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心療護癌病患的女人
康泰癌症末期照顧中心主任
趙可式推動安寧療護的手
一九六二那年，十五歲的趙可式與死亡錯身而過。
夏天才剛開過刀，取出頭部的神經纖維瘤，開刀前，經濟拮据的家人居然給她當時昂貴的一大盒巧克力和蘋果。她想，「我一定是快要死掉了。」這是第一次在她的生活中面對死亡可能來襲。
天氣開始泛秋涼，十月，久病的母親辭世。這是生命中無法承受的重，生命怎麼這麼無常？為母親祈福摺金箔、摺紙蓮花，她邊摺邊問寺裡的老僧，生命是什麼？生從哪裡來？死又往哪裡去？她敲了教堂的門，問牧師同樣的問題，也問修女，修女拍拍她的頭，她哭倒在像母親一樣慈愛的修女懷裡。
對生命的疑惑埋伏在她日後的生命中，串成一條連綿曲折的路。當年的小女孩就是今日把台灣的安寧療護荒漠推成國家政策的趙姐、趙老師。
走出困境找辦法
時間沖淡悲傷，也在她心頭種下種子。當年的小女孩在醫院看到護士粗魯地拔掉剛往生母親身上的胃管，血從逐漸冰冷的身軀噴出；太平間工人像丟垃圾一般地把母親扔到遺體推車上。她不解，這些人把生命看成什麼了？母親過世時經歷的負面經驗讓她憤怒，也讓她選擇走上護理這條路。
一年級上解剖課，當她看見助教翻攪著被福馬林泡得腫脹的屍身，拉出一條腸子，要她們記下學名；當她看見一群醫學院的學生把遺體的心臟像拋繡球般地丟來丟去開玩笑。她想瞭解人身、人心和人性的關係，到底生命是什麼？更多的疑問是，做為醫護人員要以什麼態度面對生死呢？
遠赴文學院的哲學系修課，囫圇讀了存在主義的名著，趙可式還是沒有找到答案，不過，卻在她心裡埋下問號，在日後成為前進的動力。
護士的專業長久以來不被肯定，當班上同學都忙著出國，趙可式只想投入臨床工作。因為喜歡做臨床工作，畢業之後，在台大醫院和榮民總醫院當了十三年護士。這條路應該繼續走下去的，但在看到連續八個癌症病人自殺，身為醫護人員的她卻無能為力，她再也無法繼續待在醫療體制中做臨床工作，決定出去想辦法。
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民國七十一年開始，癌症成為十大死因之首，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數直線上升。然而，當時醫療上相對應的醫療倫理和癌症末期病人的對待卻仍付之闕如。那時她在台北榮總擔任副護理長，前後照顧過八個癌症病人，即使他們離生命的終點只有幾天光景，卻都選擇以最慘烈的方式結束生命。
每個病人的樣子，歷歷如目地在她心頭無法磨滅。一名肺癌末期的中年病患，大部分的肺葉已被癌細胞占據，呼吸非常困難。他對趙可式說，「我的一分鐘像一年那麼漫長，每呼一口氣就像上吊那麼難過。」那天晚上，他上吊結束生命。
第八個自殺的病人，是一位肝癌末期的患者，他躺在病床上已兩個星期，腹水脹得腫大，瘦骨如柴。一天夜裡他費勁地移動著身上的各式插管和瓶瓶罐罐，從二樓躍下。趙可式記得，疲倦沈睡的家屬陷入強烈自責情緒中，和醫療人員形式化地處理、寫報告，形成強烈的對比。「責任歸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沒有瞭解病人的感受，明明撐不過兩天，他（病患）卻要用這麼震撼的方式結束生命。」她覺得不解，意識到幫助病患不能光靠好心腸，她想從專業上去尋找答案。
前途選擇我
當癌症已經無法治療時，我們該怎麼做呢？如果仍不顧一切地用強烈的治療藥物，在病人的痛苦上增加苦楚，反而造成病人死前肉體上的痛苦，阻礙他們平安尊嚴地走完最後一段路，也沒有辦法完成死前的願望，讓他們得到靈性的平安。
趙可式又重新回到醫學院的圖書館找國外資料，發現有關Hospice Care（安寧療護，不過當時尚未有譯名）的文獻，內容讓台灣人覺得很陌生。她想，「這應該是我要的。」
和幾位天主教的朋友一起成立康泰醫療基金會，趙可式一邊進行癌症末期病患的居家照顧，更進一步體會癌症病患的需要，一邊計畫著出國進修，促成她四十歲時負笈國外求學。
趙可式看待這不尋常的決定，「我沒有為自己做什麼生涯規劃，是前途選擇我。」她意識到不能只有好心，看到病患的需要、醫療體系的不足，激起她進修的想法，「這個病患自殺死了，他之後還有千千萬萬的病患，我們要從一個病人的身上學習如何照顧之後的病人。」
在國外主修安寧療護，花了六年半的時間取得博士學位，也是台灣目前唯一取得安寧療護博士學位的護理人員。六年前回到台灣，推廣台灣安寧療護的工作才正要開始。
一九九三年，趙可式回台灣的第一年，第一步想把自己在國外所學落實成本土經驗，把自己的所學變成可用的知識。拿到博士後，她當時最想當第一線的護理人員，但卻沒辦法回到醫療體系中的臨床工作，於是她又回到癌末病患居家護理的行列。趙可式以居家護理的方式照顧六十三個癌症末期病患，這對於瞭解台灣癌症末期病患遭遇的問題，以便將在美國所學的安寧療護理論落實，助益甚大；同時，也為籌設中的安寧病房訓練護士。
她記得，當時向癌症患者告知病情是個棘手的問題，很多醫生不會主動向病患說明。一位老先生的癌細胞長在氣管中央，雖是癌症初期，醫生在未告知病情的情況下，只說不能開刀，病患以為這就表示癌症末期。經過趙可式解釋，老先生知道自己的狀況沒那麼糟，他高興地和老伴在病榻前手舞足蹈。
不過，隨叫隨到、日夜操勞的結果，趙可式倒了下來。腹部的腫瘤和出血讓她住進自己推動訓練成立的耕莘醫院聖若瑟之家（安寧病房）。當時，她收到許多陌生人的卡片關心，記得卡片上還寫著「革命尚未成功」。
到了一九九四年，台灣有兩家醫院有安寧療護的服務，有三十一張病床，但是一般人對於安寧療護的觀念陌生，病床也住不滿。
她到處演講安寧療護的觀念，也透過媒體傳播，偶然間透過當時國大代表江綺雯引介，安寧療護得到行政院的重視。一九九五年開始，衛生署成立安寧療護推動小組，推動相關政策。
她鼓勵年輕人，「不要怕沒資源、怕困難，就放手去做吧！」面對安寧療護從一片荒漠變成國家政策，這條路上走得並不孤單。
生命的豐盈來自大我
她手邊已經照顧過上千個辭世的癌症病人，五十二歲、單身，將一生奉獻給病患的趙可式，支持她走下去的力量是她將自己當成上帝的工具。她相信上帝一定是聽到很多人的哀號，要她當工具幫助他們。
她也感謝自己選擇護理這個工作。對她而言，工作並不是每天例行的打針、給藥、擦背翻身，而是從病人身上學到很多，「這一行是在學人生」。尤其，當一個人生病的時候，生命的豐盈是來自精神上的。趙可式常說，看過太多病人辭世，只有一生將她的愛擴展到小我以外，死時才會得到生命的豐盈。
這樣的學習來自工作中的點點滴滴。記得在台大醫院工作的時候，某次照顧一位病患，慰問的花籃擺滿整條走廊，多到他把花轉送給每位住院的病患一盆。趙可式問，「你這一生好成功喔！」病患反而說，「我倒覺得很失敗，我不知道有誰是真正關心我的。這麼多慰問的鮮花是因為我今天在位子上，否則，我就只是孤伶伶的一個人。」震撼他最深的還是真正的感情和關心。
讓死亡美如秋葉
大多數人對趙可式的印象都是耐心、體貼。她在醫院裡幫安寧病房的護士上課，許多醫生、護士和認識她的工作人員都要跑過來敲敲門，和她打聲招呼。
趙可式強調人性化對待病患。安寧療護的第一課是遺體護理，她會把自己當成遺體讓護理人員料理，聽到不恰當的言辭，會受不了地一躍起身指正。
趙可式幾乎把自己獻給病患和安寧療護，因為極重視安寧療護的品質，她急切地催促安寧病房標準及評鑑制度的建立，立法工作也正在推動。除此之外，生死教育也是她極力奔走呼籲的重點，期望「死亡美如秋葉」的境界會到來。
她常告訴學生，把所有的經驗都當做學習，不管在順境或逆境，人生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切身地利用歲月、心血換來的，只為了讓自己的存在更豐富。護理不是表面上重複瑣碎的工作，她自覺從病患身上學習及瞭解生命豐盈的道理。
趙可式說，「如果今天就是最後一天，我會很滿足，而且會無怨無悔地和這個世界說再見。」
趙可式是推動台灣安寧療護荒漠成為國家政策的那雙手，她認為護理不是表面上重複瑣碎的工作
，也從病人身上學習生命豐盈的道理。趙可式說
，「如果今天就是最後一天，我會無怨無悔地和這個世界說再見
。」
趙可式小檔案
年次：三十七年
星座：金牛座
血型：B型
生日：五月一日
學歷：
台大護理系、
美國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癌症護理碩士、
安寧療護博士
經歷：
台大醫院護士、
耕莘護校實習主任、
台北榮民總醫院副護理長、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
基金會創辦人之一
現職：
國立成功大學護理系
副教授、
天主教康泰醫療
教育基金會董事、
康泰癌症末期照顧中心主任
融入大自然跳舞的女人
太古踏舞團團長
林秀偉用舞蹈刻畫生命的深沈
林秀偉對於童年沒有太多記憶，因為七歲以前她一直在沈睡中。小時曾罹患腦膜炎的林秀偉，真正的生命應該從七歲後開始算起；七歲之前的日子，則成為她記憶中潛藏的能量。
林秀偉對於回復生命意識後的第一個記憶，竟是獨舞。她回憶當時，「妹妹拿著唱片當扇子，以棉被建構場景，弟弟則拿手電筒當做燈光。」一開始跳舞後，林秀偉就沒有停止過，當時她就立志一定要當舞者、綻放生命的光和熱。
國中時，林秀偉參加學校民族舞蹈隊，擔任排練指導，指揮上百名同學練習。民國六十一年，考上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舞蹈專修科；因雲門舞集創始人林懷民也正任教於此，三年後，林秀偉就被網羅入雲門。
對林秀偉來說，舞蹈幾乎就是大學生活的全部。不像現今大學生愛跳舞就到PUB，愛唱歌就到KTV，二十年前的大學生活看不到今日世紀末的狂歡頹廢。大學時代的林秀偉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則必須到雲門舞集不斷練舞。「這段日子是扎根用的，」林秀偉回憶說。
雲門對舞者的訓練極為嚴格，不僅在舞蹈技巧、肢體運用的表現上，要求舞者發揮到極致，更要求在精神意念上，臻至藝術的境界。
從沒沒無名的入門者一路跳到資深舞者需要付出的努力，絕非旁人所能想像。有一回在雲門舞集「白蛇傳」的演出中，體型嬌小的她，面對高挑搶眼的「白蛇」，深怕扮演「青蛇」的自己相形下黯然失色；自覺居劣勢的林秀偉決定把動作做得很「飽滿」，運用四肢的廣度與勁道極盡發揮，讓觀眾感受到青蛇的活潑俏皮、伶俐慧黠。而那次成功的演出也讓林秀偉深信自己可以展現生命力，「因為我一直都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林秀偉說。
在雲門努力了十年，林秀偉從普通舞者成為雲門舞集的排練指導，卻也走到了瓶頸。在雲門學習了很多，累積體內舞蹈的動能，但同時林秀偉感受到自己體內有另外一個聲音，勢將迸裂出來表達真實的自我。所以「我離開了雲門，去找尋我自己的聲音，」林秀偉說。
帶動身體感應天地
離開雲門之後的林秀偉，選擇到紐約進修。就在這個藝術之都，一個編舞營的下午改變了林秀偉的一生。
那個下午，林秀偉跟著來自世界各國的舞者被帶到森林裡，日本籍的老師給他們的作業，就是舞蹈即興創作。林秀偉在森林中呆坐一下午，然而在她耳中，聽不見水流的聲音、看不到樹葉的律動、身體感受不到風的輕拂，甚至連自己的毛細孔都好像失去感覺。找尋不到自己、感覺不到自己，當時的她不禁嚎啕大哭。
動作中充滿了制式的訓練回應，讓林秀偉感受不到大自然。她自覺只要一抬腿，就像在跳芭蕾，一下腰就像要唱京劇，一吸氣就像跳現代，跟整個大自然是那麼的格格不入，「我甚至沒有辦法呼吸，」林秀偉說。
哭累了，天也快黑了。突然間她彷彿間聽到一陣來自大自然的天籟。漸漸的，她開始舞動了起來，不是出於制式的技巧，而是用肢體、情緒去回應大自然。困頓十年的疑惑終於有了解答，她終於瞭解到她是屬於大自然曠野中的小孩，必然在天地間的互應中才能產生韻動。
她試探性地踢踢石頭，逐漸地加強力量，也企圖踢掉所有慣性的、制式的枷鎖，隨即就在大自然中即興地舞了起來。自此林秀偉終於尋獲了個人的風格，「我將身體回歸到原點，尋得力量後，慢慢去帶動身體感應天地，」林秀偉說。
編舞營回來後的林秀偉與從前判若兩人。一九八七年，創作了第一個作品「世紀末的神話」，就是嘗試回歸到最簡單、最原始的自然狀態，也就是「獸」的狀態。實際上，林秀偉所要展現的也就是女神、女媧的力量，創世女神回應世界的語言。
為了回應天地，於是，林秀偉發展出包括宇宙胎、獸體、人我、神力四個階段的「太古踏技巧」。「宇宙胎」主在回歸原始的大地狀態，延伸舞者的身體與柔軟度，放鬆肢體的僵硬；「獸體」則以爆發力、擴張力為主，讓舞者想像成原野中的蛇、猴翻騰跳躍；「人我」要點在於重回人的專注力與思考力；「神力」則是引領舞者走向神秘的力量。
而在一九八八年「生之曼陀羅」、一九九一「無盡胎藏」之後，林秀偉的舞蹈理論基礎漸漸萌芽而成形。林秀偉憑藉藝術，藉著肢體圖像，在舞台上呈現生命中的各種面貌，她的理論使得舞台似乎是具有靈性的神秘空間。
創作冥思與靈性之舞
林秀偉的確敏感地找出屬於自己身體的美感形式與語言。在舞台空間裡，林秀偉要求舞者面對自己，從每個個體經驗去開創自己、呈現自己，而每一次的演出，對林秀偉來說就像又再活一次一樣地刻骨銘心。「舞台是會有靈性的，」林秀偉說。
舞者延伸身軀，汗流浹背，與舞台的靈性交匯。對林秀偉來說，只要她一跳起舞來，萬物都彷彿是她的一部分，天空是，樹木是，大地也是；天地間僅剩林秀偉與之對話。
林秀偉深信人的意念可以影響一切。與大自然對應之後，林秀偉開始渴望有第二個小孩，尤其是女孩。她夜以繼日地盼著，刻意摸觸著小女孩的服飾與玩偶，偶爾抱抱朋友的女兒，想著想著，多年未懷孕的她竟然生下引頸期盼的女孩。她說，「這個女兒是想來的。」
女兒的誕生讓林秀偉走入幼兒舞蹈世界，甚至「渡」她通向孩子的世界。在其中，她深知用「意鬆形就鬆」的概念來跟孩子互動。她讓小朋友想像自己成為一隻正要洗澡的章魚，孩子們在絲布上滾動身軀，想像自己像章魚正在跟海浪洗澡，手跟腳就像觸鬚一樣放長放大，有時，一個大浪迎面而來，小章魚還會應聲倒下，連喝數口鹹濕的海水。
林秀偉的一位印度朋友看了她這樣的教學，不禁起了雞皮疙瘩，因為林秀偉的舞蹈中充滿了冥想、神秘，宛如瑜珈的靈性意味。
舞齡跟實際年齡幾乎相當的林秀偉認為，舞蹈最後已經不分派別，因為最重要的是跳出人原初的本質。她可以一念之間就跳回六歲的自己，與自己心靈共舞，用身體去感應空間與人的互動。
對舞蹈創作者林秀偉而言，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完成一件事，而這件事是在世界中唯一讓你會有感覺、會因而為之動容、淚下，那就是她的最愛。
二十四年前林秀偉進入「雲門舞集 」，當時環境嚴苛，白天在學校上課，晚上在雲門上課；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十三年後，為了跳出自己的舞蹈，又成立太古踏舞團，實現理想中的舞蹈花園。林秀偉，用舞蹈畫出生命深沉的刻度。
林秀偉小檔案
年次：四十五年
星座：雙子座
血型：O型
生日：六月九日
學歷：
文化大學
舞蹈音樂專修系畢
經歷：
當代傳奇劇場製作、
「樓蘭女」總導演
現職：
太古踏舞團團長
喜歡獼猴的女人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
吳海音與台灣獼猴因緣不解
海拔近兩千公尺的新中橫公路兩旁，不少猴群或坐臥、或攀爬樹梢，無視車輛、人群的來往。僅僅兩年前，這地區的猴子一聽到人聲、看見人影就逃逸無蹤；現在有些猴子不再閃躲，有些甚至還習慣性地停留某處等待遊客餵食。
一名婦人騎機車上山，從置物箱取出一大包水果和一把水果刀，動作俐落地在手掌上分切水果丟向「嗷嗷待哺」的猴群；更多遊覽車在停下來後，遊客大剌剌地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豎立的「禁止餵食」的招牌前，丟出麵包、花生殼、芭樂乾、甘蔗渣等無奇不有的食物。
一旁吳海音帶著數名學生沈默地拿著望遠鏡、照相機、攝影機觀看猴群。眼看一隻隻伸向猴子餵食的手、幾位遊客挑釁似地對猴子裝鬼臉引來猴子的怒叫聲，吳海音和學生終於忍不住勸告：「先生，請不要餵食。」學生們一邊喊話，遊客們兀自我行我素，護猴心切的學生被惹惱了，又急又氣地快步走向遊覽車制止導遊和旅客的行為。
吳海音屢勸遊客得不到回應，聊天似地說：「不要餵了啦，牠們本來很有尊嚴地活著，被人類餵慣了，會像乞丐一樣四處跟人類要食物吃。」對於一批批遊客，她也是心平氣和，臉上看不出絲毫情緒的波動，「先生，牌子上有寫，不可以餵食，否則會被罰款；還有，你們一時興起逗猴子，讓猴子變得脾氣暴躁，大人不怕，倒楣的是小孩子。請用眼睛觀賞就好。」
這批跟了吳海音觀察獼猴兩、三年的學生忿忿不平地說：「氣死人了，最受不了的是明明說過，他們還一直丟。」
不同於某些眼見人類對自然界的破壞、激進地認為「人類已無藥可救」的生態保育家，三十七歲的吳海音有一半的人生是在台灣獼猴的研究裡度過，這個看電影時遇到黃牛會挺身而出、看到人打架會試圖勸架的女子，她的溫和、鎮定，接近寬容的態度，就更教人費解；她為什麼不生氣？真是修養太好，還是另有想法？
上了吉普車吳海音只是笑笑地沒有回答，然後自嘲年紀大了也變得鄉愿，回到研究室才說：「勸能夠勸幾個？獼猴是公有的資產，吵贏吵輸都無法解決問題；而且趕得了這地區的人，其他地方照樣發生同樣的事情。與其在山裡和民眾起爭執，不如換個方式想辦法把正確的觀念傳播出去。如果我可以讓他們從自身開始改變，也許會開始有希望。」
在都市裡長大的吳海音，二十歲前從未有過和大自然接觸的機會，和爸媽到郊外踏青是她僅有的自然經驗；為什麼大學聯考可上醫學院的成績，卻以台大動物系為第一志願，還把研究台灣獼猴當做一生的事業？就像日後很多朋友問她和香港籍的先生為什麼不想生孩子，被問的次數多了，吳海音才開始思索真正的答案，「為什麼？」
什麼書都看的書蟲
許多日後看似偶然的決定或事件，其實是必然的結果；追溯生命的痕跡，其實有脈絡可循。「這幾年我慢慢回溯自己的行為、想法和態度的源頭，」吳海音承認成長經驗對日後的人生產生很大的影響。
一件是發生在小學三年級的背書事件，另一件則是為了一個「田字」的刻字事件。
吳海音從小個性簡單透明、好打抱不平。誠實和要求公平、公正，大概就是吳海音小時候的最高指導原則。
某天吳海音家裡的木桌被刀刻了一個很深的田字，由於無人承認，三兄妹因此被罰跪一整晚，直到有人認錯。跪在客廳裡三個小孩你一言、我一語，吳海音提議拿紙筆出來寫個田字對照筆跡，測試後吳家大哥下了結論，就是吳海音的字跡最像。二十多年後的今天，吳海音笑說，「我真的沒有刻」，但當年的罪魁禍首仍不知是誰。這件事對幼小的吳海音來說深覺是件不公平的事。
另一件事是小學三年級的一次背誦後，吳海音依例把作業簿拿給老師打上星號，但回家途中不小心掉進水溝，當哥哥用竹竿撈起簿子、用水沖洗乾淨時，也一併把簽字筆的顏色洗掉。翌日，吳海音向老師說明原因希望老師補簽，不過老師一口咬定她說謊；她不死心找哥哥來做證，哥哥像做實驗般，重演整個事件經過，結果不但不能說服老師，反而助長老師怒氣，指責兄妹兩人聯手欺騙，非要吳海音重新背過。
吳海音覺得過程十分荒謬，重背事小，但整個事件透露出對人的不信任，才是讓她最耿耿於懷的。
在人的世界裡找不到公正、公平的不愉快經驗教她想遁逃，所以從小就立志不要念法商、不要當醫師，因為這些都和複雜的人類有關。所以她打定主意要念和生物相關的科系，並以台大動物系為第一志願。
大學以前吳海音從沒補習過，她把所有時間都拿來看書，沒有書讀就把學校教過、沒教過的書都拿來念。她對知識的尋求可以用酷愛來形容，不過她也會蹺課看電影、打球或游泳，大多時候是認為該科老師不夠認真負責，但是事後她會勤快地到舊書攤或圖書館找書、翻閱資料。
遇到專題討論的課，吳海音專挑自己陌生、但有興趣瞭解的主題，例如：蜥蜴怎麼變色？魚類如何成群？鳥類的共同生殖等等問題，找來各種與牠們相關的教科書、論文報告，再根據書籍的索引找出相關文獻資料，以讀懂它們或尋找解答為樂，「我會從不同角度猜測它的原因為何，這樣好玩的事情更多了，」吳海音說。
吳海音愛看書的嗜好幾乎是大家對她的一致印象，吳海音的先生黎錦超也說她的興趣就是「看書，什麼書都看。」
讀書是嗜好，游泳、打球是娛樂，生活簡單需求低，既不講究穿著名牌、也不太玩樂應酬，吳海音大學時兼家教的錢和獎學金幾乎全用在買書或影印資料。她研究所的指導老師林曜松記得，他送吳海音到日本參加會議，吳海音在日方圖書館影印時，把影印機都燒壞了，但也帶回一大箱書籍和雜誌的影印本。
聰明、認真是林曜松對吳海音的評語，她自己則說：「我並沒有太多的天才，我只是很認真做我願意做的事，就是讀書。」一個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看出書是如何占據吳海音的生活。小時候不論捱了罵、受了氣，她不是躲在房間哭泣、罵人，而是關起房門抱著唐詩三百首大聲背誦長恨歌、琵琶行，詩背完了，再多的委屈、悶氣也都煙消雲散了。
日籍老教授開啟獼猴世界
一九八五年吳海音考上台大動物研究所，同期考進來的另有兩位女生。這一年，林曜松帶著吳海音和其他兩位女同學到惠蓀、溪頭等處尋找研究地點、研究題目。一開始吳海音嘗試過青蛙和鳥類的研究，但先後都因為研究計畫生變停止研究。
此時，一位日本老先生到台大動物系說要到墾丁看猴子，他根據古日本書籍的記載，特地飛到台灣看台灣的特野種動物──台灣獼猴。這位六十多歲、沈默寡言的老先生原來是京都大學靈長類研究所的退休教授川村俊藏，研究獼猴長達三十三年。林曜松帶著他一起到墾丁自然保育區找尋猴子的蹤跡，第二天果真在墾丁瞭望塔前的露營區看見一隻猴子，這是林曜松第一次在野外看見台灣獼猴。回到台北後，他把吳海音引介給川村俊藏，打開了吳海音的獼猴世界。
當時除了日人做過台灣獼猴的相關研究外，台灣尚無人以牠做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彼時京都大學靈長類研究所就有三十多個博士專事獼猴研究，但整個台大動物系的博士卻不到十個，比起國外，台灣的生態研究起步極晚且慢。
林曜松和川村俊藏達成協議，川村在台灣的一切旅費由林曜松負責，吳海音的獼猴研究就交給川村。於是，帶著一口日式英文，詞不達意時猛拍額頭的川村成了吳海音的知識啟蒙者。吳海音跟著川村俊藏到太平山實地做調查數次，川村也慷慨提供日據時代有關台灣獼猴的文獻資料和京都大學的相關研究給她。
吳海音選擇以墾丁做為長期觀察獼猴的地點。屏東墾丁是台灣獼猴棲息的重要據點之一，加上它滿布珊瑚礁、季風林，保留原始完整的風貌，被列為自然保育區，是一個研究台灣獼猴的理想地點。
吳海音利用平日上課的空餘時間，每個月上山一個禮拜。她住在墾丁山上一個小村落的旅館裡，從下榻的旅館到猴子睡覺的地方必須走四十分鐘。清晨三、四點起床，一個人拿著手電筒摸黑穿過小徑進入林子裡，在天未亮前就到猴子過夜的地方等待猴子起床，展開一整天的追蹤，天黑後才離開。
到了山上，吳海音必須集中注意力找尋猴子的蹤跡、觀察記錄猴子的行為，根本沒有時間吃東西，如果不吃又沒有體力追著滿山的猴子跑。如果說連續數日摸黑起床是對意志力的最大挑戰，那麼在身體器官處於休息狀態硬把饅頭、土司等食物塞進胃裡，真可體會什麼叫「食不知味」了。
初始，吳海音一邊帶著地圖、指南針瞎闖山路小徑，一邊拿著塑膠繩沿路綑綁做記號以免迷路，慢慢熟悉環境、漸漸掌握猴子可能出沒的地點和路線後，她的行囊也減少氨水（防蜂螫）、鹽片（防流汗過多脫水）、止血帶、急救器；留下水、乾糧、雨衣、蚊香盤、望遠鏡、單筒和腳架。
吳海音和猴子的首度會面是驚鴻一瞥，雖有猴子冒出，但搖了搖樹轉眼就不見蹤影。這時期她的研究是猴子的行為觀察，野生的台灣獼猴仍然十分怕人，為不嚇跑牠們，吳海音遠遠尾隨在後，爬到珊瑚礁上坐著，亦步亦趨地看著牠們覓食、睡覺，強記每一隻猴子的長相和特徵，再幫牠們取名字，先辨識個體、再跟群猴。直到無論從猴子的背影、側面等不同角度都能指認，也能預測猴子下一個動作和每個行為代表的意義時，已經過了好幾個月。
「那樣的感情已經變成你生活裡的一部分，就好像家裡一個咳嗽聲傳來、遠遠的腳步聲走來，你就知道他是誰。」在觀察的過程中，通常吳海音是先看見猴子的個性──暴躁的、閉塞的、溫馴的、活潑的等不同個體，然後看見牠和其他猴子相處時的態度，再從其他猴子的反應觀察牠的社會地位，這些特徵搭配長相，辨識一隻猴子就八、九不離十了。
蚊香、牛仔褲和山刀三樣東西是在墾丁做研究時的必備物品。墾丁山裡晨昏出現密密麻麻的蚊子，又大又毒；帶把山刀是為了清除經常發生坍方的路面，每隔數月吳海音也會帶把鐮刀清理所有的步道；穿著厚厚的牛仔褲是為了不被尖利的珊瑚礁割傷，通常猴子待多久，吳海音就得坐在珊瑚礁上多久。
個性謹慎、獨立的吳海音已經盡可能採取安全措施，尤其獨自一個人在山裡做調查，她更時時刻刻提高警覺，不過還是出現了一次意外。那回恰好有個同行的學弟，下過雨的山路又滑又濕，吳海音一邊開路，一邊攀爬礁石，厚重的牛仔褲黏貼在身上加深攀爬的困難。她避開倒塌的路樹、繞過平時熟悉的礁石而改走其他的路，不巧踩上一個鬆動的珊瑚礁，腳一滑，手上的鐮刀就硬生生削去指上的一塊肉。吳海音勇敢地拿起一條毛巾纏住不停流血的手指，一邊安慰臉色已發白的學弟，一邊往林外走去。因為是在步道的最末端受傷，吳海音至少走了四十分鐘才回到旅館，由老闆開車送她到恆春縫合。
「因為學弟的害怕，所以我必須很勇敢，」吳海音說一個人隻身走在深林裡，有時候實在走得很累，或追趕太急不慎滑倒時，她也會哭，「覺得自己很神經，一個人坐在地上也沒有人會來理我，」情緒發洩完後，拍拍屁股她又站起來繼續追著猴子跑。
很多人一聽說到山上看猴子都以為是件浪漫的事，一開始吳海音也會帶些好奇的朋友上山，後來在現場的朋友不是坐不住、無聊得打瞌睡，要不就是被太陽曬得受不了，或者無法忍耐被蚊子咬，紛紛打退堂鼓。吳海音表示，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她挑選學生特別嚴格的原因，「因為不是隨便人都可以忍受那樣的日子。」
在山裡過著「朝四晚六」的生活，回到台北吳海音也養成相同的生活作息，問題是，在都市裡這麼早起床做什麼？「讀書，」林曜松說，做為吳海音的指導老師，林曜松不只一次感嘆在台灣做生態研究因為缺乏師資、相關書籍資料也稀少，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和心思才能做出一些成績。
兩年碩士班和五年博士班的就讀時期，雖然研究上必須靠自己摸索，吳海音認為在許多相關資料缺乏、研究室設備也頗克難的情況下，同學之間反而能就各自研究的經驗交流討論，若研究欠缺人手就會互相幫助，因此同學們不但練就多樣武藝，也建立起難得的革命情感。
愛牠，不要害牠
吳海音在墾丁花了五年時間研究，大約有兩百四十六天她都在山裡度過。長期的相處，吳海音和一隻被她暱稱為「毛毛臉」的家族建立起友善的關係，而「紅臉」則是整個家族中第一隻接納她的母猴。後來吳海音再到墾丁時，剛生完小猴的紅臉不見了，樹上留著十字弓的箭頭。村民告訴吳海音，一些外出工作返家的村民打獵消遣，打掉母猴、帶走小猴。之後在吳海音撰寫論文期間，又有不少猴子被獵走，整個毛毛臉家族分散了。當地居民告訴吳海音，他們以為她不再來了，所以獵走這些猴子。
吳海音深深自責：若不是自己長期與猴子相處，讓猴子減低對人類的防備；若不是自己的研究引來覬覦的民眾，那些猴子也不會輕易掉入人類的陷阱。很長一段時間傷心的吳海音不敢太過接近猴子、對猴子投入情感，也開始思考研究者和被觀察者的界線，如何才能幫助這些動物，而不是利用牠們。
博士班畢業的前一年，吳海音接受玉山國家公園委託調查新中橫沿路的獼猴，自然離開了讓她不忍回頭的墾丁。也因新中橫陡峭的地形限制，吳海音無法再緊跟著一個獼猴家族進行行為、族群觀察，轉而研究猴子的食性、寄生蟲等。
從博士班畢業前一年到中研院擔任六年助研究員期間，吳海音除了定期上玉山調查猴群，也拉長研究路線，從墾丁、玉山擴及柴山、集集等其他地區，長期蒐集調查台灣各地獼猴分布和族群現狀資料，分為野生、接受餵食、被圈養三類猴群，從一開始的行為生態擴及族群生態、食性、寄生蟲相和保育遺傳學等相關研究。
豐富台灣獼猴的研究
十多年前因為調查不足，許多深山裡的獼猴不為人知；而人類可以到達或活動之處，因為狩獵沒有管制，使猴群的數量大幅減少，形成小部分族群分散各地，國外一度以為台灣獼猴瀕臨絕種。野生動物保護法成立後，由於台灣獼猴生殖力和適應力頗強，當不受人為干擾時，族群快速擴張（從柴山猴子一年可生殖兩千隻小猴可看出），從原本的小族群漸漸擴大。
吳海音根據手中長期觀察各地獼猴族群的紀錄，希望進一步探討台灣獼猴從小族群恢復的狀況、族群形態、猴群因棲地破壞造成被隔離的情況，以及因地理環境產生的遺傳變異。
理論上，一地的生物無法和其他地區交流，只能在同一個地區交配、生殖、成長，遺傳組成一定會出現不一樣的現象和性狀。吳海音看見柴山的猴子因近親交配出現和其他地區猴子的遺傳差異，她試圖結合理論和實際例子，解釋隔離現象是否真造成遺傳上的變化。
為了進行獼猴的遺傳分析，吳海音從分子生物技術著手希望獲得解答。分子生物技術雖然應用廣泛，但應用於野生動物近些年才開始。為了採取侵害性較低的方法，新中橫公路兩旁猴子因人車呼嘯而過驚嚇後留下的糞便，成為研究中最易取得的採樣。
吳海音和老師林曜松、學生儲瑞華參考國外研究者的方法──撿取猴子糞便或毛髮進行分析；但前提必須是新鮮且未經過人、車踩壓過的猴大便才合格，有時候來不及拾取大便，他們就站在山路上和遠遠駛來的車輛搶地盤。吳海音經常戲稱自己和學生，「海邊有逐臭之夫，山上有逐屎之婦。」
依規定中研院的研究人員是不能收學生的，近兩、三年吳海音幸好有機會和老師林曜松合作，一起收學生從事獼猴研究。吳海音深信，「任何事情都不是單獨的人可以達成，很多研究幸好有學生一起幫忙；我們是經過長期且盡心深耕，並靠著學生的幫忙才讓台灣獼猴的研究變得豐富。」
台大動物所博士班二年級的儲瑞華表示，吳海音引領他們一窺台灣獼猴的世界，讓他們對這麼一個本土的台灣動物有深刻瞭解。儲瑞華說，「野外工作真的很有趣，也許它不能保證你能找到一個好工作，但我很快樂。」
台灣的生態研究正開始，需要播種、也需要養成大樹的研究者。吳海音規劃自己研究之路是朝著種樹的方向努力，讓當初萌發的種子長成一棵樹，不要還在樹苗時期就夭折。今年八月離開中研院到花蓮東華大學任教，她的理由之一正是希望可以傳承並延續研究成果。
兩種價值觀的對話
台灣獼猴面臨的兩大問題──棲地破壞和餵食問題，一直是保育人士和民眾之間爭議的焦點。生態學者主張不要餵食、不要逗弄、不要干擾，否則將換來自然界的連鎖反應。玉山國家公園石山管理站前牌子上就寫著：「餵食會改變猴子的生態習性，影響生態環境，造成攻擊遊客事件。」
台大動物所研究生陳淑梅回憶在柴山觀察的那一年，在栽種農作物的附近，農民為防止猴子盜取農作物到處設陷，不少猴子因此斷手斷腳。
台灣獼猴實在太多了，到處形成危害，如何減少猴子的數量才是重點，為什麼還要去研究猴子？為什麼還要對猴子進行行為觀察？以分子生物技術探索獼猴的遺傳組成，對人類又有何意義？
不同於國外的生態保育學者訴諸大眾的是生物生存權的觀點，台灣從事環境保育或生態研究的人通常都必須訴諸「為了人類永續生存」的說法。
吳海音頻頻搔頭說，「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從人類至上的角度來看，她的研究的確是為了滿足個人好奇，「那樣的價值觀是著眼於物以稀為貴，如果大家的思考無法跳脫『把人擺在第一位』，就永遠無法真正理解生物平等。在野外觀察中，我看到的是自然界對任何族群都有個操控的力量，例如食物的多寡，讓猴群密度維持在一定程度，生殖也維持一定的數量，不過多但也不至於滅種；在自然律動的過程中，適者得以生存。」
台灣獼猴過多就是典型因人為力量介入，進而改變自然的限制因子和破壞平衡的例子。吳海音解釋，因為開發製造許多破壞的棲地，破壞的棲地可提供猴子食物，是人給猴子充滿食物的環境；另一方面人類破壞棲地是為了種植作物，如果恰好是猴子可食的作物，也是人類把食物擺在動物的前面，人類受到的災害其實是人類自己造成的。
從人、獼猴和棲地之間的關係，吳海音回頭省思，人類做了許多和自然背道而馳的事，不但無限制製造過多人口，花大半的能量維繫自己，又刻意或不自覺地干預其他生物、破壞平衡；無法承受的自然環境反吞噬破壞者，人類種了惡因、得了惡果，也牽連其他無辜的生物。
看著柴山獼猴生存的困境，吳海音心生感觸地說，「環境中的天然限制因子已無法作用，對柴山猴子如此，對地球或台灣的人類更是如此。從猴子的研究中，我看到了人的處境；每次看到柴山的猴子，我就好像看到台灣或地球上的人類。」
從山裡回來，吳海音和學生經常交換討論他們觀察猴子時看到的奇特現象，他們一致認為，「人和動物之間的區隔愈來愈少。」他們看到人類自認獨有的行為，也出現在靈長類動物身上，例如：使用工具、溝通的語言（動物可能利用動作、表情配合聲音）、文化傳承（例如日本的猴子會洗地瓜、洗米，不同地方的黑猩猩用不同方式敲堅果，這些都是根據區域獨立發展出來的行為，不是依靠遺傳因素，而是個體之間藉由觀察學習一代一代流傳下去）。
又如人有利他、犧牲奉獻的行為，在猴子身上也能看見，當一隻母猴生下小猴，身體狀況不佳無力撫養，其他猴子會幫忙餵食、照顧；人有欺騙、憎恨等情緒，國外也曾有論文指出靈長類動物如何欺騙，吵架後如何要求合好。
吳海音發出連串的問題：這種種情況下，人和動物的差別究竟多大？如果人性和獸性一樣，人到底要怎麼做才能超脫動物？如何讓人類回頭對自己特別與不特別之處重新反省？人不同於其他動物的地方究竟是什麼？「我現在唯一看到的是我們的自我毀滅，」她納悶地說。
吳海音的納悶疑惑正是值得人類思索玩味的課題。
二十歲以前在都市長大的吳海音，世界只有書本；二十歲以後的十七年，她的世界裡除了書本，還多了許多自然界的生物，最重要、也幾乎成為她生活重心的是台灣獼猴。
吳海音小檔案
年次：五十一年
星座：天秤座
血型：O型
生日：十月四日
學歷：
台灣大學動物系、
台灣大學動物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畢業
經歷：
台大動物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中央研究院動物所博士後研究
、中央研究院動物所助研究員
現職：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
管理研究所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