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財團法人近代法制研究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聯合報》與《遠見》在台北合辦了「蔣經國先生主政時期（1972～1988）的財經政策與經濟發展」研討會。本文取材自會上發言。
（一）「黃金年代」
在經國先生去世十五年之後，台灣經濟此刻陷入困境之際，舉辦這一場研討會，會使朝野得到歷史性的教訓以及前瞻性的啟發。
經國先生已經打過了一場美好的仗，安息了，陪他一起打過這場仗的尹仲容、俞國華、李國鼎等諸位先生也多先後而去。從全球視野及台灣本身的發展來看，我們應當把經國先生主持財經大計的近二十年，稱為台灣經濟的「黃金年代」。這個「黃金年代」有六項特色：
（1）財經決策以國家整體利益為考量。
（2）財經首長的專業受到尊重，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
（3）全國公務人員——特別是財經首長——都能嚴守分際，大公無私，目標既定，全力以赴。
（4）絕少出現官商勾結、黑金政治與大財團掛鉤。
（5）社會有強烈的共識，大家團結一致地努力工作。
（6）創造的財富為全民所共享，「藏富於民」的實效，奠定了台灣社會的安定。
在這些大原則下，台灣經濟享有了令人稱讚的「經濟奇蹟」：成長率高、失業率低；財政赤字減少，外匯存底增加；貧富差距縮小，教育機會擴大。
（二）國際上應有的地位
經國先生威權式的領導，常受到國內外責難；但他在經濟領域的成就，應予以肯定。放眼二十世紀的歐美各國領袖，只有美國羅斯福總統是公認在經濟政策上有重大貢獻的領袖。他在1933年以「新政」挽回了瀕臨破產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戰後西德的艾哈特在1949至1966年，擔任經濟部長與總理期間，被認為是推動西德經濟復興的功臣。其他受推崇的總統或首相——不論是戴高樂或邱吉爾，他們的功績都是在軍事、政治與外交方面。
雷根總統有他的貢獻，維持了六十個月的經濟成長——美國歷史上第三次持續最久的經濟繁榮，可惜他無法減少財政赤字及貿易逆差。
日本的經濟奇蹟來自民族性與制度化的因素多，來自政治領袖之特殊貢獻者少。亞洲四小龍中，香港的繁榮來自自由經濟，韓國來自全國各界分秒必爭的衝勁。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有他權威式的領導與成果。
以一國近二十年的經濟成就來評斷領導人物的地位，那麼經國先生應當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即使放在國際舞台上，也是非常傑出的一位。
（三）經濟上的成就
自1969年接任行政院副院長兼經合會主任委員算起，到1988年1月去世，前後達十八年，在這階段中，他一直就是財經大計的最高決策者。
在這十八年中，最具代表性的經濟成長指標——每人所得，從當時的250美元，升到1987年超過5000美元，增加二十倍。
快速的經濟成長，伴隨著財富的平均分配，使台灣模式更增光彩。1952年時，家庭所得最高的前五分之一，其所得相當於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的二十倍；到了1984年，兩者的差距大幅減少到四．四倍。已故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顧志耐教授，稱讚這為世界經濟發展史上重大的例外。
物價膨脹一直是各國政治領袖的夢魘。台灣消費者物價指數大體上相當平穩。在這十八年中，平均上升率為6.9％。
失業在西方國家一直是個重大的社會與經濟問題。我國的失業率，由於勞力密集產業的蓬勃發展，一直很低。例如在1970年代（除1975年外），都低於2％。十八年的平均失業率為1.7％。
此外，貿易持續成長、高儲蓄率、教育普及、社會安定、中產階級興起，使「台灣模式」成為一個國際上受人尊敬的名詞。
（四）後繼者的挑戰
在經國先生去世前一年所做的各種重大開放政策，更肯定了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其中包括了黨禁開放、報禁開放、大陸探親開放、高中畢業生留學開放。
經國先生已經大體上把中華民國從一個落後國家轉變成新興工業化國家，可是轉變中的台灣又面臨了不少新問題。附表列舉受人羨慕的，以及需要改善的因素。
近年來，在多元化社會中，人民得到了較前為多的民主與人權，可惜，全體人民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在「後蔣時代」，政治上，人民享受到民主的表象，而沒有得到民主的實質；經濟上，財團更容易透過關係累積財富，老百姓則無法得到實惠；生活品質上，因為公共建設與環保的落差，人民仍生活在社會大貧的窘態中，特別是偏遠地區；社會公平上，則因貧富差距擴大，法治不振，使社會正義難以普及；兩岸關係發展上，因為雙方缺乏互信，仍然無法突破僵局。
如果民主法治、經濟成長、生活品質、社會公平與兩岸雙贏，是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要共同追求的目標，那麼到目前為止，後繼者還沒有繳出一張及格的成績單，這真是執政者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