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少數利益低頭高熏芳
在過去一年中，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以那樣的高齡、那樣的身體狀況，仍不忘關懷與民眾利益切身相關的問題。例如他談到公務員的風紀，曾說：負責工商登記的單位、建管單位及稅務單位的公務人員一定要非常清廉。這些其實也就是一般民眾最迫切的需求。非常多的人都認為整肅政風是最能收民心的工作，而且也不需要花什麼錢。
在整肅政風的方式上，我很同意大刀闊斧的仿效香港「廉政公署」的作法，設立一個專賣的檢肅貪污的機構。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民國六十一年接任行政院長時，一上任就宣佈要實施十項革新，因為受眾目所矚，當時公務員的士氣很高，社會風氣也為之一新。
民意代表做到不關說
由於時代的變遷，當年他推行的十項革新，也許不適用於目前「但是這樣的精神是值得秉持的。如果我們能成立一個專責機構來做這件事，並且持續的做，使民眾得到實質的利益，我想會比樹立銅像等形式的紀念方式，要有意義得多。
不過整肅政風必須有一個大前提，那就是各級民意代表要做到不關說、不向少數人的利益低頭。假如民意代表不能做到這一點，動不動就向各級公務員關說、施加壓力，公務員即使真的想為大多數民眾服務也不可能，久而久之，只好制定或執行一些服務少數人利益的政策。
如果政風不清，社會風氣也會跟著敗壞；社會風氣敗壞，選風更好不起來。一些專靠味精、彩色鍋當選的民意代表，又更容易去影響公務員的風紀，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同時，基層的公務人員也應該積極反省，加強研究發展。例如怎樣調整自己的工作範圍？怎樣才最便民？怎麼才最符合民眾的需求？我想唯有儘快加速行政革新，加快民主憲政的步伐，才能表示我們紀念他的心意。
(高熏芳為台北市議員)
(符芝瑛紀錄整理)
爭取歷史肯定陳長文
為國家、為人民，經國先生鞠躬盡瘁地去了。縱觀中國歷史政治人物，對中國人民最具肯定影響的應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但對台灣的二千萬中國人而言，經國先生的貢獻無人能超越了。
中國數千年來的政、經、社會體制實在是以封建為徑、專制為緯而構成的。無疑的，經國先生是個強人，他所曾經擁有的主觀、客觀條件足夠使他可以承襲傳統而為私利地行使專制。但是，他沒有(經國先生曾說他「不能也不會」)。他不同於一般中國歷史上的強人(除了孫中山先生外)，他的確做到「時時心存國家，處處心念民眾」，他「求建立制度，求國家長治久安，不求一時之便」。
強人時代結束
經國先生是個不平凡的強人。他去了，也是中國歷史上強人時代的結束。經國先生的偉大在於他有心、有計畫地在主政期間，為後代的中國人奠定了「法治取代人治」的基石。
因為經國先生是個強人，也因為中國人習慣了歷史上專制的傳統，環繞他周圍的一些在朝、在野的人物，相對的養成了依賴性，經國先生曾是我們大家的「人君、人父」。凡事有(由)他做主。
如今，我們不再享有那份奢侈，我們應有信心，也有責任將他未竟的遺志完成 那就是將台灣建設在民主憲政、民生樂利的基礎上，進而影響中國大陸從事類似的改革，而漸進地達成統一中國的目標。為了紀念經國先生，我們應該：
在心態上：每個人(政府或民間)都應該在各自崗位上盡職(該做不做或不會、不能做都是失職)。
在做法上：
(1)政治：執政黨及政府應依既定的目標及基礎(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上繼續貫徹憲政的落實(反應現實需要補強中央民意代表、促進地方自治化的制度建立)。
在野黨亦應切實地在法治範圍以理性及政策性的訴求，爭取人民的支持，並督促政府的施政。政黨政治應爭取的不是一時的權力，而是歷史的肯定。
(2)經濟：現階段經濟的發展除了需要改變體質，以求經濟的繼續成長外，企業家(無論大小)的社會責任亟應建立(例如勞工福利、消費者利益、環境保護、企業家倫理等的實現)。
(3)社會、文化：我們的社會雖然已富有，但離「富用而好禮」卻還有一段距離。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實應加強倫理的培育。
(4)大陸政策與中國統一：為對歷史負責及為全中國的利益看眼，中國統一是全台灣中國人及全中國人必須走的路。我們不應放鬆對中共以武力犯台或顛覆的戒備，但是也不應迴避任何可以影響中共內部民主化改革的機會(亦即應著眼大陸探親政策之外的其他計畫)。
(陳長文為理律法律事務所律師)
讓年輕人感動社會漢寶德
要想一個辦法紀念一位重要人物並不困難，但是要紀念一位像經國先生這樣幾乎是其大無外的人物，確實不很容易。
他的影響力無所不在，立一座紀念碑，令人覺得太渺小了，因為他生前所到處從不題字；用一座大學命名，令人覺得太狹窄了，因為他對農民的關懷遠勝過知識份子；用一座公共建築命名，令人覺得太偏頗，因為他生前最喜歡質樸的自然。
成熟的民主國家
回顧經國先生過去數十年的功業，先是在經濟的發展上，繼之是在政治的改革上。我相信他很滿意這兩方面的成就。
但是我猜想，經國先生逝世前可能還有些擔心的，是文化的適調問題。他看到青少年犯罪日增，賭命的飆車，幾乎無遏止的方案。他看到全民瘋狂的「大家樂」賭風，幾乎動搖了國家的根本。
他同時也看到，在戒嚴令解除以後，民間的活動有漸漸增多並且與法律對抗的情形，使有心人士感到極為憂慮，民間幾乎把戒嚴令與法律等量齊觀，以為自今以後就可以為所欲為了。我猜想，在他逝世前，一定為未能使全國國民知道如何做一個守法務實的國民而感到遺憾。
如果能夠在國民的氣質與守法的觀念上做一點事情，恐怕是他老人家地下有知最為高興的了。
我的看法是，社會的風氣、國民的惡習，是無法用政令來改變的，專制時期，價值觀念定於一尊，如有一位聖君賢主，也許可以起上行下效的作用，但在民主時代的今天，自上而下的領導已經起不了作用，靠執法的官員或警察也幫不上大忙。因為官員與警察都是這個社會的一份子，他們的行為受社會的影響，是不可能以超然的態度去執行改革的任務的。何況如果人人有不守法的習慣，要多少嚴格執法的警察去看管呢？
改善社會風氣
因此，我覺得社會風氣的改善，需要一種社會運動去促成。推行這個運動的人，必須是未受社會污染、富於愛國心與正義感的青年。問題是如何組織他們，如何運用他們的力量。
這使我自然的想到經國先生組織過青年反共救國團。在三十幾年前，組織青年從事反共救國的任務是政治性的、戰鬥性的；在今天，我們所需要的則是一個道德性、社會性的組織，以達成改變國民氣質的目的。
這群青年必須有宗教的熱誠、任勞任怨，對民眾進行說服的任務，同時具有充分的法律常識，必要時則予舉發。他們如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效果可能更為顯著。
說教的熱誠加上制裁的權力，可能是改變積習僅有的辦法。前者令人感動，後者令人畏懼。我想像中的「社會義勇軍」自然是以感動為主要手段，只對頑冥不靈的人才使用法律的手段。
我的真正建議是，改變青年反共救國團的目標，在舉辦戶外活動之外，讓時代青年肩負起健全社會體質的時代任務，以紀念經國先生的豐功偉業。
(漢寶德為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