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完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農曆年，台北這座城市，在突來的寒流低溫中，卻展開了一場熱鬧的年度文學盛會。國際知名作家安德依‧馬金尼、馬克李維、村上龍，相繼到訪，加上華人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都出席了第九屆台北國際書展。
台北的天空，一時變得很文學。
但是，有些文學閱讀經驗 ，卻是和一時的風潮無關。
二○○一年剛好出版三十週年的《台北人》，始終是書市裡的長銷書，自從版權轉移到爾雅出版社後，已經刷了六十幾版。
三十年來，對於許多喜歡文學的文藝青年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不可不讀的台灣文學經典作品。
《台北人》總也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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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復南路一條巷子裡，一幢有電梯的公寓，三樓，是小說家白先勇二○○一年在台北度過冬天的住所。
那是間格局不大的公寓，卻布置得相當乾淨雅緻，一套高級的真皮沙發，搭配著原木桌椅，角落裡都安置著蘭花，一盆白色蝴蝶蘭，和一盆紫紅色的報歲蘭，都結著密密麻麻的花苞。另一張茶几上，玻璃瓶裡養著鮮綠色的萬年青。
整間屋子的擺設，簡單而不失氣派，但是目前定居在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的白先勇說，他在台北並沒有家，這是他哥哥的房子。
白先勇這天穿了一件貼身的黑色高領衫，搭配著黑色西裝，腰上繫著名牌皮帶，皮帶扣是一個金色的G字。他準備前往新舞台的咖啡廳，和老朋友董陽孜、樊曼儂見面，出門前，白先勇探望了一下天色，雖然沒下雨，他還是決定帶把傘，另外加了件駝綠色的大衣。
三十四歲就寫出當代文學經典《台北人》，白先勇比誰都瞭解，台北諸多的性格特徵中，其中一個，就是寒冷而潮溼的冬天。
所以在《台北人》中，白先勇總是用凜冽的冬日氣息 ，來襯托他筆下住在台北、命運乖舛的異鄉人。
這天，白先勇下了樓，伸手招呼計程車。同樣是濕濕冷冷的台北街頭，只是，距離《台北人》裡的那座城市，一轉瞬，時間竟已走了三十年。
台灣文學的經典
三十年來，在對台北風貌的描繪上，台灣還沒有出現另外一部文學作品，可以取代《台北人》。
一九七一年出版、由十四個短篇組成的《台北人》，描寫的人物包括沒落的貴族、軍人、女伶、知識分子、舞女，經過漫長時間的考驗，已經確定成為台灣當代文學創作的瑰寶，不僅是《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第七名，也榮獲《聯合報》三十本文學經典的第一名。
白先勇一系列作品，都被改編成電影，包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孤戀花」「花橋榮記」等。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認為，白先勇的小說是繼《紅樓夢》後，最能夠掌握中國人社會深沉變化的作家。
散文大師余秋雨曾經形容白先勇「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手指靈巧極了，但從手指間流瀉出來的，分明是蒼涼的迷霧、深沉的喟嘆。」
白先勇的文字，精確、細膩、漂亮，三十年後再讀《台北人》，白先勇文字魅力不減。
讀一讀這段文字：
「尹雪豔總也不老。……
不管人事怎麼變遷，尹雪豔總是尹雪豔，在台北仍舊穿著她那一身蟬翼紗般的素白旗袍，一逕那麼淺淺的笑著，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尹雪豔著實迷人，但誰也沒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豔從來不愛擦脂抹粉，有時最多在嘴角上點著些似有似無的蜜絲佛陀；尹雪豔也不愛穿紅戴綠，天氣炎熱，一個夏天，她都混身銀白，淨扮的了不得。（「 永遠的尹雪豔」）」
作為《台北人》開篇的「永遠的尹雪豔」，這段開場的文字，介紹主人翁尹雪豔的現身，白先勇短短的幾行文字，就表現出尹雪豔那種冷豔、神祕、無法捉摸的氣息。
而白先勇自己，也總是不老。
《紅樓夢》裡的賈寶玉
今年六十四歲的白先勇，父親是抗日名將白崇禧，母親馬佩璋，出身廣西富商，白先勇在家裡十個孩子中，排行第八。
總是衣著潔雅、舉止斯文客氣的白先勇，就曾經被小說家施叔青形容，「年輕的時候，像是《紅樓夢》裡的賈寶玉。」
然而，就像是《紅樓夢》的世界，表面熱鬧繁華，其間交錯的人際關係卻是異常複雜和幽微。
這樣的環境，也形成了白先勇性格中那種既天真、又世故的氣質。
聽白先勇說話，那稍微沙啞，又總是興高采烈的聲音，像個孩子，對所有的事物都顯得好奇，尤其是談到他心愛的崑曲，鮮活的表情全都在白先勇的臉上演出。
但是在這種天真的氣韻下，白先勇的心思，偶爾在他的眼神中透露，卻是相當敏感、謹慎和世故。
舉一個例子：當白先勇接受《遠見》雜誌的專訪時，有一位媒體記者想要借用他五分鐘，談一談高行健的「夜遊神」，白先勇立刻客氣地拒絕，「我一定要事先思考過，才能回答你的問題，更何況你是要我評論別人的作品。」
人情世故的分寸，白先勇拿捏得非常清楚。
說白先勇就像是他早年作品《玉卿嫂》中的小男孩容哥兒，看似對世事懵懵懂懂，其實家族裡的明爭暗鬥，他可是全都瞧在眼裡。
「每個人都說《玉卿嫂》是我的自傳，容哥兒就是我 ，可是我自己卻覺得一點都不像，」白先勇說完，又是一陣興高采烈的笑聲。
所以說，白先勇總也不老。
從台北看見不同城市
寫《台北人》的白先勇，怎麼看這座城市在他生命裡的意義？
「台北對我而言，就像一個鏡頭，」白先勇形容，「 我可以在這個鏡頭裡，看見世界上許許多多不同的城市。」
於是在白先勇眼中，台北是許多城市的化身，某個角落屬於南京，某個角落屬於上海。
因為這些城市，都曾經在他生命中，留下深深淺淺的烙痕。
白先勇生於一九三七年，在廣西桂林長大。
一九四四年，因為抗日戰事的緣故，白先勇一家遷往重慶，戰爭的動亂中斷了白先勇的童年生活，更糟糕的是，他感染了肺病。在那個談癆色變的時代，白先勇被隔離了起來，一隔離就是四年多。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白家從重慶遷到南京。
在南京，白崇禧擔任國防部長，住在大悲巷雍園一號的宅子裡，家中往來的賓客，全都是軍政界中的重要人物。
白先勇一家在南京只待了一年，後來考慮子女的教育環境，一九四六年，全家又遷往上海。
初到上海，白先勇和保母兩個人住在虹橋的郊外，兩年後，才結束他長達四年被隔離的生活。
白先勇的世界，突然間又變得多采多姿了起來。他喜歡到國際飯店吃西餐，上美琪戲院看電影，逛大世界遊樂場。他甚至還跟在大人身後，進了五光十色的百樂門大舞廳。
這些童年的城市經驗，讓白先勇的台北，聳立著古老中國的身影。
心靈永遠的故鄉
仔細算來，白先勇在台北居住的時間並不算長，只待了十五個年頭。
一九四八年，十一歲的白先勇，跟著父母親到了台灣，定居台北。
一九五二年，白先勇進建國中學初中部，一九五六年，他考進成功大學水利系，隔年，白先勇轉考台大外文系。
一九六三年，白先勇出國赴美念書，他後來在加州大學教中國文學，在美國一待就接近四十年。
雖然時間不長，但是白先勇在台北，度過孤獨的青少年時期，啟蒙了文學才華，發展了寫作事業，最後經歷了最刻骨銘心的喪母痛楚。
「台北是我心靈永遠的故鄉，」白先勇承認。
初到台北時，白家的舊址在今天松江路和長春路交口，那時的台北，還保留著濃厚的農村氣息，一畦畦水綠的稻田，路上穿行著牛車，夜晚則蛙鳴四起。
建中時期，白先勇一個人搬進馬路對面一棟老房子，在院子種了一株夾竹桃，養了一隻狗，一隻火雞，獨居在他一個人的王國裡。
在這段孤獨的青少年時期，白先勇的生命中，卻出現了幾個人物，對於他的人生，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在建國中學初二那一年，白先勇遇見了文學啟蒙老師，他的國文導師李雅韻。
李雅韻是北平人，有著非常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除了文學的造詣，李雅韻還曾經加入地下的抗日工作，是白先勇心目中，文武雙全的巾幗英雄。
李雅韻老師因為欣賞白先勇的文章，鼓勵他寫作投稿，甚至還幫他投稿，文章登出來後，師生皆大歡喜。李雅韻當時對笑著對他說了一句話，「你這樣寫下去，二十五、六歲，不也成為作家。」這句話，像一枚種子 ，將成為作家這個夢想，埋進了白先勇的心裡。
另外一個人，是白先勇在念高二時，認識的同學王國祥，兩個十七歲的少年，一見面，就有著異姓手足、禍福同當的默契。
這是一段終生的友誼。
白先勇後來寫作、辦雜誌、做舞台劇，王國祥都全力支持他。
一九八九年，王國祥因病過世，白先勇加州住所庭園中一株柏樹，竟然枯萎。
白先勇曾在他的「樹猶如此」一文中描述他們這段友誼的終點：「我執著國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霎時間，天人兩分，生死契闊，在人間，我向王國祥告了永別。」
白先勇形容失去這個朋友，「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瀰補的天裂。」
白先勇後來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他表示，王國祥是他一生中相當重要的精神支持。而他和王國祥高中時的合照，還一直安置在他書桌案頭。
生命的分水嶺
母親的逝世，讓白先勇這段家在台北的歲月，畫上悲傷的句點。
一九六二年冬天，白先勇的母親在醫院裡與高血壓奮鬥了半年後，撒手人寰。
母親安葬後，他按回教的儀式，走了四十天的墳，到了第四十一天，他就出國飛美，在機場，白先勇和父親的相聚，也是場訣別。
生離死別，一時嚐盡，人生憂患，從此開始。而一個成熟、思想深刻的小說家白先勇於是誕生。
在異鄉的書桌前，白先勇寫下他的台北故事——《台北人》，那是一首輓詩，獻給他的父母和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
而台北這座城市，也正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蛻變，向過去告別。
進入六○年代之後，台灣的經濟開始有了顯著的變化，台北也大步地邁向工商業化的都市，環繞在城市四郊的田園，逐漸地被高樓大廈所取代。
白先勇少年居住的那間老房子，後來在台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具中國味的朱紅大樓：六福客棧。
一九八○年，作家古蒙仁在台北專訪白先勇，地點就選六福客棧，兩個人坐在走道邊的檯子裡，面對著落地的長條玻璃窗，窗外一片青翠的草坪，牆角還裝飾了一個大水車。
古蒙仁描述當時的情景：「眼前的這一切，不只新鮮 ，更像一場夢了。白先勇沉靜地笑著說：這裡就是我的老家啊！」
人在異鄉，心繫台北
加州的聖塔芭芭拉小鎮，是一處臨海的小鎮，退休後一直住在這裡的白先勇，最喜歡坐在他開滿茶花的庭園裡，品茗閱報。白先勇喜歡茶花，因為對他來說，茶花是一種中國的花。
雖然人在海外，屬於家鄉的種種，總是縈繞在白先勇心上。
本名柯青華、爾雅出版社的發行人隱地，不僅是白先勇作品的出版者，也是白先勇的多年好友。「白永勇是吃過我媽媽煮的菜的少數朋友之一，」隱地表示。
隱地回憶，當年他也是白先勇小說的讀者，一九六八年，他在編第一期的《爾雅年度小說選》時，想把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編進去，他寫信到美國給白先勇，徵求他的同意，兩個人從此開始通信，成為一見如故的好朋友。
隱地說，後來他辦爾雅出版社，有一筆錢是白先勇拿出來的，但是白先勇從來沒說，直到爾雅成立二十周年 ，白先勇才在一篇紀念文章中，透露這段往事。「白先勇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永遠在默默地助人，」隱地指出 ，「白先勇的悲憫情懷，不只表現在他的小說和他創造的人物上，他本身就是一個最具悲憫情懷的人。」
白先勇的《台北人》，原本是由他自己的晨鐘出版社出版，為了讓晨鐘出版社可以維持下去，白先勇自己從來不領版稅。
晨鐘出版社結束後，《台北人》版權轉移到爾雅出版社，隱地說，從那時候開始，白先勇才開始領《台北人》的版稅，《台北人》如今印了六十多版，白先勇每次回台灣總是笑說，「隱地又會送版稅了。」
關於余秋雨在台灣走紅，也和白先勇有一段因緣。
早在一九九一年，白先勇就曾經寫信給隱地，要他注意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余秋雨，當時隱地因為事務多，並沒有立刻回應。
有一天，白先勇突然從美國打來一通長途電話，「余秋雨教授現在正在台北，住在國賓飯店，你趕快和他電話聯絡，他的《文化苦旅》 ，你要爭取。」
在白先勇再三的推薦下，隱地終於見到了余秋雨，並且談妥了出版合作計畫。
爾雅出版社後來推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在台灣引起一陣轟動 ，隱地表示，這是白先勇慧眼識英雄的結果。
大力推動愛滋防治
白先勇對台灣的關照，並不限於文學領域，二○○○年四月，他和發明雞尾酒療法的華裔醫師何大一合作，舉行座談，大力推動愛滋病防治工作。
和白先勇結識多年的作家奚淞，也參與了這個活動。奚淞觀察，白先勇對於愛滋病患的關懷，其實和他文學作品中，那種對社會邊緣人的觀照，有著緊密的相關。
「他小時候因為生了肺病 ，被隔離起來，所以對邊緣人的心情，很能夠瞭解，」奚淞認為，「他有種特別的慈悲，很怕別人受傷害。」白先勇二○○○年曾經動過心臟手術，手術之後，對生命感受特別強烈。奚淞回憶，「他有一次打電話告訴我，他經過這次手術，終於懂得生命是多麼脆弱。」
對於生命本質的體悟，化作對世間眾生的哀憫。奚淞透露，白先勇手術之後，到東京去開學術會議，他曾經在一間寺廟中，對著一尊千手觀音，突然就潸然淚下。「哀矜而勿喜，是他現在的生命態度，」奚淞結論。
奚淞說，白先勇因為長期居住在美國，很早就見證了愛滋病的猖獗，因為擔心台灣可能成為下一個疫情嚴重的災區，所以每次見面，就是不停地討論這個問題。
時間久了，奚淞發現自己也對愛滋問題變得重視起來，「先勇常說，說了這麼多話，只要有一個人聽進去了，就救回了一條年輕人的命了，」奚淞表示。
永遠的台北城
這個跨世紀的冬天，白先勇都留在台北，主要是看戲、聽崑曲，另外就是和朋友見面。
白先勇在二○○一年二月一日參加過國際書展的座談後，二月中旬，他就轉返在聖塔芭芭拉的住所。
「每次從台北飛回美國，第二天我總是有時差的問題，但是從美國飛回台北，我卻可以一覺到天亮，」白先勇形容，回到台北，就像是回家。
既然台北是白先勇情感最深刻的城市，為什麼從加州大學的教職退休之後，他沒有回到台北定居？
白先勇解釋，現在的他，最需要的是一個平靜、安寧的地方，而台北無法提供這樣的環境。
「加州對白先勇而言，是一個防空洞，可以躲開太多的人和事，」奚淞指出。
另一方面，時空的距離，可以讓他對台北保持更敏銳的觀察。就像他發現，每次回到台北，就好比回到一個截然不同的城市。
他筆下的台北人已經沈寂到歷史的底層去了，新一代的台北人，命運不再沈重，腳步變得輕盈許多。
而白先勇對台北的變化多端，卻抱持著相當樂觀的態度，他認為新的台北人，沒有那麼多的責任和包袱，反而會為這座城市，寫下相當不一樣的故事。
「台北很醜，但是醜得很可愛，」白先勇說。
在往新舞台咖啡廳的路上，發生了這樣一段插曲。白先勇告訴計程車司機，目的地是華納威秀附近的新舞台，司機不曉得位置，解釋半天，直到車子駛近了新舞台，計程車司機終於領悟，「你如果早說是中國信託這棟大樓，我就知道了。」
台北，這座永遠在變化的城市，連《台北人》的作者 ，都發現自己無法明確地標指出一個地方。
台北，總也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