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不應有「浪漫的憧憬」；對中國，則應有歷史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要把中共的中國轉化成中國人的中國。
一、不屬於任何一個黨派
中國不屬於共產黨，也不屬於國民黨；正如美國不屬於民主黨，也不屬於共和黨。
中國是屬於中國人的，正如美國是屬於美國人的。任何政黨仍然要把「黨」與「國」畫上等號，視為一體，那是遲早會被時代潮流所沖毀的落伍觀念。
民國成立以來，由於一直缺乏推行民主政治的環境，「民主」從未在中國的土壤上生根。在列強凌辱，烽火遍地下，知識分子對民主思潮的鼓吹，只能激起一些浪花。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及善良的中國人民，幾乎沒有選擇地只能生活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治理之下。
二、經濟比賽已經有了輸贏
不幸中的大幸是：這兩種不同方式的治理，經過四十年的實驗，產生了世人共知的截然不同的結果。
由於這一實驗產生了這樣顯著的差異，因此，筆者近年來認為：從中國的利益，而不是從「黨」的利益出發，海峽兩岸仇視性的「競爭」應當宣告終結。代之而起的應當是和平性的競爭與互補性的合作。
超越在前的台灣，應當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幫助落在後面的大陸。對大陸，再誇耀台灣的經濟成就已經沒有意義。經濟上的競賽已經有了輸贏，台灣要追趕的是日本與歐美國家。
三、歷史的責任
今天海內外中國人所面對的一個活生生的事實是：當前的中國大陸是在中共統治下的；在「四個堅持」下，中國變成了不折不扣的共產中國。這一事實也許會得到四千多萬共產黨員的支持，但大陸上另外十億中國人民，台灣近二千萬中國人以及海外數千萬中國人是想極力改變的。
要推翻一個政權，在沒有民主的政治體制下，幾乎都靠流血的革命。在大陸的現況下，雖然因為政策錯誤或權力鬥爭，黨內的領導班子時常更換，但看不出共產黨本身會有被推翻的可能。因此，只有另一個可能的途徑－－和平的轉變。
要以和平方式來轉變一個政黨的教條、意識型態、組織結構、政策綱領，即使在歐美國家也難；要轉變共產黨當然是難上加難。但近年來戈巴契夫在蘇聯英雄式的重大改革、鄧小平在大陸勇敢的經濟改革，以及南斯拉夫、匈牙利、波蘭前朴後繼地改革，卻初步證明「和平的轉變」不是一條毫無希望的死胡同。
在蘇聯及大陸，領導階層是在改革中。其改革的動機顯然是來自人民的要求與外在的壓力。歐美國家正在熱烈辯論：他們應否以更多的資本、技術、貿易、貸款來幫助戈巴契夫的「開放」與「重整」。
面對中共，歷史的責任對國民黨而言，就是在目前無法取代大陸共產黨政權情況下，要匯集海內外一切力量，來轉化共產黨的政策，使中國有一天能變成中國人的中國。只有到那一天，國民黨才能減少它對大陸人民的虧欠。
四、中國人的願望
要讓中國成為真正屬於中國人的中國，不論那一個黨執政，都必須要滿足中國人的願望。在貧窮、落後、懦弱、專制的歷史枷鎖下，中國人的願望就是要：
－－在法治與人權保障下，人民享有投票、言論、遷移等自由，不再有政治迫害的恐懼。
－－在市場運作與中產階級形成下，人民不再有貧窮的恐懼。
－－在重視專才及提高教育水平下，人民不再有愚昧的恐懼。
－－在重視個人意願及家庭倫理下，人民不再有被鬥爭的恐懼。
－－在足夠(不是過多)的國防力量下，人民不再有被列強欺凌的恐懼。
五、我們能做的
在台灣及海外地區的中國人應當做的，就是透過各種方式，讓這些中國人的願望逐步成真。
在當前海峽兩岸仍然對峙，而又有一些解凍跡象時，筆者認為政府該立即允許的，民間可以做的，應當包括：
－－擴大探親範圍，進一步允許觀光，包括一般性公務員如教師、教授等。也應當有選擇性地准許大陸人民來台短期訪問。
－－不僅允許台灣的專家學者去大陸參加學術會議，也應當允許大陸的專家學者來台開會。
－－文化交流與學術交流(如體育、音樂、藝術、學術著作交換等)宜加快進行。台大學生要在香港與大陸的大學生敘談，不應阻止。
－－允許雙方資深記者與編輯相互採訪、報導。
－－貿易與投資，在廠商充分瞭解其自身風險下，不宜過多限制。
－－透過民間基金會資助，向大陸的大學及圖書館提供低價，甚至免費的書籍、雜誌、錄音帶等，讓大陸人民瞭解「台灣經驗」。
經過一段時間的實施，上面這些措施如果產生積極效果，可以再進一步考慮低利貸款、技術協助、農村改革、建立共同市場等建議。
在可預見的將來，北平仍不會放棄「四個堅持」，台北也不會放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做為一個中國人，不願意看到永遠分裂的中國。只希望當雙方仍然堅持各自政治立場時，能夠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上，讓雙方的民間交流能持續而擴大，逐漸縮短各種差距，特別是相互認知上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