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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領工作也會外移,怎麼辦

李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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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誠

200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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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領工作也會外移,怎麼辦
 

本文出自 2004 / 11月號雜誌 曹興誠分紅創天下

工業國家白領工作開始外移

在過去三十年,因為交通與科技的快速發展,使國際分工不但可行,而且是各國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在此大趨勢下,近年來中國大陸利用其低廉又充沛的勞力發展成世界工廠。在各工業化國家不斷向大陸投資時,各國的藍領工作都不斷地向中國大陸外移。此種磁吸的作用,不但影響到歐美工業化國家的藍領工人的工作機會,也影響到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與開發中國家藍領工人的就業機會。台灣也不例外,在國際分工的大趨勢下,台灣的製造業自1980年後期以來一直不斷地外移,藍領的就業機會在不斷地減少。在1989年,台灣的藍領生產工有三五三萬人,到2003年減少到三一九萬人。

但是,白領工作者(特別是高層次服務業的專業人士),他們的工作機會則是直到最近也很少受全球化與國際化的影響。因為開發中國家的會計師可以有很良好的訓練,薪資亦低,但是他們無法隔空檢查工業化國家境內企業的帳目;律師也不能隔空為工業化國家的顧客上法庭,打官司;醫生也無法隔空為工業化國家的病人醫病。因此,工業化國家的白領員工的工作可謂是很穩定。不但如此,他們更進一步充分地享受全球化所帶來低廉的消費品,為此,大部分白領階級的員工都支持全球化的政策。

但是,近日此情況有所改變,因為近年來電子資訊產業的發展與電子網路的盛行,使很多白領工作也可以外包,近日國際媒體即大幅地報導美國如何不需要再從印度輸入軟體工程師,因為這些工作都可以外包到印度去,他們在當地完成工作後,把產品透過網路寄回美國即可。

此種大幅度的報導引起英、美等工業化國家白領員工的一陣恐慌,他們都怕自己的工作會像千萬的藍領工作一樣,外移到開發中地區。也因為如此,他們的態度開始轉趨保守,也開始反對全球化、國際化,並要求政府訂法限制企業將白領工作外包到海外。

白領與藍領工作外移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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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工業化國家白領員工對白領工作外流的關心,應該不只屬於他們的事,因為下一波台灣的白領工作也可能外移到印度及中國大陸去,因此我們對歐美工業化國家白領工作外移的趨向,與他們國家因應的政策,應加以注意,以便未雨綢繆,事先擬訂因應政策。

由表一的數字我們可以得知,現階段美、德、日、荷是白領工作外包到國外最多的國家。在2002年,美國白領工作外包到其他國家商業服務性白領工作的總值是409億美元,名列全球第一;德國是391億,全球第二;其他日本、荷蘭與義大利的總值都在200多億美元。印度與中國大陸外包的白領工作也不少,在2002年他們各向各國輸出了價值118億與79億美元的白領工作。

這些絕對數字未能正確地表達出一國白領工作流失的密度。如果我們以輸出白領工作的總值對當地GDP的比率為指標,則一些小國家如安哥拉、剛果、莫三鼻克的白領工作輸出比率遠比歐美工業化國家為高(占他們GDP的35%、22%與17%),愛爾蘭也不少(占GDP的15%);相反地,工業化國家的白領工作輸出比率很低,德國只占他們GDP的1.96%,英國1.03%,美國更是只有0.39%(見表二)。

表三是白領工作機會輸入最多的國家,如美、英、德、法、荷等國,美國在2002年輸入了587億美元價值的商業服務性白領工作;英國367億;德國279億;印度與中國大陸兩個被國際認為工作機會輸入最多的國家卻只輸入了價值186億與104億美元的商業服務性白領工作機會。假如我們將這些數字標準化,以他們占當地GDP的比率來比較,則亞洲的新加坡與香港名列前茅,新加坡在2002年輸入的商業服務性白領工作占他們GDP的14.9%;香港11.5%;印度與中國大陸各占他們GDP的3.79%(名列全球第二十一名)與0.82%(名列全球的第七十九名);美國是0.56%,名列全球第九十名。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得知,藍領與白領工作的輸出情況不同,藍領只有輸出沒有輸入,是單行道;白領工作則有輸出也有輸入,是雙行道。

在一個高度工業化且高度開放的國家,如英、美,他們輸出的白領工作機會雖多,但輸入的工作機會更多。美國在2002年雖然輸出了409億美元的商業服務性的白領工作機會,但是在同年卻輸入了587億美元價值的商業服務工作機會,淨賺178億美元的白領工作機會;英國在同年輸出161億美元,但輸入367億美元商業服務的工作機會,淨賺206億美元白領工作機會;德國的經濟比美國與英國封閉,他們輸出391億美元的工作機會,輸入了279億美元的工作機會,虧損了112億美元的白領工作機會。新加坡與香港是經濟非常開放的地區,他們白領工作輸入的成績非常亮麗,以輸入工作占他們的GDP而言,名列全球的第二與第三名(見頁158表四)。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得知,我們不要怕白領工作的外移,只要我們不斷地提升我們的經濟結構,並維持一個相當開放的經濟,白領工作的輸入會比輸出大,英、美、新加坡與香港的作法與經驗,是值得我國經濟與就業政策的借鏡。

(作者為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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