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沒有人再低估台灣
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來說，一九七０年代前的台灣可能是一個美麗的島嶼，也可能是一個地理上的遙遠位置，更可能是一個陌生的名詞。
近幾年來，再也沒有人敢低估台灣。對台灣依然低估的人，只反映出自己的偏見；對台灣依然陌生的人，只表現出自己的無知。
台灣之不能被低估，首先是因為它的經濟成長，然後是因為民主政治步伐的加快。第二次大戰後，實在找不到有那幾個國家，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有這樣的成就。這個彈丸之地最近又贏得了國際上前所未有的稱讚－－權力轉移的順利。
權力轉移的順利，是我國政治發展上的另一個起點－－強人領導的結束，制度化時代的開始。每一個國家都把公元二００一年當做一個分水嶺。儘管舉世懷疑美國已步上衰退之路，其經濟情勢已不再獨霸天下，美國人仍然信心十足地指出；在二十一世紀，世界上國民生產毛額最高的國家依然是美國，不是蘇聯，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國。
只有二千萬人口的台灣不能比「國民生產毛額」，也不要比「每人」國民生產毛額。最需要相比的是生活素質。
距離二十一世紀只有十二年。我們不能浪費其中的每一秒。在這一意義上，大家更能體會到：「決策延誤與決策錯誤真是一樣地可怕！」
(二)伏克爾的建議
要變成一個現代化的進步國家，當前的爭論不在「應當」要做那些改革，而在「如何」去做這些改革。只有憑藉這些改革，才能拼對台灣在二十一世紀中的發展藍圖。
有些國際著名人士原本對台灣實情並不內行，但是只要到過台灣以後，就可以立刻一針見血地提出政策建議，而能為國人所贊同。四月中旬美國前聯邦儲備銀行理事主席伏克爾的來訪就是一個例子。
伏克爾在任時有「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第二號人物」之稱，他在辜振甫先生邀請召開的座談會上，聽完央行副總裁郭婉容女士對台灣貿易與外匯情勢的分析以後，先自嘲是「剛到台灣還不到二十四小時的專家」，隨後立刻指出：
．要將國內市場更開放(如降低關稅)。
．要做更多的公共建設(如大眾捷運)。
．要鼓勵國外投資(如增加投資的管道與工具)。
．要設法將儲蓄率(四０%)與投資率(二０%)的差距縮小。
．較少的順差才會有較少的負作用(如物價上升的威脅)。
．僅靠升值是不能解決二國之間的貿易逆差(央行張總裁當然最同意這個看法)。
這位以八萬美元禮聘來台三天提供諮詢的國際經濟名醫，所開出的處方並不神奇，但符合實情。而他的處方也正是財經部會與專家學者所共同提出的。
我們決策的瓶頸一直不是在於無知，而是在於考慮各種因素以後的猶豫。猶豫帶來了慢半拍，慢半拍帶來了無力感，無力感帶來了信心危機與自力救濟。
(三)洛杉磯的研討會
因為決策的猶豫，就使得關心台灣前途的國內外人士，利用各種不同場合，不厭其煩地重複他們的建議。這些建議的價值不在有多少新意，而在於所提出論點的一致性及這些論點的互補性。
美國亞洲學會(The Asia Society)於四月下旬在洛杉磯所主辦的「台灣：邁向二十一世紀」的討論會又提供了另一個實例。
汪彝定先生在主賓演講中指出：「台灣必須要正視環境品質與勞工權益的重要性，必須要加速技術提升與公共建設。」他特別擔心近年來他一直強調的社會紀律的欠缺。
加大的米茲格教授(Thomas Metzger)更進一步指出：「在中國社會裡，只有台灣農村與都市的人都可以一樣享有現代化的生活。」針對台灣社會的更現代化，他提出二點建議：走向更開放的政治體系，走向更競爭的自由企業。
剛從大陸飛回美國的高英茂教授提出了他一個重要的看法：「中共應當表示誠意，不要在國際場合上再孤立台灣。「一國兩制」不可行；「雙重承認」則是目前最值得雙方考慮的一個折衷方法。」
在大會結論中，吳元黎教授也指出：「海峽兩岸的關係需要時間來調整相互的態度、想法，以及制度。任何一方不需著急。」這個結論似乎正反映出絕大多數與會人士的意見。
(四)幾個大問題
一個社會的進步藍圖不僅在它的經濟面、政治面、也在它的教育面、社會面以及文化面。
對台灣經濟的持續發展，我比較樂觀。主要的原因是台灣已經累積了不少的人才、經驗與資金。政治開放，我也樂觀，正如執政黨李煥秘書長在四月初所告訴「遠見」的：「民主政治只能向前，國民黨別無退路。」
民進黨在以後選舉中得票的比例是與國民黨的表現成反比；國民黨愈有改進，民進黨得票愈少。能抗衡民進黨的還是國民黨自己。
在今後十二年中，令人擔心的幾個大問題是：
．台灣獨立意識是否會在各種說詞的隱藏下增強？
．海峽兩岸的微妙關係能否對我們做有利的調整？
．台灣的教育實質能否確實普遍提高？
．台灣的社會紀律能否切實改善？
．政府與人民的「貧窮心態」能否徹底地修正？
當前最令人擔心的還是：今天的領導階層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每天都被太多的現實問題占去了，實在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思考、來檢討。同時，又一如往常地，非常猶豫地不願借重天下之人才來幫助他們出主意，定方案。
從政者所犯的一個看不見的「罪」就是：自已猶豫不肯做事時，也不肯讓別人來做；而且還要以各種說詞來打擊肯做事的人！
(五)聚集天下的人才
在掌聲熱烈的時候，導演以及演員在人生的舞台上，戛然而止，這樣的謝幕多可貴！為了國家而奉獻出一生的功臣以及公僕，能夠欣然交棒時，這樣的氣魄多珍貴！
我們不忍心再看到大家敬愛的政府首長把全部生命都奉獻給國家。棒子與其在最後一秒交，不如早一些交。
在剩下的十二年中，要拼對台灣發展的藍圖，執政黨一定要有風度，減少一黨獨大的自負，聚集海內外的人才，共同設計、共同參與。
正如我在洛杉磯的會議中所說：「台灣經驗」不僅是指經濟的、也應該指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台灣經驗」經由完善的設計、改進與推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才可能真正在世界上揚眉吐氣。
敢說實話的伏克爾
如果有一個人的一句話，可以震撼自由世界金融市場的，這個人不是美國總統，而是四月中旬來台訪問的伏克爾(Paul A. Volcker)。
伏克爾曾於一九七九，八七年擔任過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理事主席(相當於一國的中央銀行總裁)。他在任內以獨立的判斷，不受白宮的牽制，制訂美國的金融政策，贏得了「美國金融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的稱呼。
在他任內，曾以鐵腕作風，採取緊縮的金融政策，遏止物價膨脹。這位「反物價膨脹的鬥士」被世界金融市場視為美元穩定的中流砥柱。
在台北不到七十二小時的逗留中，他曾與李總統、俞院長、張總裁等交換意見。身材高大的伏克爾生活十分儉樸，這位哈佛出身、深具影響力的人士，曾在座談會上對我國政府官員幽默地說：「美國要請你們去教我們如何提高儲蓄，減少貿易逆差！」
蔣經國時代的經濟紀錄
傳統上，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在今天的台灣，經濟是外交的延長。沒有受人羨慕的經濟實績，就不會有受人重視的台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靠經濟實力由化險為夷而變成舉足輕重。
「蔣經國時代」中一項重大成就，是高度的成長紀錄。從一九六九年擔任行政院副院長兼經合會副主任委員起，他就裁決了每一項重大的財經政策。因此我們特別計算他任內十九年的重要經濟指標，來判斷他的貢獻。
在這十九年間，這些重要的經濟指標，正如附圖所顯示，都有空前的紀錄。最不可忽視的是每人所得在十九年間成長了近十四倍。
國為「蔣經國時代」的經濟政策常常有眾多政治層面的考慮，因晚，在重大的經濟成就之中，也有一些後遺症。如果「後蔣經國時代」的經濟政策是以自由化與國際化為骨幹，則資源扭曲的後遺症可以相對減少。十二年後，中華民國更容易在二十一世紀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