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信託」儼然成為家族企業傳承資產或股權時的新顯學，甚至被視為繫緊家產的「萬靈丹」。然而，信託其實是一種複雜的法律工具，在看似牢不可破的架構下，卻鮮少有人去深究其利弊得失。
已逝經濟學家阿爾奇安（Armen Albert Alchian）的一段話，可用來破解眾人對「信託」的迷思。
他生前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教授，因教出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夏普（William Forsyth Sharpe）及香港經濟學巨擘張五常，而在全球享譽盛名，被視為「產權經濟」學派的一代宗師，最被津津樂道的貢獻就是分析資產的權力分配及運營之道。
阿爾奇安有句經典名言：「只有不重要或次要的產權，才不被社會習俗所保護，而得靠法律護體！」換言之，他認為，真正重要的產權，通常不是靠法律來保護，而是仰賴社會、民族的共識和約定俗成的文化。
套用至家族企業，最重要的資產是企業治理的核心價值、代代相承的家族文化，這些都不是靠法律來執行的，反而能靠法律保護的，未必是家族企業最核心的資產，也未必能保護好。其中，家族資產信託，尤其經典。
所謂家族資產信託，就是委託人（通常是原資產所有人，例如創辦人）將家族的資產，以合約方式，裝進法律框架裡，讓資產的所有權歸屬該信託，委由受託人（通常是金融機構，如瑞信、滙豐……）執行、運營該資產。委託人會指定受益人（通常是子女或親屬），但受益人只能單純享有資產營生的利潤，無法變賣資產。
另外，雖然信託也會設定「解散期」，但一般動輒數十年，甚或永不解散。因此，裝進信託裡的資產，流動性是受到信託嚴格限制的。
股權宛如活水，要能流通才是上策
而「信託」之所以會在商業家族風行，除了能避稅外，就是擔心家族成員因為分家、離婚、破產、遺產繼承等事件，造成資產稀釋或分散，因而藉助信託來「保護並集中資產」，另外，也藉由資產信託的分潤機制，讓家族中需要被照顧的弱勢成員生活無虞。
但，信託並未如想像中的「固若金湯」！
首先，信託最常出現的盲點是「大鍋飯效應」。
依據信託的設計，創始人的後代並不擁有股分，或多或少都依信託規定分潤，投入家族事業經營且績效佳的成員，未必獲得比其他未做貢獻成員有更高比例的獎勵。久而久之，愈來愈多家族成員失去為家業打拚的動力，只想分紅，私心較重的家族經營者還可能將信託內的資源中飽私囊，甚至掏空。
其次是「貌合神離效應」。一旦家族意見領袖消失，樹倒猢猻散，共識難聚，就算有成員想退出家族，偏偏礙於信託箝制，不得其門而「退」，導致成員即使「異夢」，卻得「同床」，紛擾油然四起。
以台灣國泰蔡家為例，創辦人蔡萬霖的三子蔡鎮宇在父親辭世後，決定退出國泰，所幸蔡萬霖當時並未將財產信託，使得蔡鎮宇得以將股權出讓給二哥蔡宏圖，讓國泰的分家，和平收場。
股權的流通性真的十分重要。一旦股權得以流通，即能讓無心經營家業或不認同企業核心價值的成員，選擇退出，將股權轉讓給有心為家業付出的成員，不但集中「權力」，也集中「共識」，就像樹木枝繁葉茂後，經過修剪，才能將養分集中，順利茁壯。
香港是華人圈中最廣為採用「信託」機制的地區，因此最能印證「信託」效能。
根據我和香港大學梁小菁博士近期在國際期刊《公司金融學報》發表的研究，將香港70多家被家族信託控股的上市企業，與其他香港由家族成員直接持股的上市企業比較，發現被信託控股的公司，傾向多分配股利，少投資，無論成長速度及績效表現，都不及非信託企業。
以香港規模僅次於華人首富李嘉誠旗下長江集團的新鴻基集團為例，由於家族內鬥，但二代三兄弟因被信託綁定，難以股權交易解套，致使過程中，有人坐牢、有人早逝，集團股票市值扣除整體市場變動影響後折損六成左右。
又如香港十大家族中排名第九的鷹君集團，在創辦人羅鷹石去世後，子女股權都交付信託，但二代失和，部分二代子女質疑掌大權的三子羅嘉瑞誠信有瑕疵。於是幾個兄弟姊妹就聯合媽媽羅杜莉君一起上法院，控告受託人滙豐銀行沒有忠實地履行義務，而讓老三為所欲為，侵犯其他受益人權利。
「信託」不但有劣勢，其優勢還在消失中。
以香港為例，在2005年廢除遺產稅，將50％的遺產稅率降至0％，使得原先以信託避稅的誘因，全然消失。再來，愈來愈多國家地區，包括香港和台灣，都加入了CRS跨國共同申報準則，納稅人在海外的資產，透過共同申報準則，原稅務國都一清二楚，致使富人更難以海外信託避稅。
若仰賴信託，要有完善配套並保持彈性
儘管信託有不少缺點，但倘若家族成員在衡量利弊得失後，還是想藉由信託來管理資產，最好慎重做好幾個配套。
第一，要及早培養家族成員，即未來信託受益人的共識和合作能力，這是家族治理的核心。
第二，要明確資產管理決策權執行與交接規則。雖然法律上信託資產的行使權常賦予受託人，亦即金融機構，但實際上資產如果是需要運營的實業，還是必須由家族成員管理。所以，最好在信託前，設計好信託決策權行使和交接規則，並實驗運行，修正順利後，再信託。
第三，要有防弊機制，預防家族成員出現「大鍋飯」心態，甚而想方設法貪圖家族資產。例如，事業管理者可能給自己異常高薪，以家族事業的名義進行私人消費或過度貸款、抵押、擔保、投資，企圖掏空資產等。最好以章程約定信託資產的治理原則與制度，成立可執行這套治理制度的監察機構，如信託董事會。
第四，謹慎理性設立解散期。如果家族未培養能和睦家人20年的家族治理，那麼信託解散期最好不超過20年。畢竟很少家人能長時間齊心一致，解散期一旦設立，就給了家族資產鬆綁機會。
以成立168年的《紐約時報》為例，目前已傳至第六代，雖然他們世世代代都用信託控股，但設有解散期，每到固定時間就解散，由後代成員商議未來是否仍要綁在一起。
誠如阿爾奇安教授的提醒，法律（信託）並非保障家族資產的萬靈丹，反而限制了資產的營運效率和因應環境變化的彈性，更可能拖延家族紛爭的解決。真正能有助基業長青的仍是人與制度的培育。
（李建興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