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現在不僅難為避風港，更可能淪為地獄。
家庭暴力防治法實施五年後，不少受暴婦女開始學著走出晦暗。但社會的變遷，卻帶來更多慘烈的悲劇：外籍和大陸新娘被虐，段氏日玲被折磨得猶如難民的皮包骨，讓人驚寒；縱火、瓦斯引爆、攜子自殺的新型態家暴，數日一起，有如不定時炸彈，嚴重威脅社會治安。
官方的統計顯示，今年1至5月，故意殺人的刑事案件中，有10％是家暴案；傷害案件中，更有高達33.6％是家暴引起的。現代婦女基金會統計今年前五個月的重大家暴事件，發現平均每個月就有十人死於家暴。「家庭暴力愈來愈惡質化了，」基金會副執行長姚淑文憂心地指出。
有太多人找不到情緒的出口。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執行祕書林慈玲指出，家暴案件更形慘烈，是社會病態的反映，社會對立的氣氛和失業問題讓很多人鬱卒。
但鬱卒的代價不小。內政部一項調查顯示，每位家暴被害人，每年付出的醫藥費等代價在新台幣28萬5000元至47萬1000元之間。以2003年通報的被害人數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二人，乘以47.1萬元計算，金錢損失高達173億元。這還不包括未通報的「黑數」，以及心理及社會層面的創傷。
有幸遠離家暴的人也難置身事外，台北大學張四明教授估計，政府為每個個案提供服務的成本平均是2萬7000元，以去年全國受理案件兩萬八百一十件計算，納稅人至少負擔了5.6億元。兩項金額加起來近180億元，足以興建三座古根漢美術館。
不過家暴問題的黑數很高，社會實際付出的成本可能遠高於可計算金額的十倍。
國內的家暴事件中，受害最深的是已婚婦女。內政部2003年的統計顯示，家暴通報件數中，女性被害人高達87％，暴力類型主要是婚姻暴力，占75.3％，以肢體傷害近六成為主，精神虐待21.9％，言語暴力13.8％。
儘管家暴法「法入家門，家暴即犯罪」的觀念推行了五年，但受暴者多半尋求非正式管道的支持。台大社工系教授王麗容的調查顯示，朋友占41.49％，親戚35.11％，向政府相關單位尋求協助者，不超過7％，尤其是研究所以上的高教育知識分子幾乎不會對外求助。
於是，精英婦女強顏歡笑，外籍新娘有口難言。她們的沈默容忍，讓暴力和歧視持續肆虐蔓延。
家暴陰影也籠罩名女人
澳洲華人單親互助會創辦人蘇拾瑩，人生原本一帆風順，卻因為一段受暴的婚姻，賠上了1億元的事業。曾是知名記者的她，採訪過許多黨政名流，她說，有的女主播或企業家夫人受到家暴時，為了保全名譽、聲望，選擇隱忍或私下找律師解決。
只有極少數高社經地位的婦女敢挺身而出。現任立委秦慧珠，在十多年前曾因為家暴二度報警。那時還沒有家暴法，警察通常以家務事為託詞，不搭理尋常百姓舉發的家暴案。但當時擔任台北市議員的秦慧珠身分特殊，電話一打，警局立刻派出全身黑衣、手荷長槍的四名霹靂幹員衝到她家，「我先生嚇得奪門而逃，」她大笑地說。
但回憶當年的痛楚，她說，身體受傷，內心屈辱，事情上了報，也丟臉；想要離婚，又要顧及公眾形象，最後還是選擇原諒先生。
所幸報警之後，先生開始有節制。「打老婆的習慣不容易改過來，老婆一再隱忍，反而會縱容先生，」秦慧珠分享身為過來人的經驗。
一般人以為貧賤夫妻百事哀，調查卻顯示，沒有經濟能力者受到家暴的比例固然最高，占32.2％，但月入5到10萬元的高收入者，也占受暴人口的11％。受暴者的教育程度，大專學歷高達30％，僅次於高中職學歷38.5％，國中以下只占三成，推翻低學歷是主要家暴發生階層的刻板印象。
王麗容分析，高教育程度的人通常工作壓力比較大，精神暴力的比率較高，「嘮叨如果到了令對方覺得很沒有尊嚴的程度，也算是一種精神虐待。」
如果以性別分析，女性受暴情況最嚴重的教育層級是碩士25％，還比國小21％高。蘇拾瑩說，太太伶牙利齒，先生吵不贏時，有時就揮拳相向，吵架時「忍下最後一句話」是她常勸告其她婦女的話。
弱勢中的弱勢
從保護令聲請的地域分析，父權觀念重的鄉下、原住民和外籍新娘對家暴的隱忍，更甚於都會區的婦女。
多年前，某個婦女團體，曾接獲來自雲林虎尾鎮的一通投訴電話，這位哭泣不止的婦女說她長年被打，已經受不了。在她居住的小村落裡，每天晚上都有被打的女人在哭喊，她不知道向誰求助。但最後她沒有留下聯絡方式，掛下電話後，從此音訊全無。
原住民的部落意識很強，家暴甚少對外張揚。日前有位二十多歲的原住民少婦，從新竹縣尖石鄉騎車騎了兩個小時，到新竹市區的家暴服務中心求助，只因為部落裡的原住民警察也是親戚，不願受理家暴案，她只好跑到外地求援。
語言不通、無法工作、沒有身分證的外籍新娘，是最孤立無援的一群。嘉義縣太保市有個學校幫外籍新娘開輔導課，計畫請警局來講解「家庭暴力防治須知」，馬上就有台灣老公打電話「關切」，最後課程被迫取消。
中央警察大學陳玉書教授調查指出，外籍新娘首次發生家暴的期間，大多集中在婚後頭半年到一年，發生的原因以丈夫酒後施暴居多，占26％。有六成多的受暴者未前往醫院驗傷及開立驗傷單，47％的受暴新娘會有自殺的念頭。
緬甸籍的外籍新娘秋雲（化名），和先生在泰國因工作相識而結婚，兩人在泰國相安無事，返回台灣定居後，卻強烈感受到先生和家人歧視的言語及對待，先生也開始打她，幸好懂中文的她，積極對外求援，斷然離婚。取得身分證之後，她重新找到工作，獨立養大六歲大的女兒。秋雲感慨地說，台灣的外籍新娘想辦離婚真是太難了，未來她絕不輕言再婚。
目睹兒童成為暴力的輪迴
經濟無法獨立和母愛的牽絆，往往是受害婦女無法擺脫暴力陰影的關鍵。
新竹地方法院院長黃梅月指出，目睹暴力兒童的問題被長期忽視。受輔導的目睹兒童很有可能再度成為加害人，暴力行為將代代傳遞，家暴悲劇將一再重演。
東華大學教授陳若璋曾輔導一位常與牢友暴力相向的受刑人。輔導後發現，他小時侯，半夜常看到爸爸抓媽媽的頭撞牆，口裡還不停叫囂。他嚇得全身顫抖，猶豫著要不要出去救媽媽。這樣的小孩，功課不會好。
上國二時媽媽從此離家，同學笑他媽媽跟人跑了，他一怒之下把人刺傷，成為不良少年。婚後也常向太太施暴，太太失望之餘離他而去。最後因嚴重傷害妓女，以致入獄服刑。
回溯童年的夢魘後，他逐漸瞭解他的暴力傾向並非天生，也非無可救藥。於是試著擺脫父親留在他心底的陰霾，在獄中打架的次數明顯減少。
目睹兒童身上也許沒有傷口，但內心的創傷卻深沈得看不到，也摸不著。
五十歲的蔡台珍，因為家暴多次自殺，當她決定留下小孩，獨自離家時，不小心吵醒熟睡的小女兒，不知情的小孩睡眼惺忪地問：「媽媽，你要去哪？」她忍住淚，哄著女兒，心裡不斷告訴自己，「走出那道門，是為了給孩子一個更好的家。」她寧可選擇離開，也不願讓孩子目睹暴力，「暴力家庭比單親家庭更不好受。」
保護令竟成催命符
走出那道家門，也只是開始。從保護令的聲請、緊急安置、打官司、孩子的監護權等等，是一場又一場的硬仗。有人撐不到最後，就走到了人生的盡頭。
2003年平均每天有一一七‧八件的家暴案向有關單位通報，等於每小時有五件，聲請和核發保護令的件數也年年升高。（見表二）但長期關注家暴議題的現代婦女基金會卻發現，今年前五個月法院審理終結的案件，聲請的保護令件數較上年同期減少上千件。副執行長姚淑文認為，新聞常報導受暴婦女因為聲請保護令，結果激怒丈夫，惹來殺身之禍，導致其他婦女不敢輕易聲請保護令。
保護令成為催命符，是家暴防治工作的重大危機。
去年受暴婦女許雪卿也持有保護令，但是一張薄薄的紙，怎擋得了威力強大的瓦斯引爆，一雙兒女被丈夫點燃的大火焚身。今年基隆KTV大火，奪去五條人命，縱火的原因同樣是丈夫報復聲請保護令的妻子；台中縣一位三度聲請保護令的婦人，依然被前夫砍了七刀。
「避免傷亡事件必須靠第一線的警察和社工提高警覺，同時支援網絡間的對話需要更密切，」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的執行祕書林慈玲強調地說。
企業也該挺身而出
目前各縣市負責家暴服務的人力吃緊，尤其中南部縣市的社工員幾乎都是個位數，偏遠地區甚至只有一位。姚淑文舉例，嘉義縣只有兩位社工，每年要處理一千多件家暴案，資源實在不足。
林慈玲認為，家暴服務要在地化，但地方政府的能量有限，企業若能加入防治的工作，效果會更大。
絕大多數的企業都不願和「家暴」這兩個字連上關係。十分重視女性員工福利的福特六和汽車總裁沈英銓指出，只有當員工的家務事影響到工作時，公司才會介入。不少竹科的高科技公司，各種福利一流，但面對受暴員工卻避之唯恐不及。
現代婦女基金會的新竹家暴服務處，4月1日開張，未經大力宣傳，三個月來已有兩百二十人尋求協助。社工人員表示，求助的人從竹科的技術員到經理都有。
園區的家暴問題，主要是工作壓力大，而且公司重視晚上進修，難以照顧孩子和家庭，如果夫妻都同在高科技公司工作，情況會更嚴重。
其中一個案例是位女技術員。同事都知道她是受暴婦女。雖然她已有保護令，但大膽的先生仍到她任職的電子公司門口徘徊，要把她抓回家。太太情急之下想打電話報警，公司人事部門卻加以阻止。後來她為了打婚姻官司，向公司請半天假出庭，還被主管訓示，不要因為私事而影響公事，公司也沒有任何同事敢出庭為她作證。
在美國，企業提供以員工家庭為中心的福利方案，已成為徵才及留才的誘因。摩托羅拉台灣分公司實施「員工協助方案」的經驗顯示，可有效預防家庭暴力的發生。「家暴防治的概念一定要從職場做起，」王麗容斬釘截鐵地說。
攀過生命的高牆
台北市政府顧問顧燕翎在美求學時，認識兩對台灣籍夫婦。一對長居美國，先生打太太時被鄰居舉發，後來先生被法院強制治療，結局是闔家團圓；另一對是在回台定居後，先生開始動手打老婆，在她建議下，這位妻子後來向婦女團體尋求諮商，因成效不大，最後兩人以離婚黯然收場。
美國足球名將辛普森被控謀殺前妻妮可。雖然最後無罪釋放，但對此結果忿忿不平的洛杉磯家暴委員會主席高登說：「妮可已經被辛普森謀殺多年了，只是直到6月25日才死掉。」長期受虐的妮可，早就因為家暴，活在慢性謀殺的痛苦中。
究竟還有多少妮可在黑暗中哭泣？
「每個人都可以是別人的守護天使，」新竹地院黃梅月院長語重心長地說。家暴的支援網絡裡，應該有警察、法官、社工、企業，以及願意伸出援手的第三人。鄰居、同事甚至路人，都可以助受難婦女一臂之力，幫她們攀過生命的高牆，展開新生，也幫社會重拾安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