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哈佛中國評論」會議上個月在波士頓舉行，五百多位中外人士將哈佛商學院的現場擠得水洩不通。這也難怪，面對世界經濟不景氣，中國去年的經濟成長率仍然有7％；北京申奧成功；中國又剛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影響，這塊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市場，誰也不敢輕忽。
問題是，這樣的好光景可以維持多久？這個爭議的話題也正是今年會議的主題：可能完成的任務嗎？（Mission possible）——中國能否繼續維持高經濟成長率？
這個問題即使是與會的中國問題專家，也無法用「是」與「不是」來肯定地回答。或許就像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董事總經理許小年所說的「是，也不是」「完全取決於未來政府要怎麼做」。因為在亮麗的經濟成長數字背後，不少人都看到中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
樂觀的論調是，如果中國「繼續」走市場經濟路線，可以成為整個亞洲市場經濟的模範；但也有人認為，已經具有「世界工廠」地位的中國大陸，在生產製造業全球化結構的轉變過程中不如預期樂觀。中國的磁吸效應，引進巨額的外資；廣大的內需市場也是經濟成長的一大助力；但股市換手率高，區域資源分配不均也是隱憂。
改革則是與會者共同的看法，中國政府還有許多的挑戰要面對：銀行大量壞帳、做生意要靠關係、沿海和內陸的發展不均、公司規模小、交易只用現金，以及龐大國有股如何減持等，必須持續改革。
如何解決問題？如何貫徹改革？什麼才是適合中國的財經改革政策？以下摘錄會中五位專家的見解，也許能解答這些疑惑。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教授
Dr. William H. Overholt：
如果中國繼續走市場經濟路線，可以成為整個亞洲市場經濟的模範。
在亞洲經濟危機之後，我們開始做了許多研究，發現亞洲許多國家都面臨同樣的問題，就是需要填補一個洞，即銀行體系的洞。中國所面臨的是銀行體系的結構性重組，而且問題比日本嚴重。
在中國有個有趣的現象，在其他地方可能很少見，就是政府會告訴人民實話，這也頗奇怪的。在七○年代，政府就已經告訴人民「我們現在有很嚴重的問題，金融體系不完整，嚴重貪污，通貨膨脹等等。」
中國在改革上做了很多努力，我很看好中國，如果中國繼續走市場經濟路線。我要強調的是「繼續」，這樣中國就可以成為整個亞洲市場經濟的模範。
我為什麼這樣說？
就國外投資來說，日本在過去十年中是外資在亞洲投資最多的國家，但中國光是1999年就有3090億美元的外來投資，而日本只有390億美元。另外中國在亞洲的競爭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國內市場快速地成長。自1998年以來，中國國內汽車、房子及基礎建設需求大增，零售業一年也有10％的成長。所以我說如果繼續發展，中國可以成為亞洲經濟的領導者。
目前最大的問題是是否能夠繼續改革，甚至如果改革減緩，也會影響到金融體系的運作。而領導階層所面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能否找到一個適合中國的財經改革政策？在中國做生意，基本上還是靠人。常聽到有些人說在中國做生意做得很好，是因為和誰的關係很好，如果這樣就無法持久。但現階段沒有人願意出來改革。
聯合國副祕書長暨亞太事務
副執行長Dr. Hafiz A. Pasha：
大陸經濟發展的議題不僅在維持經濟的成長，更重要的是如何平均經濟發展及資源分配。
這幾年中國大陸在消弭貧窮問題上，有非常顯著的進步，但目前大陸經濟發展的議題，已不僅在於如何維持經濟方面的成長，更重要的是如何平均經濟發展及資源分配的問題。
聯合國考量一國的經濟發展時，其中有一個議題是區域分配不均。就外國直接投資的金額及城市的發展建設來說，如果只考慮北京及上海這兩個大城市，大陸可成為世界上第二十五個已發展國家的水準。但如果以西藏來說，則排名就變成一百四十七名；以青海論是一百三十五名。像這種區域發展不均的問題很嚴重，尤其是東部沿海城市和西部內陸的差距更為明顯，這個問題不僅相當嚴重，而且還在繼續惡化中。
另外一個問題是農村勞動力過剩，無法被城市吸收，也就是城鄉分配不均的問題。目前大陸的領導階層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維持經濟成長，並且解決經濟發展不均的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副教授
Dr. Edward Steinfeld：
中國已走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但目前正在進行中的製造業全球化轉變並不如預期的好。
大陸經濟發展是否可以維持的問題，充滿許多不確定變數。但就從計畫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一點，我抱持很樂觀的態度。即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些結構問題，但從國家各方面及公司型態來說，無庸置疑地，中國已經走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
另一個轉型是經濟結構的改變，目前中國正在進行中的生產製造業全球化結構性的轉變，並不像大家所預期的那麼好。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過去的十年中國大陸確實有很大的轉變，政府政策的改變，貿易障礙也日漸消除，而最有趣的是科技技術方面的變化，特別是區域資訊流通。
在今天數位化、電腦化的時代，資訊價格愈來愈低廉，大量資訊在全球流通，公司彼此間溝通暢通，分工愈來愈細，也愈來愈專精。
在全球化的規模中，特別是在最複雜的科技產業裡，產品變得愈來愈規格化、標準化，主要產業的生產技術在全球供給鏈中，分工變得更精細，生產速度更快，許多廠商也願意外包出去生產，廠商間互相交流，關係緊密，產品的利潤也高，產品也較創新。
而在此時，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到底中國能否達到這樣的全球生產製造技術？
要回答這個問題很難，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全球化轉型的趨勢到底會如何，但是根據一些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世界銀行針對一千五百家中國企業在五個主要城市做調查，來檢視他們如何參與全球化生產。結果發現在中國不管公有或私有企業，都非常國際化，事實上他們或多或少都以此形式生產，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他們並沒有像以前一樣花很多時間應付政府官員，而是花很多時間在找尋新的市場及下游客戶以及發展新的產品。
但是不論是國營或是民間企業，中國大陸公司比起其他亞洲公司規模都較小，非常多樣化，但也較本土化，這和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中央政府政策干預，以強烈保護政策鼓勵小型企業、本土企業的發展，限制區域性資源網絡，也不鼓勵外來企業併購內地企業。而地方政府也有許多規定保護本地廠商，限制外地廠商，這些措施都影響了企業的結構。
雖然研究發現，中國企業的垂直整合較強，但製造過程較不國際化，也比較不創新，要維持國際標準有困難。因為不管是上下游廠商，外包僅限於區域內。即使是做外銷產品的下游廠商，也只和中間商往來，而沒有和國外客戶合作。所以從事國際貿易的中國廠商可能被侷限於只能生產附加價值較低的產品，做低價及低階技術的競爭，只能壓低成本來競爭，對於將來競爭優勢沒有太大的幫助，未來的成長會有所有限制。
還有交易成本的問題。在中國大部份只做現金交易，因為他們不確定對方是否會付款，所以只做現金交易。我不是說現金交易不好，但是這對於預算會有限制，對企業成長及未來的競爭力都有影響。
再來是立法的問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時會有不同的聲音，廠商可能也搞不清楚狀況，這對競爭力也會有影響，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影響會更深。一個穩定的企業政策相當重要，政府在立法上不會因為政治變動而改變是很重要的。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研究部
董事總經理許小年：
中國是否可能維持高成長率，完全取決於未來政府要怎麼做。
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不可能再是二位數字的成長，但能否維持高成長率，我的答案是「是，也不是」「完全取決於未來政府要怎麼做」。
「中國國內需求的不足，是政府政策結構上的問題。」以正統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要刺激國內需求，政府的支出占有很大的影響力。但中國政府雖然支出增加，但卻無法有效刺激國內需求。就貨幣政策來說，央行多次降低利率，就是無法增加國內的投資，貨幣政策顯然也無用武之地。
由於銀行有超過40％的壞帳，對於新的信用申請也有所遲疑。而政府大量的財政赤字，也可能拖累經濟。整個金融體系似乎並沒有完整的運作。
要解決問題應該取決於供給市場，也就是改革結構。例如1998年政府所推出的住房改革，當時便刺激了40％的投資。另外，立法保護私有財產也是必要的。以前有個口號是「國家資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個人財產就不知道了。
現在愈來愈多中國大陸的有錢人將小孩及太太送到美國，變成美國人之後，再以外國人的方式回去，就是因為在大陸的財產尚無立法保障。不過今年年底十六人大會議對這個議題可望會有所突破。
中國証監會首席顧問梁定邦：
中國股市未來三到五年的發展樂觀，但國有股減持和增加外資的問題還待解決。
以整個資本市場來說，中國的股市是很大的市場。
上海證交所每天的交易量已經超過香港及台灣。但是由於外匯管制政策的關係，中國的股市只限國內，不像香港沒有外匯管制，有各種衍生性金融工具。
中國股市有一個特殊的現象，美國前五大股票，例如IBM（國際商業機器）、GE（奇異）有許多法人持股。在香港七百多支股票中，每天有一百支以上股票大量交易都很少見了。
但在中國，幾乎大部份股票每天都交易熱絡，股票換手率相當地高，然而前五大股票的交易量卻還是很少，許多人喜歡交易股價較低的股票。
中國人不喜歡大象股，因為漲跌太慢；他們比較喜歡猴子股，猴子股動得很快，而且「只要餵牠們花生」，這是說價格較便宜。
他們喜歡買低價股票，問他們為什麼買？他們說這是他們可以負擔的價格。
中國的投資者也不喜歡上網買股票，他們喜歡去擠滿人的號子裡「交換信息」，每每碰到人，就要請教買賣股票的訊息。常常有些人碰到我，就要問我買什麼股票？甚至有一次我去九寨溝旅遊時，也被人追著報名牌。
在中國大陸就連基金經理人在選股時，也是緊跟隨大眾的腳步。中國大陸的選股不重視基本面，而是技術層面。這和台灣股市似乎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對於中國股市未來三到五年的發展是抱持樂觀的看法，因為中國証券市場的法律法規以及執法手段日益健全，「政策式」的色彩較以前淡化許多。但政策面對股市還是有影響。
不過短期股市的發展仍面臨兩大問題待解決。
首先是國有股的問題，國家沒有必要持有龐大上市公司的股權，目前的問題是如何穩當減持國有股，我建議以發行股票指數基金來解決。但目前政府對此提議仍持保留態度，今年推出的可能性不大。
另一個問題是，必須大量增加法人投資的金額。我建議引進國外基金的資金。在已發展國家，大部份投資都傾向大盤股，注重股票的實質性。
所以除了美國的那斯達克外，股票換手率普遍不高，股票的高低變化主要取決於法人投資者，但是中國大陸股市投機成分多，股票換手率是已開發國家的五到十倍。我認為中國股市應該按照國際標準來發展法人投資者。
至於在防範外匯風險方面，可以借鏡參考台灣十年來在這方面所累積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