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上車水馬龍，外帶各式示威遊行；餐廳裡人潮洶湧，服務生小跑步送菜；議堂上時聞咆哮聲，時見全武行；機場內有人出國做生意，有人回鄉探老親。打開電視和報紙，今天這個開放，明天那個改革。街談巷議，盡是國家大事；升斗小民，人人皆有意見。
這是一九八八年的台灣。在這個時而陽光普照，時而陰雨綿綿的海島上，有一股興奮與緊張、期待與憂慮揉合而成的混沌氣氛瀰漫，讓人不定又徬徨。
「變」是這種不安情緒底下的源流，很多人擔心變化來得太快，會收不住腳、剎不住車。「看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他們說。
年頭兒變了
「台灣要亂！」一位三十四歲的計程車司機預言。他開著車子滿街跑，頻繁的街頭活動妨礙他做生意，聳動的標語牌令他心驚，與乘客交換意見，大家都憂心忡忡：「我覺得還是戒嚴時期好，沒有這些亂象，也不必擔心被暴力事件波及。」
「你看看，這怎麼得了！」一位退伍多年的老榮民手指著報紙說：「那些搞台獨的，會把外省人都殺光！」他不懂政府為什麼不聞不問。「年頭兒變了！」他只得嘆息。
年頭兒變得太快，許多人心中有著惶惑。在外商公司擔任經理的林文斌每週要看兩、三本書和雜誌，「因為不知道一切會怎樣變，我對資訊幾乎是有些飢渴。」 沒有領導指引，是使許多人感到迷失的另一個原因。「在開與放之間，很多東西垮了。」二十八歲的攝影工作者范毅舜期待見到「真正憂國憂民，能中肯剖析問題的意見領袖」。社會學者詹火生也感慨：「社會應有中流砥柱，可是我們沒有。」
在這社會價值分化的時代，沒有可依循的價值觀和準繩，詹火生常常不知道該怎麼做。「連我這樣學有專精的研究者都會迷失，何況一般人？」生活沒有目標和方向，許多人於是在賭與色之中追求刺激。
詹火生形容這是一個「錯置」的社會，文化與經濟配合不上，教育與政治各行其是，政治機器跟不上社會變遷的腳步。
「健康世界」雜誌總編輯王溢嘉從醫師的觀點，把社會當成生物體。「眼前的不安就如一場熱病，這是陳年老病，可不是普通感冒。」病因是長期戒嚴：「戒嚴有如副腎皮質素，是身體遭到外來威脅時，腎臟所分泌的激素。」它的功能是準備全身總動員，副作用是抑制生長。
找出發燒的病因
「我們戒嚴三十多年，就像長期使用人工副腎皮質素(可體松)，一旦停止用藥，因抑制而產生的各種毛病都顯現出來了。」在他看來，這種後遺症是必然反應。社會在發燒，做社會醫師的人要找出真正的病因，不能像某些開業醫師，給點退燒藥就算了。
未來的變數太多，也使人們更有「不確定」的感覺。長期使用可體松的人，體質會變虛弱，停藥後各種後遺症相繼襲來，偏偏身邊還有強敵在虎視眈眈，不容他慢慢調養，看起來情勢真是危急。身為執政黨一員的歷史學者王越，看到黨的權威性格、老大習氣難改，直擔心「我們還有沒有時間」。
他承認對未來有不知名的恐懼：「如果知道未來會如何還好些。」像香港，已經知道一九九七年要由中共接管了，要留要走好歹有個打算。台灣不然，未來十年充滿變化，「全看我們怎麼做而定。」他因此認為台灣的危機感比香港還重。
憂慮之情固然深重，興奮的氣息卻更濃厚。
大陸來台的一位音樂家不諱言自己心情激動：「十年以前不可能的、不敢想的，現在都發生了。」她指的是民主的改革與大陸政策的開放：「香港、美國的朋友都告訴我，他們覺得太好了。」
有變化才有機會
本土青年更樂觀，像林文斌便歡迎改變：「變化愈大愈有機會。」台灣大學四年級的黃舒駿更欣幸：「過去，我只能走別人規定的路。現在，我可以自己去創造新的機會和價值。」他形容今天的台灣「好像堆好的積木被打倒了，正要重新來堆」。而正因為這是「變」的時代，成與敗都不是那麼絕對，每件事都有從頭開始的可能。
這位大氣科學系的高材生因此放棄學術路線，去做唱片歌星。「以前人說：「行行出狀元」，聽起來像口號，現在可能愈來愈接近事實。」他說。
二十七歲的藝術工作者皋中孚也慶幸自己生逢其時：「全世界找不出幾個像我們這樣的環境，蠻過癮的。」他和范毅舜自覺此時的他們眼界寬、機會好，已經不能再發牢騷，而必須「做出一點成績來」。他們開攝影展、製作電視節目、設計國家音樂廳的海報，路的寬廣是許多前輩年輕時想像不到的。 三十歲左右的這一代，對自己和自己生長的這塊土地充滿信心。在證券公司工作的王錦樹自認前程遠大，台大醫學院畢業的楊長豪也相信「至少十年之內可以成就一番事業」。
黃舒駿即使立志做世界級的人物，也是要立足於台灣之上的：「我就是想在這地方過日子嘛！為什麼要覺得這地方不好呢？不好也是命中注定，不能嫌棄不要。」
他們都承認憂慮：「看得多想得也多，無知的人才不憂慮。」但樂觀蓋過了其他。
林文斌提出筷子哲學：「像是中國式餐桌上，那麼多雙筷子同時伸出來夾菜，卻不會互相碰撞，這是亂中有序。」他覺得最近的騷亂反而是好事，表示大家都在關心政治了：「以前在暗底下吵，現在是攤出來吵－－這是很精采的時代，我們看得到好的，也看得到壞的。」
接受兩岸新關係
黃舒駿更覺得連衝突事件也不影響他的安全感：「我感到周遭的人都是和我一起長大，一起在這塊土地上奮鬥的，衝突是在解決問題，我不擔心。」他願意接受一些變數，即使真的亂了，總比去走一條既定的路，更讓他感到生命有意義，「大家都一樣，我也沒什麼好特別悲傷的。」
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摸索、自己決定。對老一輩的人來說，重新面對大陸可能是個難題，年輕的黃舒駿卻「幾乎沒有經過調適過程」就接受了海峽兩岸的新關係，而且覺得「豁然開朗，發展空間更大」。他準備五月底去大陸一趟：「這種事一年以前還是不可思議的，現在聽起來稀鬆平常。」
三十四歲的林文斌比較持重的說：「開放大陸政策對台灣整體是好的，至少我們不會那麼狹隘。」他認為「一國變兩國」是上一代的恩怨，隔離本身便是不正常，開放之後，可以從他們身上看到自己過去的影子：「他們是道地的中國人，是我們自己變了。」他也想去大陸看看，為的是給心目中的中國「定型」。
很顯然，海峽兩岸的氣氛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起了微妙的變化。此岸的中國人正在探索彼岸的真相，以便為自己定位，也為彼此的關係定位。
這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位藝術家最近探親旅遊歸來，別人問起他的感想，他拒絕多談，只說：「我要回家好好想一想。」
不少年輕人有著困惑：「課本教我們懷抱整個中國，可是我們明明是在一個小島長大。我們是海島小國，卻自稱泱泱大國。」現在，這困境有了突破的希望，卻也相對地帶來危險。下一代能順利重歸文化母體，還是連生存的空間亦不復存？
台灣正走在十字路口，霓虹閃爍的天空充滿懸疑的色彩。楊長豪感覺這氣氛有些像颱風來臨前的鬱悶，「我們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是狂風暴雨？是邊緣掃過？還是突然轉向，有驚無險？
颱風前的鬱悶
作家黃春明覺得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開頭幾段文字，正似在描寫眼前的台灣：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這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
這是篤信的時代，也是疑慮的時代。
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
我們什麼都有，也什麼都沒有。
我們全都會上天堂，也全都會下地獄。……
這是最好的時代，因為它充滿希望、充滿機會、蘊含無限的可能；這也是最壞的時代，因為四十年來追求政治安定和經濟成長，累積的社會成本已經到了必須支付的時刻。我們究竟是會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呢？黃春明說：「我對中國人有信心。」但他也不禁嘆息：「路是很長遠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