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無外交，弱國更無地位。幾世紀以來，中國就如國際棋盤上的一枚小卒，任意受人擺布。
二十世紀的下半葉，中國——海峽兩邊的中國——終於站了起來。今天的北京，代表了軍事上一個不再受人欺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的台北，代表了經濟上一個不再受人奚落的中華民國。可惜的是，北京與台北，在「一個中國」與「一邊一國」的各自堅持下，仍然無法追求兩岸和平雙贏。當前兩岸的僵局與無解，只有使「局外人」心中暗暗竊喜，漁翁得利。
半世紀來，政治儘管陷入僵局，但擋不住市場經濟的勢頭，台灣海峽變成了消失中的海峽。兩岸經貿的啟動與加速，開啟了一扇大門。這邊是機會之門，使台商得以登堂入室，開闢事業的第二春；那邊是開放之門，幫助大陸跨出封閉的門檻，與世界接軌。兩扇大門帶來了兩岸的轉機。
目前SARS在兩岸已受到控制，我的猜測是SARS將會促使大陸的新領導階層加快走向開放社會（「透明化」即是一個重要指標）；也會使台北執政黨加強公共政策及危機處理的執行力。換言之，兩岸都會從SARS的教訓中得益。
近年來在台灣不斷爭辯兩岸經貿要何以相處時，悲觀的一邊有章家敦的「中國崩潰」；樂觀的一邊有大前研一的「2005年中國台灣統一的中華邦聯」。此刻英國經濟學人信息部在與《遠見》合作出版的這本專刊中，則對兩岸三地之間的經貿互動提出了一個審慎樂觀的長期性看法。值得指出的是，這一較樂觀的看法與《經濟學人》總編輯艾墨特（Bill Emmott）在他新著《20/21》中，對中國經濟的較負面論述有所不同。
在「台灣篇」中，作者Paul Cavey討論到台灣最關心及最敏感的幾個問題：產能外移、產業升級、根留台灣、兩岸直航及受法令困綁的台灣服務業。或許受制於篇幅，他所引證的觀點與材料有限，但他對這些重要議題的討論，都深具啟發性。他認為產業外移大陸並沒有使台灣產業空洞化，對於直航的限制卻是提高了經濟成本。他的結論是「直航不是萬靈丹，卻是非常重要。」
1995年我們出版了一本實證導向的《台商經驗》。書中我就提出了這樣的結論：比較利益的追求，增加互利性；生產因素的互補，增加生產力；產業規模的擴大，增加競爭力；兩岸經貿的交流，增加「經濟中國」形成的可能。
這個結論也可用來支持這本專刊的總結。去春訪問台灣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克曼也向當局建議：「兩岸經貿活動是一種雙贏的往來。」
「心態」決定「結論」
——溫世仁新著帶來的聯想
溫世仁先生在他新著《中國經濟的未來》（6月初已由「天下文化」出版）中指出：由於中國經濟的龐大與複雜，任何偉大的經濟學家站在中國面前，就如大象腳邊的一隻跳蚤，對中國經濟難以瞭解全貌。再由於台灣的政黨與人民對中共有非常錯綜複雜的看法與情結，因此，各界對大陸經濟的評估，就有顯著的分歧。
如果在政壇上「性格決定命運」，那麼或許我們可以假設：在大陸經濟的評估上，「心態決定結論」。評估大陸經濟時，廣義地說，會出現有兩種心態：冷靜的與冷漠的。
所謂「冷靜」是指分析時理性主導，看得深遠，不受單一事件影響，立論不偏頗、不一廂情願，但在長期推論上不排除有一些「疑中留情」（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所謂「冷漠」是指分析時不具感情，但不是不理性；基本上是一種超越的、冷眼旁觀的態度，常會從突發事件引伸，做出驚人的推論，甚至不自覺地變成冷嘲熱諷的「冷酷」。
在這本新著中溫先生坦率地指出：「作為一個同文同種的海外中國人，十五年來，我在中國走訪了三十一個省、市、自治區，也去過一百多個地級城市作實地考察，蒐集了大量的實地資料、觀察到無數實際的經濟現象，對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有較深切感受和認識。」然後他冷靜地做出結論：「中國今天的發展，基本上對自己本身及世界，都是有利的，台灣要積極而謹慎地掌握這歷史性的機會。」
回顧近幾十年來兩岸關係的起伏與僵持，只能宿命地說：兩岸還沒有出現具有大格局與大布局的政治家。當大陸與台灣兩邊的資源，有朝一日，在直接三通下，進行全面的良性整合時，這個「大中華」所產生的經貿力量，除了美國，就會立刻超越世界上任何一個單獨國家。從歐美經濟大國來看，幸虧大陸與台灣還不是一個整合的經濟體，而且彼此還在軍事對抗，相互消耗。
當前台灣對武器採購的「熱衷」，對兩岸互動的「冷漠」，使我難過；大陸在國際上對打壓台灣的「熱衷」，對台灣表達善意的「冷漠」，使我痛心。
面對轉變中的大陸，彼此不能再冷漠，我相信：因「冷靜」而產生的互動與善意，會帶來雙贏；因「冷漠」而產生的惰性與無情，會帶來雙輸。
只要有一天，兩岸握手言和，平等互動，兩邊的領導人必定同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會是中華民族百年來最燦爛的一刻，也會是二十一世紀的空前大事。
我們要冷靜地促成雙贏？還是冷漠地坐視雙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