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是《魯迅散文集》〈秋夜〉開頭的一段，很多人讀過、記得。
那天我們在北京「魯迅故居」的院子裡，只看到一棵棗樹。魯迅所寫「牆外」的那兩棵樹，早死了。後人在院子裡另栽了兩棵，以呼應他的文章。但其中一棵也死了，剩下的一棵就落了單。樹猶如此，正顯示了人世的變遷。
負責照料故居並為遊人講解的那位女士說，每年中秋節前後棗子熟了，會摘下來送給魯迅的兒子周海嬰。2001年周海嬰七十歲，寫了一本《魯迅與我七十年》，在海峽兩岸都很受注意。
有夫之婦卻守身如玉
「魯迅故居」在阜成門內西三條廿一號，緊鄰著「魯迅博物館」。遊人出了博物館，就看到故居，很自然的會進來看看。
魯迅賣掉老家紹興的宅子，在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十一號蓋了一棟新居。1919年11月，與二弟周作人一家人遷進新屋。12月，回紹興將母親魯瑞、妻子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都接來同住，闔家團圓。
到了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關係破裂，他搬出來租屋暫居，自己設計畫圖另蓋了一座新房子，1924年5月落成遷入，就是現在的「魯迅故居」，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故居」是一座小四合院，青灰樹牆，朱紅門窗，很普通，但也雅致。三間南房是客廳，西廂房是廚房，東廂房是傭人宿舍；三間北房，魯迅的母親住在東屋，中間是餐廳，西邊屋是妻子朱安的臥室，魯迅自己則住在北房屋後接出來的「灰棚」裡。
他不和太太同住一屋嗎？不！從來沒有。一直到死，朱安都「守身如玉」。
魯迅早年喪父，對母親很孝順。1906年，他二十六歲，正在日本留學，家中忽然函電相催，說他母親病了，要他趕快回去。回到紹興，才知是一場「騙局」。魯母聽到流言，謂魯迅在日本已娶妻生子，吃驚之下，趕快把兒子召回來，為他辦了喜事。
親友都知魯迅是「新派人物」，而準新娘朱安卻是一個不識字、又纏小腳的姑娘，他們等著看一場翻天覆地的「家庭革命」。但魯迅順從了。只是新婚之夜睡在書房裡，第三天就回日本繼續求學去了。
自此以後，他們只維持名義上的、形式上的夫妻關係。魯迅曾多次對友人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我是不知道的。」
不過魯迅有一位實質上的太太——許廣平，也是他的「革命伙伴」，而周海嬰是他們的兒子。
虐待反受讚揚，教人難心服
1923年10月，魯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講師，每週講一小時中國小說史。許廣平是他班上的學生，兩人因接近而生好感，終於相愛。1927年10月，魯迅偕許廣平南下上海，開始同居生活。至於元配朱安，則留在北京陪伴婆婆。老太太1943年過世後，她獨自守護著宅院，直到1947年辭世，「守貞」一輩子。
我們離開「博物館」走進「故居」，已過了下午五點，本來應該打烊了，但那位講解員女士很熱心，看到幾位客人是台灣來的，願意延長時間為我們導覽。在介紹到朱安的臥室時，她沒有對這個不幸的女子表示同情，反而讚頌魯迅的偉大：魯迅自知與她沒有感情，若跟她有實質上的夫妻關係，是不誠實；要是此後再離棄，那更害了她。這樣做，是魯迅先生人格上的完整、超俗。
魯迅、許廣平和朱安之間的事，局外人不易置喙。但我一向同情朱安，覺得她受害太深，犧牲太大。這回聽了講解員女士的說明，忍不住插了嘴。
我說：魯迅先生有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大家都耳熟能詳。
「橫眉」代表了魯迅先生不畏惡勢力，敢向傳統挑戰的義勇精神；「俯首」則顯示了他同情弱者，願為他們犧牲奉獻的仁愛精神。魯迅先生既然有這樣的襟懷，為什麼在自己的婚姻上卻不能實踐呢？如果「橫眉」，他應該反抗這樁強迫的、沒有感情的婚姻；如果他接受了這樣的安排，他就應該「俯首」對待他合法的妻子。現在，他反其道而行，對他向所批判的舊社會禮教「俯首」，卻對一個無辜的弱女子「橫眉」，這怎能叫人心服？魯迅先生在文學上的成就是一回事，但這件事的是非對錯是另一回事。
我還跟她說，與魯迅同時代的胡適，也是早年喪父，也是母親安排他結婚，新娘子江冬秀也是小腳、不識字，但兩人生了兩男一女，白頭到老，胡適沒有欺侮他太太。若從「人道主義」的精神來看，胡適強於魯迅。
那位講解員女士怔在那裡，半天接不上口。毛澤東曾讚揚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又是「三家」——「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國大陸利用政治勢力，把魯迅神化了。幾曾見過「神」做錯事了的？在「魯迅博物館」和「魯迅故居」這類場合，這般議論魯迅的「反動言論」，大概是很少聽到的。
講解員女士尷尬地笑笑：「您說的這些，我們會報給上級參考。」
胡適做到，魯迅沒做到
讓魯迅這樣文化素養的人，跟一位目不識丁的小腳女子生活一輩子，未免強人所難，我們不能說風涼話。我們所「求全責備」於魯迅者，是他「始不亂而終棄」的沒有責任心和仁厚心。
事實上，胡適對他的婚姻也未必是那麼心甘情願，他也曾向朋友透露心中的苦悶，但他實踐了他揭櫫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信仰。1921年8月30日，他的朋友商務印書館負責人高夢旦來看他，談起他的婚姻，那天他在日記裡寫道：
他談起我的婚事，他說許多舊人都恭維我不背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說他的敬重我，這也是一個原因。我問他，這一件事有什麼難能可貴之處？他說，這是一件大犧牲。我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麼大犧牲？他問我何以最討便宜，我說，當初我並不曾準備什麼犧牲，我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
假如我那裡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裡並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於此事的過分讚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應，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也不曾求人讚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便宜的事嗎？據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呢？
愛情、婚姻之事唯當事人冷暖自知，外人難以評斷，但不「忍心毀約」，不讓別人「終身痛苦」，這點知識上的、人性上的基本要求，胡適做到了，魯迅沒做到。（作者為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社務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