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藝系列二】花費納稅人公帑的公共建設，究竟是該「接軌國際」採用國外大師的設計，還是應該給予本地設計團隊實踐的機會？終於啟用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銀球酷炫造型令網友聯想到「貢丸、米血、百頁」這三種火鍋配料，在社群上引發熱議。但除了造型之外，北藝話題又開啟了哪些公共建築的對話？
甫開幕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北藝中心）作為白晝之夜的核心展場，點亮了一整夜的士林。走在午夜的文林路上，士林夜市的攤販老闆看著眼前排隊人龍，不只沒嫌累，還忍不住感嘆：「實在好久沒看到這麼熱鬧的光景！」
公部門耗資建成一座場館，除了場地本身的功能，也並不遺世而獨立，期待場館能帶動、翻轉一個街區，甚至是一整座城市城市的發展。
而建築過程，事務所、承造廠商，也得與業主（公部門）在法規、理念上溝通，仰賴在地營造、供應商甚至是附近居民的支持，才得以完成，否則動輒十年的工期，蓋到原物料都長了一輪，是家常便飯。
經典案例就如北藝中心，或即將完工的台北體育文化園區（大巨蛋），兩者同為命運多舛、耗時超過十年才蓋完的公共建築。不禁讓疑惑，究竟其中是出了什麼問題，讓在台灣蓋一座公共建築如此難？
永遠的課題：國際設計團隊增加磨合成本
國際建築事務所參與時，增加溝通與文化磨合的成本，或許是讓建設難上加難的原因之一。無論是設計大巨蛋的建築事務所POPULOUS、設計北流的RUR Architecture P.C、隈研吾建築都市設計事務所設計的台中巨蛋，到以庫哈斯（Koolhaas）為代表的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MA）設計的北藝，都有外國建築事務所的身影。
許多公共建築的一路以來的爭議與延宕，以北藝中心為例，在公共建築領域經驗豐富潘冀聯合事務所看來，除了建築界倡議多年「外國月亮沒有比較圓」的理念外，當一個外國事務所插旗台灣的公共建築，也考驗著圖紙上的理想，執行起來有多少能落地。
2016年，負責北藝內部營造的「理成營造」破產，就是因為財力、執行力、執行期限都有限，無法達成而致。
潘冀聯合事務所品牌長謝偉士觀察北藝中心，他解釋北藝遇到的困難與爭議，有一部分的原因，在於建築理念雖好，但執行的細節有待加強。
謝偉士舉例，在北藝中心內部空間有許多斜柱子和牆壁，增加空間的活潑感，但受限於法規，淨高在190公分以下的空間，就必須要有護欄阻擋，以免視障人士撞到，但四處都是欄杆，原本對空間的設計理念，就會打折扣。
而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的另一位建築師張曉鳴，則在開幕沒多久，就帶著家裡的小朋友觀賞親子兒童表演，而有親身使用北藝球形劇場的經驗。他觀察北藝設計新穎，像是地面層有許多空間，可以提供臨時性的展演，氛圍親民。
然而張曉鳴也認為，北藝內部的指標導引系統不明確、劇場內樓梯狹窄、在三個劇場匯集的大廳方向感混亂、包廂出口甚至容易走到逃生梯，而非預定的散場方向，這些實際使用後才發現的細節，則有賴經營團隊實際使用後來改善。
又如外界抨擊北藝座位狹窄的問題，謝偉士指出，其實在劇場空間座椅要多寬、多深，甚至連排幾個，法規都有限制，外國建築事務所未必清楚這些細節，就得仰賴在案子中合作的本地建築師事務所，來解決設計「水土不服」問題。
事實上，在十多年北藝中心的競圖中，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就是與美國洛杉磯建築事務所Morphosis Architects共同提案，在競圖中獲得第二名。
更深的討論：協力的本地事務所，有「落地」的責任
謝偉士以潘冀聯合事務所常與外國事務所合作的經驗解釋，近年這類大型的公共工程，雖然鎂光都聚焦在國際事務所身上，但跨國事務所有許多事情鞭長莫及，加上疫情影響，建案決定成敗的細節，其實還得看在地合作的事務所，以北藝中心來說，OMA找上的就是台灣有名的姚仁喜建築事務所。
謝偉士直言，國際大師名氣加持，自然會讓業主有更多對創意的寬容，但執行的過程，像北藝這樣的公共建築，材料、工法都有限制，如何突破？還是得回到在地建築師，幫忙解決問題。
雙方合作是大學問。以潘冀聯合事務所過去機捷車站A1與日本槇文彥事務所合作，謝偉士分析前期規劃階段，國際事務所的角色比較多，但到了執行階段，對方對在地團隊的意見十分尊重，整體分工幾乎是一半一半，作品的光環也能共享，在他心中是一個理想的模式。
另一個北藝的問題則在於，謝偉士認為，座位太擠、有限的空間，塞進複雜的舞台設計，歸根究底，源自於公部門追求場管服務人數極大化的思惟。
事實上，在北藝之前，2年前，台北市也迎來台北流行音樂中心（北流）的開幕，加上高雄衛武營歌劇院、台中國家歌劇院陸續啟用。近五年來，藝文場館可謂在全台灣遍地開花。台北對藝文空間的需求已經逐步受到滿足，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
「每一個業主都說『三金』（金馬、金曲、金鐘獎）會在他那裡舉辦，但想就知道，怎麼可能？」張曉鳴笑說。設計一座場館，當然對應北流、北藝、巨蛋，在樂池、聲響、舞台形狀、人流與動線的考量皆有不同，但核心的問題還是在於有多少人口會使用這座場館。
務實的日常：促進更多人使用，才有意義
空間設計是為了回應需求而存在。那麼現在的台北究竟還需要一座怎樣的場館？
謝偉士直言，疫情之前，大家對於人群聚集、看演出有一種夢想，但串流科技更發達、更分眾的時代裡，民眾或許還想不想擠在一起看表演，劇場怎麼去回應實體消逝、媒介影像的挑戰，是一個更高層次的思考。
謝偉士認為，而實際的問題則是，蚊子館層出不窮，顯然所有表演空間的使用頻率、定位，缺少一個通盤的整理跟計畫。例如台大之前找上潘冀聯合事務所要可以容納千人的國際會議廳，但經過盤點就發現其實有的系所就已經有類似的空間，使用率還不高，有時資源不是不存在，而是缺少規劃。
台北久違迎來了新的建築，隨著大師庫哈斯插旗，雖然建築細節曾受爭議，但張曉鳴、謝偉士都正面看待北藝為公共建築掀起的漣漪。「我個人是喜歡這個作品的，對台灣社會是一件興奮的事情，宣示了公共建築不同的可能性，」張曉鳴說。
克服了所有營造上的困難，北藝中心展示了一種新的可能，但一個「舶來品」在新鮮感過後，能不能夠被市民打從心裡接受、建築設計能不能夠被營運團隊延續？「如果到頭來一年沒用幾次，說成功就是有點自欺欺人了！」謝偉士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