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民眾不甚了解，醫藥的研發其實是一條艱辛又漫長的歷程。在美國醫療產業界，根據統計，一般新藥的研發，大約要燒掉10億美元的研發經費，平均費時10至15年，最後，獲得FDA批准的機率大約是10％，換句話說，90％的研發終究是宣告失敗！這就是研究者與投資者必須承擔的風險。
如果您上飛機時，被告知，這部飛機有90％失事的機率，您會怎麼想？那麼，為什麼還有前仆後繼的研究者與投資者投入新藥研發？
很多時候，是因為研究者深深相信他畢生投入研究，在該領域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而產生很堅定的信念。這個信念足以讓投資者信服，而願意成全這位研究者去實現他的夢想。對於投資者而言，就是一個很大的賭注，成功的話，會賺大錢，有千萬倍以上的回收，但更多的時候是血本無歸，他們要承擔得起。
政府對醫學領域投資不足，臨床醫療、基礎研究皆缺乏人才
今天台灣在很多方面的發展及成就都很值得驕傲，但事實是，我們在很多方面還沒有打好堅實的根基。我們應該要做的是，迎頭趕上，一步一腳印地把我們的缺失逐漸補起來。
以我熟悉的醫療領域為例，其實，在台灣經濟起飛以來，我們在醫學教育及醫學研究方面並沒有注入必要的投資。因此，不論是在臨床醫療或基礎研究方面，我們普遍缺乏深度，而且，人才也不夠。
近十年來，政府積極推動生技產業，個人則一直認為台灣的生技研發，還沒走到水到渠成的時候，操之過急，反而不會成事。
記得在李登輝先生當選台灣民選總統後，不久，我在一次企業界的建言會上，建議政府在幾年內，送200名生物領域的大學畢業生，到美國修習博士學位，再做五年的博士後研究，等到養成扎實的獨立研究的能力後，再安排國內適當的職位，回來發揮所長，才可能逐漸建立台灣生物醫學研究的基礎。
當然，人微言輕，政府有它政治的考量，選擇廣設大學，把錢花在看得見的硬體建設上，而忽視了精英人才的培育。更淒慘的，學校很多，師資卻沒有增加多少，教師要上課、做研究、搶升等，結果忙得什麼都做不好。不但，教師的自我成長受限，學生也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就無法為生物醫學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這就是過去30年台灣生物醫學發展的現實。
醫療法案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保護病人權益及安全
本來新藥的開發，因為療效和安全性都不明，所以，即使是免費，研究者都還要感激願意參與臨床試驗的病人。到頭來，對病人有所助益的可能性，其實是很小的，幸運者就落在那10％。
所以，任何醫療法案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要保護病人的權益及安全。如果政府在病人的苦苦請求下，有心要為末期病人，提供一線希望，允許他們，嘗試還在研發階段、尚未通過臨床試驗的藥物時，法案就要用最大的力量去保護病人，以免病人受害。這個邏輯是受害的機會可能比受益大。
我不知道當初政府是受到什麼様人的影響，「特管法」竟然容許生產商向病人收費，讓病人捧一大筆錢去接受療效及安全性都不明的治療，去當生技公司的白老鼠。既然同時要發展生技產業，就須要有更多病人的參與，條件放寬了，就犧牲了更多病人的權益與安全。
一箭雙鵰的特管法，製造嚴重利益衝突問題
也許，政府以為如此一來，就能夠一箭雙鵰。一方面可以滿足病人的需求，一方面可以讓台灣的生技公司不必投入太多資金，就能夠開發出有用的細胞治療技術，來加速台灣生技產業的發展。
然而，這個想要一箭雙鵰的特管法，其實反而製造了嚴重的利益衝突問題。所以，施行四年下來，居然讓當初特管法的催生者，台灣癌症免疫細胞協會理事長紀君霖就站出來說，目前台灣的細胞治療亂象叢生，她奉勸病人，不要去做細胞治療。至今，到底有沒有病人受益，基本上無法知道！根據最近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的系列報導〈變調的細胞療法〉，可能反而有數萬人受詐。
那麼，特管法是否促進了生技的發展？根據記者的訪談，絕大多數癌症病人，在接受細胞治療的同時，都還繼續接受正規的癌症治療。如果病人的病情真的有所改善，事實上，我們永遠分不清楚，到底是正規癌症治療，或是細胞治療發生了作用！也就無法確定細胞治療的效果。
足見，這些提供細胞治療的醫院的作法，嚴重違反臨床試驗的原則。顯然，只是拿著為台灣發展生技產業為幌子，基本上，是把細胞治療當生意做。
不論如何，把回應末期病人的需求，跟發展台灣的生技產業這兩件事放在一起做，就製造了嚴重的利益衝突。而且，缺乏嚴謹臨床試驗的紀律就無法發展生技產業。此刻，政府應該懸崖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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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