想到這會是我終生的事業,當初完全是寫著玩。不過現在回頭看,與我同時的作家差不多都是這樣。(戴晴一九六六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主修導彈自動控制。)

問:你們寫作完全自由嗎?

答:以前也有外國記者問我們有沒有寫作自由,別的作家幾乎都回答有,我卻回答:「那要看你怎麼說。」如果有人命令我寫什麼題材,我不寫,這種自由是有的。但是我的心靈並不自由,因為我所受的教育、我的知識結構都是定型的,我讀書的時候只能讀毛澤東、馬克思的書,所以我沒有心靈的自由。

另外,這幾年共產黨對文人也有一些小小的壓迫。本來這些壓迫算不了什麼,但是它令人回想起過去的「反右運動」,那給人的印象太深了。很多人都害怕為一句話而斷送一輩子。很多作家便作出追求純藝術的姿態,寫些大家都看不懂的東西。實際上他們是避免批評當局,避免正視社會上的不合理現象,而又希冀當局與社會雙方都給他們很高的榮譽,讓他當政協委員、當共產黨,甚至當「文聯」的主席或副主席。

我很不贊同他們這種態度,八七年的時候還為此和他們大吵一架,氣得我都要哭了。後來他們問我:「那你說,我們該怎麼辦?」我說:「就把自己的感受寫下來呀!」我不相信他們對今天的社會沒有任何感受,除非他是有意逃遁。

問:他們寫別人看不懂的東西,讀者會接受嗎?

答:所以現在文壇又起了變化。事實教育了他們。你不能光在沙龍小房間裡,你唸給我聽、我唸給你聽,大家做做白日夢。你還是要有讀者,我跟你們吵有什麼用?讀者對你冷淡,你只好改變。

現在大家最愛看的還是報告文學,或說紀實文學,名稱並不重要,像我的作品我就認為根本不是文學,完全是non-fiction,我堅持沒有虛構的成分。這並不意味報告文學有多好,而是占了新聞不白由的便宜,因為大家最關注的仍是社會,社會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了。你淨低頭看你的肚臍眼,那你自己看吧。

只看肚臍眼的作家

問:七八年開始,大陸文壇常有些作品造成轟動,但是近兩年這種情況已經少見,所以王蒙(作家兼「文化部長」)說:「文學的轟動效應已經過去。」這是什麼原因?

答:上次劉賓雁和陳映真對話時,陳映真也問過類似的問題,他說:「大陸的作家像劉先生,可以收到上千萬、百萬封信,走到那裡都像人民的大救星一樣,這是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沒有的現象,為什麼?」當時劉賓雁只說:「這可能是受蘇聯的影響。」等於沒有答覆。

實際上當然不是這樣。在一九七八年以前,共產黨把人性約束得太厲害了,所以那時候作家只要在作品裡流露一點點真情,讓讀者能從印刷品、從社會效果中感受到一點溫暖,他們就會把作家當作知音,覺得作家替他們說了一些心裡的話,把作家看得特別高,所以那時候文學刊物和作家非常熱門。

那種情形,是因為封閉的社會只開了一道小縫。但後來愈開愈大,大家看到的,認為有價值的人,不僅僅是作家了。更何況有些作家只看自己的肚臍眼,不看社會,一般人心裡的想法、疑惑,作家並沒替他反映。什麼叫做高就業?什麼叫做低工資?什麼叫做有等級的平均分配?上面出來一個政策,這政策到底對我是好是壞?這答案作家沒有給他們,經濟學家給了,他們就覺得經濟學家棒。

社會開放以後,人的興趣都已經變了,作家的地位也就降低了。八0年前後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那個時期已經過去了。

問:或許這正可以解釋,為什麼純文學的作品現在走下坡?

答:現在大陸的讀者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看消遣、虛構的小說,沒有藝術的氣氛讓人去體驗人生。這局面逼著他思索,他要從作品裡找答案、找依據來解釋現實;他要採集訊息,尋找他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得出他對這世界的觀感。

純文學走下坡

時代變了,尤其是對大陸上的中國人而言。過去虛假的東西太多,以前相信的事,現在都產生疑問。你老說「為人民謀幸福」、說「他是人民大救星」,這幸福是怎麼謀的,我得問一問。這就要看紀實的作品了。讀者的需求改變了,作家的心態也得跟著調整,否則被社會冷落,工資一個月一百元,買吃的都不夠。

問:海峽兩岸文化交流愈來愈頻繁,你認為會造成什麼影響?

答:會產生一股不可逆轉的趨勢,覺得我們是一樣的人,有共同的愛好,共同希望中華民族興旺,這比空洞的政治口號扎實得多。大陸的政治領袖再主張攻打金門、馬祖,往台灣發射導彈,人民就會起來說話;我們這些人若是被關進監獄,你們也會聲援。我覺得民間真正的融合,比政治上的協約更有力。

至於在作品的風格上有什麼影響,我沒有研究。但我認為台灣的文學發展比大陸領先二、三十年。現在大陸的社會正在補「商品經濟」這一課,文學作品也在補「冷峻批判的現實主義」這一課。如果沒有商品經濟,就不可能有批判現實主義,你看全世界的文學潮流都是如此。

做沒人做的事

問:你對「河殤」的看法如何?

答:「河殤」這作品有許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是今天王震那麼批評它,我就不批評了,否則變成政治行為。

蘇曉康的文字很好,「河殤」這種文字又成為文學的一種新樣式,後面有很多人跟著學。已經有兩個節目請我做總撰稿,我都拒絕了。這種事讓別人做,我要做沒人做的事。

問:你最近有什麼寫作計畫嗎?

答:我剛寫完一篇七萬字的長稿「儲安平與黨天下」,是關於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在反右鬥爭中的作為。儲安平是至今沒有平反的五個「大右派」中的一個。本來「反右」是不讓寫的,我這是第一次,所以有風險,準備登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一日創刊的「東方紀事」雜誌上。

說起「東方紀事」,道也是最近大陸文壇上最大的訊息。這本雜誌本來名聲很臭,我們結合一群覺悟早的作家,接手來辦(因為在這兒申請刊號得掉一層皮,不如用它現成的),包括蘇曉康、劉再復、李住、錢剛、史鐵生……。內容完全是關注社會,沒有詩、沒有純小說。

我相信讀者會接受的,我們準備大幹一場,在北京印五百本豪華本,另外發行普通本。因為有我的那篇文章,說不定第一期就被停刊了,可是大家都願意冒這個險,這代表我們共同的心願,文學界只要有這種視野,以後出來的作品就會不一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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