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談人：
■正方：吳忠吉（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反方：辛炳隆（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結論：李誠（知識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吳忠吉
廢除基本工資，改用所得政策
勞基法中的基本工資，在意義上，如同其他國家所稱的最低工資，在於限制雇主給付工資水準的下限，保障勞工有起碼的收入，以維持勞工的家庭起碼的生活水準。它是經由法律規範，來制止雇主偏低的工資給付現象。問題是，以法律約束是否能達到立法的目的，且是否有其他副作用。
理論上，我們可以想像若無基本工資的規範，並放任雇主與勞工自由決定工資待遇，且確有部分勞工的工資低於基本工資。但是雇主給付工資低於勞工所要求的水準，雇主便找不到所需的勞工；反之，若雇主給付的工資超過勞工所欲的水準，則過多的勞工將前來應徵。前一現象將使工資水準提高，後一現象則將使工資水準下降。在提高與下降的調整過程，當會出現供需人數相等的工資水準。在此工資水準上，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機會。
如果使供需人數相等的工資水準低於基本工資，則法定基本工資會產生失業的現象。若無法定基本工資禁止工資下降，則有失業的情勢下，工資應有下降的市場趨勢；而隨工資的下降，勞動供給會減少，雇主也自會增加雇用人數，直至失業消失為止。但因有法定基本工資的限制，使工資無法下降，失業現象便無法消除。
國民經濟活動不外生產與分配。從分配制度而言，若由政府依個人所得高低，課徵特定比率的所得稅，在追求個人最大幸福的前提下，個人也將力求個人所得的最大，而無損個人的努力程度。同時高所得者負擔較高的租稅，而低所得者則負擔較低的所得稅，甚至於收入低於基本生活所需的水準，更可免稅。必要時，政府更可以所得稅來劫富濟貧。
只是劫富濟貧之重分配，使得部分受益的國民有不勞而獲的享受。這種不勞而獲的制度，可能使受益人降低工作意願，而損及國家的總生產水準。若補貼方式，能依個人所得高低做某一比率的補貼，可以不損及個人努力的程度。因此，基本工資的市場干預沒有必要，理應廢除，而代之以國家補貼生活的所得政策。
從經濟制度運作的機制而言，均富的策略應為先求富、再求均。而保障國民基本生活的策略，應是利用政府收支從事所得重分配，而非以基本工資壓縮企業經營的彈性。
訂定基本工資的目的，是在保障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然而，從社會觀點而言，維持國民生活安全是國家的責任，而非雇主的責任。再者，國民基本生活的維持與提升，有賴國家經濟力量提升，更賴可工作人口的參與生產與資源創造。因基本工資作梗而失業的勞工，生產力雖低，但若仍能就業便可為社會增添生活資源。
我們雖主張廢除勞基法中，基本工資的規範，但我們亦同時主張以所得重分配的財政措施來取代。再者，所得重分配的財政措施，是純然地為內政問題，不必然地，要讓外籍人士來分享。我們不應只效法有最低工資率規範的國家，我們亦應觀察，未有最低工資率限制之國家的存在，和降低標準之歐盟國家的改革方向與趨勢。
為政者，不必堅持基本工資是國際共有的約束，也不必苦惱於勞工選票的可能流失，而應致力於研發所得重分配的財政設計，與實施的具體辦法，讓全國收入不豐的國民，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或許更能獲得納稅義務人與全民的支持。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辛炳隆
不要怕員工流動
基本工資是我國極重要，也備受爭議的勞工政策。隨著經濟持續衰退，資方團體一再呼籲政府廢除基本工資，以振興景氣，而此訴求獲得部分專家學者的支持。
目前主張廢除基本工資者所持理由不外乎四點。其一是除了外勞之外，國內勞工的薪資大都高出基本工資許多，故基本工資的存在是獨厚外勞。其二，有助於減輕現行各項社會保險之雇主保費負擔，降低企業的勞動成本。其三是基本工資的實施會干擾勞動市場價格機能的健全運作，導致工資無法隨著經濟衰退而向下調整。其四是基本工資的存在會形成弱勢勞工的就業障礙。這些理由乍看成理，實則不然。
首先，因為外勞與本勞在生產活動中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故藉由基本工資來提高外勞的雇用成本，降低本勞與外勞的成本差異，不僅保護外勞，對於保障本勞的工作機會亦有所助益，符合政府主管機關一再宣示外勞屬補充性勞力的原則。況且，國內現有外勞人數占總就業人數5％，故對於降低整體勞動成本與提升產業競爭力能有多少助益，實令人懷疑。
其次，誠如所言，大多數本勞的薪資已遠高於基本工資，則即使國內現行各項社會保險之投保薪資皆以基本工資為下限，雇主保費負擔仍應不至於受到影響。如今，兩者之所以會產生連動，主要是國內部分企業的投保薪資以多報少。若政府廢除基本工資，無異於犧牲勞工權益來支持雇主的違法行為。
同理，若大多數本勞薪資已遠高於基本工資，表示國內勞動力供需仍是依價格機能運作，基本工資對就業市場並未造成實質影響。另由於現行基本工資計算公式已將景氣變動的因素納入考量，當經濟不景氣而使勞動生產力下降時，基本工資隨之下降；因此，不至於發生工資無法隨著經濟衰退而向下調整的問題。
至於第四個理由則高估國內業者的守法性。回顧基本工資施行至今，雖有不少弱勢勞工所拿的工資低於基本工資，但又有多少雇主因而受罰。事實上，工資高低未必是造成弱勢勞工無法就業的關鍵因素。況以國外經驗來看，對於基本工資所造成弱勢勞工就業障礙的解決方法，應依其勞動生產力與一般勞工的差異另定較低的基本工資，並非將其廢除。
雖然作者反對廢除基本工資，但同意有條件地將外勞排除在基本工資適用範圍之外。因為基本工資一體適用於本勞與外勞，雖可凸顯我國政府對於外勞並無歧視，但在雇主因擔心外勞雇用成本增加而阻礙基本工資調升的情況下，以基本工資來保障本國勞工基本生活的功能將逐漸喪失。惟勞委會應檢視國內外相關法令，確保將外勞排除在基本工資適用範圍之外，並不會違反國內法律與國際公約。此外，為避免脫勾之後外勞雇用成本大幅下降，使替代性外勞的問題更加嚴重，勞委會應提高就業安定費，以維持外勞雇用成本不變。
知識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李誠
以最低訓練時數法代替最低工資法
自去年以來，台灣經濟每下愈況，而近月來更是直線下降，上月的失業率超過4％，並持續上升，而中研院日前公布台灣經濟成長率今年將難以保3％。正因為台灣經濟急遽惡化，於是有人提倡修改兩週八十四小時的工時法，有人建議廢除基本工資，更有人建議廢除勞基法，減低勞動成本，提升台灣產品競爭力與人民就業機會。
此處要提醒讀者的是，為了不使基本工資造成勞動成本的增加等負面影響。政府已在1997年以來將基本工資凍結在新台幣15840元，四年來沒有調整，由於製造業平均薪資的不斷上升，所以基本工資占製造業平均薪資比例，自1993年的46.2％下降到2000年的40.8％，但是2001年前四個月，由於製造業平均薪資從2000年的38792元下降到2001年1至4月的34635元，基本工資占製造業平均薪資的比例由40.8％上升到45.7％。換言之，基本工資的膠著性使外勞與本勞的相對工資，雇主所負擔的社會保險費用占薪資費用的比例都急遽增加中（見表一）。如此會造成外勞雇用成本上漲，雇主社會保險成本的上漲，因而加深勞工失業問題。邊際勞工通常在勞動市場的時間短，缺乏資遣費與失業保險的保障。換言之，在一個具有相當彈性的勞動市場中，一個沒有彈性的基本工資對勞動成本與就業機會的衝擊是相當大的。
此種衝擊隨著經濟愈不景氣而愈大，這是政策擬訂者所需要認真考慮的，雖然基本工資的一個基本功能是使經濟蕭條時，工資的下跌有個下限（Wage Floor）。但是此種社會背景已經改變。
在今日全球化的趨勢下，企業主可以很輕易外移到勞動成本更低廉的國家，造成國內失業問題。簡言之，訂定彈性的基本工資（比如規定基本工資是製造業平均薪資的35％或40％）是一解決方法。但是此種作法也可能在經濟非常不景氣時，在製造業薪資不斷下降時，基本薪資也做無限的下降。另一辦法是以最低訓練時數法代替最低工資法，規定雇主每個月需提供員工若干在職訓練的時數，以便員工技術得以不斷提升，永保其就業的能力，也提升全國的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