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上的改革像一場豪賭……然而改革一旦成功，世界將因此改觀。」 －－時代雜誌
凌晨兩點，廣東東莞的街道一片漆黑，只有廣告大招牌旁的小吃攤個體戶，在昏黃的燈光下，堅持再等幾個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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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上，一個四川重慶的商人，不斷向鄰座返鄉探親的台灣人探聽，如何才能進口台灣的馬口鐵，補充自己轄下工廠的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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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湖南老兵回到故鄉，發現兒時一尺寬的田埂，剩下半尺。細問之下，原來農村的人民公社解體，恢復包產到戶後，村裡人想多賺幾個錢，於是乾脆把田梗挖掉，種幾畦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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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幾十年的政治，夠了，現在要賺錢，」在上海市街上，一個中年人揮著手，大聲、若無其事地向身邊的同伴說。
像一齣叫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劇，辛辛苦苦演了三十年，才發現演錯了場，幾乎一切都要重新來過。
而民間表現的這股活力，毫無疑問是找對經濟改革戲碼的成果之一。但這次改革的意義，更不僅如此。綜合大陸經濟學者的分析，尚包括：
－－把每人國民所得由一九八０年的二百美元拉拔到二０００年的八百美元(相當於台灣在民國六十三年的水平)，即鄧小平所謂的「翻兩翻」，「從溫飽進入小康」。
－－到公元二０五０年，大陸上每人所得要達到四千美元(相當於台灣前年的水平)。中共期望到時憑藉相對龐大的政治力與經濟力，結束「一國兩制」時代，自然完成全面統一。
－－中共承認，改革之前，「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將要亡黨亡國」，救亡圖存，除了改革，再無其他選擇。
－－捨棄蘇聯與毛澤東經濟模式，大量而廣泛採行資本主義理論與工具，以補社會主義之窮。
一系列超乎西方世界、甚至超乎共產主義集團能夠想像的新路線」在短短十年之內，已經把大部分人的眼光，從懷疑、鄙視，轉為有興趣、寄予期望，且開始試探性投資，甚至懷著過度天真的憧憬。
對一個有八億農民的古老國度，農村經濟的成敗，幾乎和政權之興亡關係，畫上等號。飽經人民公社破壞二十多年後，七0年代末期毛澤東屍骨末寒，農村經濟改革的腳步已率先衝出。
在連接機場和北平市區全長十二公里的筆直大道上，一位出版社的中年翻譯員瀏覽車窗外連綿不斷的梨樹、蘋果樹，邊說：「搖筆桿的收入還不如種田好。」同樣的話，在沿海各省也常聽人掛在嘴邊。
統計顯示，一九八七年農民每人平均收入四六三元「人民幣(折成外匯券，相當台幣官價三七０四元)，足足比十年前增加二．五倍。
儘管中共公開讚揚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成就，但北京大學經濟系一位教授，私底下卻苦笑著引用「經濟學人週刊」的一句話形容這次改革：「我們只是back to common sense(回復常識)而已。」
這些二十年來屢被封為「修正主義」，能招來殺身之禍的「常識」，主要有四個方向，分別是：廢除公社，實行分田；包產到戶，農民將約一成的收成上繳後，可自由支配其餘作物；讓農民的歸農民，降低三十年來農業對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補貼；發展鄉鎮小企業，消化部分閒置人力。
這幾副藥，使得從一九八０年全面展開的農業改革，一度令部分西方記者作出大陸將出現農村比城市富裕的推斷。
過去被綁住了手腳
西方記者的推斷雖然錯了，但農業改革的確紓解不少溫飽問題，並至少已塑造兩顆政治明星－－他們是在安徽和四川試行包產到戶成功的現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及「黨總書記」趙紫陽。有一句口頭禪說：「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他們二人也從此被貼上「改革派」的標籤。
「中國農民有多聰明勤奮！只是過去被綁住了手腳。」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洪君彥教授一針見血的點出，人民生產有無「積極性」，是經濟改革成敗的關鍵。
但人民的積極性，曾被失去常理的政策消磨殆盡，造成嚴重災難。
脫離「常識」的極致發生在一九五八年「三面紅旗」運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對農民的承諾是：「三面紅旗」成功後，便「樓上樓下、電燈電話」、「耕田不用牛」。於是煉鋼、深挖土(把農田表土翻起一公尺多)、畝產二萬斤(在一畝土地撒上三倍種子)、以糧為綱(只能種甘蔗的田也硬改種米)。結果不但未能「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反而換來三年大飢荒。
中共學者估計，當年餓死人數在一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之間。漫山遍野都是患上水腫病，拔草根充飢的農民，有人易子而食。事後追究大躍進的責任問題，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埋下了權力鬥爭的定時炸彈，並在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
直到四人幫垮台、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中國的大地才從毛澤東與蘇聯式噩夢中甦醒。
八０年代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村流出大量閒置勞力；農民所得提高，同時也形成一股龐大的儲蓄與消費力。中共為消弭這兩股民力，採用了聞名世界的蘇南模式(鄉鎮企業)與溫洲模式(家庭為基礎的個體戶)。
蘇南，即上海、蘇杭、太湖一帶，這裡的鄉鎮在靠近都市與農民所得較高雙重有利條件下，像六０年代台灣的三重埔、台中盆地一樣，村子裡、稻田邊，蓋起一座座工作坊，發展出大量中小型企業。農人農忙下田、農閒入廠，在工廠中加工收入，已逐漸凌駕農業收入，使鄉鎮企業成為近年沿海地區農村經濟改善的仙女棒。
而溫州模式之引起強烈爭議，全在於它那活力十足的個體戶。溫州地窮而浙江富饒，傳統上造成溫州有輕農重商傳統。文革後期，溫州民眾先從走私香菸、彩色電視，開始積累資本，搶先「走資」。中共實行經濟改革後，溫州早已走在前頭，「成為江、浙一帶資本主義的大炮台。」上海一位大學生說。
八０年代中期，農村改革大勢底定後，經濟改革的焦點轉而集中到城市，特別是蘇聯經濟模式的骨幹－－無處不在的國營企業。
「關廣梅現象」
在五０年代第一個五年計畫植根的指令式經濟下，工廠作業受命於行政命令，一個口令一個動作。有盈餘，一律上繳；虧損，政府補貼。所有員工都拿看鐵飯碗。「嚴格來說，全國沒有一個企業，也沒有一個企業家，」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洪文達從學術上的「企業」定義分析說。
一九七八年四川(又是四川)率先試驗企業擴權成功，全面推行以來，直到今年通過「企業法」，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家獲得法律基礎後，企業承包責任制大致確立。其中以「關廣梅現象」最能顯示承包的特色。
遼寧本溪三十六歲的婦女關廣梅，一九八五年通過公開招標，先後承租八家公營的零售商店，自負經營成敗的責任，雇工一千人(剝削？)，她個人年所得超過萬元，號稱「東明商業集團」，中外學者稱這種趨勢為「關廣梅現象」。
一九八七年關廣梅當選「十三大」代表，等於中共對關廣梅模式所代表的承包制公開肯定。「完全是修正主義，」一位有三十年黨齡的退休工廠「領導」詭異地笑說。
財經立法也是重要的一步棋。過去中共管理經濟行為全憑行政命令，根本無經濟法規可言。近十年來，才相繼訂定粗糙的商業法律架構，如專利法、商標法、破產法、外匯管制法、中外合資經營法等。「法令諸多漏洞，但總比無法好。」北大一位經濟學者指出。
經營政策臣服於經濟規律，市場價格也無法不向經濟規律低頭。
以往大陸上一切商品價格，主要由成本加上一部分利潤組成。由於追求行政便利，部分商品價格一、二十年幾乎紋風不動，早已和市場供需脫節。人為補貼城市物價，也構成每年三百多億人民幣的財政負擔。八０年代開始，中共逐步把商品定價交還給市場。
雖然價格改革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學生上街頭示威，但是「從最近幾個月鄧小平談話猜測，他似乎要強渡關山，」香港一位大陸經濟問題觀察家說。
大勢所趨，大陸各地公務機關的經濟貿易部門，成為肥缺；在經濟特區上班，也成為人民心裡又羨又妒的對象。
特區，是經濟改革極重要的一環。中共怕改革走錯步，各種改革都是先找試點，行之有效，再推廣。尤以四川、安徽、廣東、江浙一帶，幾乎變成經濟實驗室。在一九八０年成立的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更是各種實驗層出不窮。
由「三轉」到「三大件」
由特區推展到十四個開放城市，從長江、漳泉到珠江三角洲一帶，從遼東半島向南延伸到海南島，中共有計畫的從點、線、面結合東部十一省作為大陸經濟發展的前鋒。一面採用台灣、南韓、及香港的經驗，發展出口貿易，同時以技術轉移等橫向聯合，帶動大陸中、西部發展。「讓東部先富起來，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鄧小平會見外國客時常說的話。
人民生活的確比以前改善了，富裕生活的象徵，也由以往的「三轉」－－單車、手錶、縫紉機，轉變為「三大件」－－冰箱、彩電、洗衣機。但有趣的是，黨內、知識界、學術界正為改革究竟姓「資」還是姓「社」爭辯不休。
從五四以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總是行動未發，理論先行。鄧小平的修正主義道路從早期「不管黑貓白貓，會捉耗子就是好貓」；到七０年代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理論上摧毀華國鋒從毛澤東承繼而來的權力基礎。
直到八０年代，鄧宣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去年「十三大」，趙紫陽宣布大陸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總算上窮碧落下黃泉為改革找到馬列主義的詮釋－－共產黨領導基礎。「一個國家的人民不可能為貧窮的社會主義奮鬥。」趙紫陽公開說。
經濟改革的方向，在中共內部是毫無疑問的，但如何改革、該改到什麼程度，成長與穩定如何取捨，一時之間，發起經濟理論界的戰國時代。 「上海經濟導報」說：「不能籠統地認為剝削制度都是不好的；社會主義也有「地位剝削」。」
「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的文章說，雖然資本主義不同於社會主義，但「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也是市場經濟」。
一位北大經濟系教授說社會主義經濟是計畫為重、市場為輔；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看法恰好相反。
在共黨高層，鄧小平說要「解放思想」；陳雲卻提倡「鳥籠經濟」。
官方聲明要「市場引導企業，國家調控市場」。趙紫陽卻說：「我們現在是摸看石頭過河。」在甲問題上的保守派，在乙問題上卻是改革派。
大體來說，情況有點類似民國五十年代，台灣經濟學者以「計畫性自由經濟」詮釋三民主義經濟理論，盡力減少其中社會主義成分，而擴大其中「自由經濟」的比重。大陸上許多經濟學者、有心人，也正努力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招牌下，建立一套否定共產主義的解釋。「資本主義只能做，不能說，」北大的經濟學者說：「有些人在台灣搞台獨不也是這樣嗎？」
廣東走在最前端
走在街頭就感覺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廣東走在最前端。
在深圳零售市場的個體戶比例已高達八五%。廣州街頭，個體戶販賣著「致富之道」雜誌。連趙紫陽曾經提倡的「國際大循環策略」，雖然是「中共計畫委員會」研究員王建的獻策，但其靈感受廣東「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製作、來件裝配、補償貿易)成功經驗的影響很大。
兩廣丘陵古代是貧民罪犯聚居之地，現在由於改革快，已成為全大陸食、衣、住、行平均水準最高的地方，每天到深圳、廣州考察的各省幹部，不絕於途。
在香港商人眼裡，廣東幹部「有彈性」、「比較懂國際商業慣例」；北方幹部卻「腦子裡總有另一套想法」。
在大陸，很多人會介紹上海模式、廣東模式，但找不到一個人能告訴你什麼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正如沒有一個人在面對改革後一大籮筐後遺症仍能清楚說出，中國大陸應該何去何從。
物價暴漲、官僚腐化、超前消費、財政赤字、信用過度膨脹、教條主義、人口、糧食、區域貧富差距、交通癱瘓、區域性保護主義、教育……隨便找一個經濟發展的指標，背後都有一重又一重的問題。一派人說改革太快了，一派人卻告訴你改革不夠快才問題重重。
在台灣許多增額立法委員對大陸經濟改革抱持樂觀態度，並紛紛主張開放與大陸直接通商的同時，一位元老級的大陸經濟學家對外界這種樂觀只是搖頭苦笑、低頭不語。要瞭解老人的心情，有必要翻開共產世界改革的歷史：
列寧執政末年，為解決經濟困境，就曾一度採取與當前大陸經濟改革頗為相似的「新經濟政策」(NEP)。然而，因為意識型態和既得利益有衝突，一旦經濟局勢穩定，蘇共即全面否定並廢止NEP。
匈牙利、波蘭經濟改革，也曾因為物價飛漲，人民乘勢起而抗議，在訴諸軍事鎮壓後，草草收場。
東歐遠親的殷鑑不遠，大陸經濟改革最後的問題可能是；中共會容忍改革導致資本主義侵蝕共產政權的領導基礎嗎？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文鴻說：「大陸要搞私有制，需要否定太多的東西……經濟學者期待由目前政權進行否定它自身的改革，未免是天方夜譚。」
而當人民不再相信馬列主義的今天，大陸當政者卻執意堅持下去的話，會有什麼結果？是繼續順從民意走下去？還是……
這個問題對中國人民，對大陸、台灣，都是一個時代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