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開「十三大」之前我去了一趟美國，待我回來之後，這個舉世矚目的黨代會已經結束了。這幾天看到許多親人、朋友、眾口一詞都在誇獎新任總書記趙紫陽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的從容答問為建國以來之首創，使人耳目一新。
當我聽說家人已經為我把酒會的電視節目錄了下來，十分高興地要放來看，誰知小姑娘不當心又錄了京劇大獎賽而把酒會錄相洗掉了，真叫我失望。
今天中午遇見美國記者艾鼎德女士和殷阿笛先生。他們也熱烈地對我稱讚這個酒會上趙總書記給他們的深刻印象，他們說趙在酒會上表現出準確、機敏、信心十足而又幽默。
既然看不到精彩的錄相，就在一個多月的舊報紙裡找到十一月三日的酒會「答中外記者問」。只憑文字紀錄也使我體會到他胸藏韜略、語挾風雷的氣概和風度，從而使我也對今後的改革大業增強了信心。
有自由，沒有絕對自由
讀「答中外記者問」中的一句話即使我十分感慨。外國記者問：「在中國，是否對不同意見有自由？」趙回答說：「有自由，但是沒有絕對自由，任何國家都沒有絕對自由。你出國不是還要持有護照嗎？你也沒有絕對自由嘛。」於是「大廳裡引起一陣歡快的笑聲」。
趙舉護照為例來引證世上沒有絕對自由是言之成理的，雖然外國記者並未問及「絕對自由」。但這即說明我們這裡一向對於「自由」的敏感。
儘管自由本是一個何等美好的名詞，歷史上具有革命精神的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不惜付出生命代價去爭取的目標，似無例外的首先就是這個至為崇高的自由。可悲的是，取得自由之後的勝利者在成為統治者之後，亦似無例外地再不願意給他所管屬的人民以自由了。
由於時代的推移，人事社會發生不斷的變化，生活在現實裡的每一個人都在這個生活漩渦裡打轉。這裡我沒有查閱任何的文字統計資料，只憑經歷過的一些情況，我發現人們的自由範圍從來沒有擴大，只在日漸縮小。而這種收縮卻都是人為的，人們攪盡腦汁、費盡心機地在限制自身的自由。
大約在我讀小學或中學的時代，舊中國施行了一種「保甲制度」，對人口進行管制，設立保長和甲長來分管保內的人民。老百姓多了一重管束，保甲長得以耀武揚威。四十年代延安出了一個至今盛名不衰的話劇「抓壯丁」，主角王保長是個令人難忘的趨炎附勢、漁肉鄉里的典型。
唐僧與度牒文憑
再說說那個出國護照吧。我請教了兩位精通外事且比我年長的朋友，請他們講述一下出國護照的來歷。對此，他們也說不清楚，只知道早年－－大約是二十年代他們出國時已經需要護照了。當然，西遊記裡的唐僧去西方取經時，也要帶上「度牒文憑」，亦即是今日之護照簽證吧？可見其由來之古。
然而即使到了今時的二十年代，出國護照大概也很容易得到，譬如稍具備一些近代史知識的人都會知道在滿清以至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一些革命者或先進人物由於不容於當權者，往往被迫逃亡海外，像梁啟超、孫中山……乃至後來的郭沫若等等，都不止一次兩次地去到歐洲、日本……躲避追捕，天涯亡命。這種事假如在今天就絕不可能，出國不只是要有護照，同時還需要前往國家蓋上印章的簽證，沒有簽證的護照是沒有作用的。簽證要由本人所屬機關單位或公安部門向前往國家駐我國的大使館的領事館辦理。
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之後，原來的八年抗日戰爭國共兩黨合作瀕於破裂。
我由於在一九四六和一九四七兩年中各寫了一個諷刺當時社會現象和掌權者的話劇，並在上海演出，不能見容於當道，不得不出走香港。
在我之前已有不少文化人早已去了香港，儘管香港早在近百年前便已成為英國統治的屬地，但是大陸和香港即是來去自由，不需要任何證件和手續，只要去航空公司買一張飛機票就成行了。從香港回來同樣去買一張票就得，乘火車或輪船也都一樣。
自由一天天縮小
現在可不行了，去香港和澳門都要有護照、辦簽證，和去外國一樣。什麼時候開始這樣辦的，我沒有去查考，但是至少在大陸中國成立之後仍有一般時期是保持過去那樣不需要護照、簽證這一套限制辦法的。
距今十年以後的一九九七年，香港將回歸祖國，成為中國的領土，不知那時的出境入境將會採取什麼樣的制度；但是鑑於今天的中國人要去深圳市的話，也要申辦公安局發給的證件才能前去，看來旅行的自由還是有不少限制的。
以上的一些情況說明什麼呢？那就是自由一天天在縮小，而這一切都是人為的。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為什麼要這樣做？原因就是人對人的不信任；各懷鬼胎，互相猜忌；設置障礙，戒備森嚴……這種不信任半個世紀以來只有日益加深，不見減少。
展望前途，令人不寒而慄，不知道將來會成為什麼樣的世界？我為這種現象感到失望和傷心。說一句難聽的話，我認為這是人類的墮落。
應當聲明一下：只是由於趙紫陽總理答外國記者問，因而引起我一番感慨而已。答問者對此是沒有任何責任的，雖然我也很想知道他對此的看法：到底是自由越多越好？還是護照越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