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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 導覽心靈台北

文 / 謝其濬    
200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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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 導覽心靈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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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完了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農曆年,台北這座城市,在突來的寒流低溫中,卻展開了一場熱鬧的年度文學盛會。國際知名作家安德依‧馬金尼、馬克李維、村上龍,相繼到訪,加上華人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都出席了第九屆台北國際書展。

台北的天空,一時變得很文學。

但是,有些文學閱讀經驗 ,卻是和一時的風潮無關。

二○○一年剛好出版三十週年的《台北人》,始終是書市裡的長銷書,自從版權轉移到爾雅出版社後,已經刷了六十幾版。

三十年來,對於許多喜歡文學的文藝青年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是不可不讀的台灣文學經典作品。

《台北人》總也不老。

※ ※ ※

光復南路一條巷子裡,一幢有電梯的公寓,三樓,是小說家白先勇二○○一年在台北度過冬天的住所。

那是間格局不大的公寓,卻布置得相當乾淨雅緻,一套高級的真皮沙發,搭配著原木桌椅,角落裡都安置著蘭花,一盆白色蝴蝶蘭,和一盆紫紅色的報歲蘭,都結著密密麻麻的花苞。另一張茶几上,玻璃瓶裡養著鮮綠色的萬年青。

整間屋子的擺設,簡單而不失氣派,但是目前定居在美國加州聖塔芭芭拉的白先勇說,他在台北並沒有家,這是他哥哥的房子。

白先勇這天穿了一件貼身的黑色高領衫,搭配著黑色西裝,腰上繫著名牌皮帶,皮帶扣是一個金色的G字。他準備前往新舞台的咖啡廳,和老朋友董陽孜、樊曼儂見面,出門前,白先勇探望了一下天色,雖然沒下雨,他還是決定帶把傘,另外加了件駝綠色的大衣。

三十四歲就寫出當代文學經典《台北人》,白先勇比誰都瞭解,台北諸多的性格特徵中,其中一個,就是寒冷而潮溼的冬天。

所以在《台北人》中,白先勇總是用凜冽的冬日氣息 ,來襯托他筆下住在台北、命運乖舛的異鄉人。

這天,白先勇下了樓,伸手招呼計程車。同樣是濕濕冷冷的台北街頭,只是,距離《台北人》裡的那座城市,一轉瞬,時間竟已走了三十年。

台灣文學的經典

三十年來,在對台北風貌的描繪上,台灣還沒有出現另外一部文學作品,可以取代《台北人》。

一九七一年出版、由十四個短篇組成的《台北人》,描寫的人物包括沒落的貴族、軍人、女伶、知識分子、舞女,經過漫長時間的考驗,已經確定成為台灣當代文學創作的瑰寶,不僅是《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第七名,也榮獲《聯合報》三十本文學經典的第一名。

白先勇一系列作品,都被改編成電影,包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玉卿嫂」「孤戀花」「花橋榮記」等。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認為,白先勇的小說是繼《紅樓夢》後,最能夠掌握中國人社會深沉變化的作家。

散文大師余秋雨曾經形容白先勇「簡直就像一個魔術師,手指靈巧極了,但從手指間流瀉出來的,分明是蒼涼的迷霧、深沉的喟嘆。」

白先勇的文字,精確、細膩、漂亮,三十年後再讀《台北人》,白先勇文字魅力不減。

讀一讀這段文字:

「尹雪豔總也不老。……

不管人事怎麼變遷,尹雪豔總是尹雪豔,在台北仍舊穿著她那一身蟬翼紗般的素白旗袍,一逕那麼淺淺的笑著,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尹雪豔著實迷人,但誰也沒能道出她真正迷人的地方。尹雪豔從來不愛擦脂抹粉,有時最多在嘴角上點著些似有似無的蜜絲佛陀;尹雪豔也不愛穿紅戴綠,天氣炎熱,一個夏天,她都混身銀白,淨扮的了不得。(「 永遠的尹雪豔」)」

作為《台北人》開篇的「永遠的尹雪豔」,這段開場的文字,介紹主人翁尹雪豔的現身,白先勇短短的幾行文字,就表現出尹雪豔那種冷豔、神祕、無法捉摸的氣息。

而白先勇自己,也總是不老。

《紅樓夢》裡的賈寶玉

今年六十四歲的白先勇,父親是抗日名將白崇禧,母親馬佩璋,出身廣西富商,白先勇在家裡十個孩子中,排行第八。

總是衣著潔雅、舉止斯文客氣的白先勇,就曾經被小說家施叔青形容,「年輕的時候,像是《紅樓夢》裡的賈寶玉。」

然而,就像是《紅樓夢》的世界,表面熱鬧繁華,其間交錯的人際關係卻是異常複雜和幽微。

這樣的環境,也形成了白先勇性格中那種既天真、又世故的氣質。

聽白先勇說話,那稍微沙啞,又總是興高采烈的聲音,像個孩子,對所有的事物都顯得好奇,尤其是談到他心愛的崑曲,鮮活的表情全都在白先勇的臉上演出。

但是在這種天真的氣韻下,白先勇的心思,偶爾在他的眼神中透露,卻是相當敏感、謹慎和世故。

舉一個例子:當白先勇接受《遠見》雜誌的專訪時,有一位媒體記者想要借用他五分鐘,談一談高行健的「夜遊神」,白先勇立刻客氣地拒絕,「我一定要事先思考過,才能回答你的問題,更何況你是要我評論別人的作品。」

人情世故的分寸,白先勇拿捏得非常清楚。

說白先勇就像是他早年作品《玉卿嫂》中的小男孩容哥兒,看似對世事懵懵懂懂,其實家族裡的明爭暗鬥,他可是全都瞧在眼裡。

「每個人都說《玉卿嫂》是我的自傳,容哥兒就是我 ,可是我自己卻覺得一點都不像,」白先勇說完,又是一陣興高采烈的笑聲。

所以說,白先勇總也不老。

從台北看見不同城市

寫《台北人》的白先勇,怎麼看這座城市在他生命裡的意義?

「台北對我而言,就像一個鏡頭,」白先勇形容,「 我可以在這個鏡頭裡,看見世界上許許多多不同的城市。」

於是在白先勇眼中,台北是許多城市的化身,某個角落屬於南京,某個角落屬於上海。

因為這些城市,都曾經在他生命中,留下深深淺淺的烙痕。

白先勇生於一九三七年,在廣西桂林長大。

一九四四年,因為抗日戰事的緣故,白先勇一家遷往重慶,戰爭的動亂中斷了白先勇的童年生活,更糟糕的是,他感染了肺病。在那個談癆色變的時代,白先勇被隔離了起來,一隔離就是四年多。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白家從重慶遷到南京。

在南京,白崇禧擔任國防部長,住在大悲巷雍園一號的宅子裡,家中往來的賓客,全都是軍政界中的重要人物。

白先勇一家在南京只待了一年,後來考慮子女的教育環境,一九四六年,全家又遷往上海。

初到上海,白先勇和保母兩個人住在虹橋的郊外,兩年後,才結束他長達四年被隔離的生活。

白先勇的世界,突然間又變得多采多姿了起來。他喜歡到國際飯店吃西餐,上美琪戲院看電影,逛大世界遊樂場。他甚至還跟在大人身後,進了五光十色的百樂門大舞廳。

這些童年的城市經驗,讓白先勇的台北,聳立著古老中國的身影。

心靈永遠的故鄉

仔細算來,白先勇在台北居住的時間並不算長,只待了十五個年頭。

一九四八年,十一歲的白先勇,跟著父母親到了台灣,定居台北。

一九五二年,白先勇進建國中學初中部,一九五六年,他考進成功大學水利系,隔年,白先勇轉考台大外文系。

一九六三年,白先勇出國赴美念書,他後來在加州大學教中國文學,在美國一待就接近四十年。

雖然時間不長,但是白先勇在台北,度過孤獨的青少年時期,啟蒙了文學才華,發展了寫作事業,最後經歷了最刻骨銘心的喪母痛楚。

「台北是我心靈永遠的故鄉,」白先勇承認。

初到台北時,白家的舊址在今天松江路和長春路交口,那時的台北,還保留著濃厚的農村氣息,一畦畦水綠的稻田,路上穿行著牛車,夜晚則蛙鳴四起。

建中時期,白先勇一個人搬進馬路對面一棟老房子,在院子種了一株夾竹桃,養了一隻狗,一隻火雞,獨居在他一個人的王國裡。

在這段孤獨的青少年時期,白先勇的生命中,卻出現了幾個人物,對於他的人生,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在建國中學初二那一年,白先勇遇見了文學啟蒙老師,他的國文導師李雅韻。

李雅韻是北平人,有著非常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學修養,除了文學的造詣,李雅韻還曾經加入地下的抗日工作,是白先勇心目中,文武雙全的巾幗英雄。

李雅韻老師因為欣賞白先勇的文章,鼓勵他寫作投稿,甚至還幫他投稿,文章登出來後,師生皆大歡喜。李雅韻當時對笑著對他說了一句話,「你這樣寫下去,二十五、六歲,不也成為作家。」這句話,像一枚種子 ,將成為作家這個夢想,埋進了白先勇的心裡。

另外一個人,是白先勇在念高二時,認識的同學王國祥,兩個十七歲的少年,一見面,就有著異姓手足、禍福同當的默契。

這是一段終生的友誼。

白先勇後來寫作、辦雜誌、做舞台劇,王國祥都全力支持他。

一九八九年,王國祥因病過世,白先勇加州住所庭園中一株柏樹,竟然枯萎。

白先勇曾在他的「樹猶如此」一文中描述他們這段友誼的終點:「我執著國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霎時間,天人兩分,生死契闊,在人間,我向王國祥告了永別。」

白先勇形容失去這個朋友,「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瀰補的天裂。」

白先勇後來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他表示,王國祥是他一生中相當重要的精神支持。而他和王國祥高中時的合照,還一直安置在他書桌案頭。

生命的分水嶺

母親的逝世,讓白先勇這段家在台北的歲月,畫上悲傷的句點。

一九六二年冬天,白先勇的母親在醫院裡與高血壓奮鬥了半年後,撒手人寰。

母親安葬後,他按回教的儀式,走了四十天的墳,到了第四十一天,他就出國飛美,在機場,白先勇和父親的相聚,也是場訣別。

生離死別,一時嚐盡,人生憂患,從此開始。而一個成熟、思想深刻的小說家白先勇於是誕生。

在異鄉的書桌前,白先勇寫下他的台北故事——《台北人》,那是一首輓詩,獻給他的父母和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

而台北這座城市,也正以驚人的速度,進行蛻變,向過去告別。

進入六○年代之後,台灣的經濟開始有了顯著的變化,台北也大步地邁向工商業化的都市,環繞在城市四郊的田園,逐漸地被高樓大廈所取代。

白先勇少年居住的那間老房子,後來在台北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具中國味的朱紅大樓:六福客棧。

一九八○年,作家古蒙仁在台北專訪白先勇,地點就選六福客棧,兩個人坐在走道邊的檯子裡,面對著落地的長條玻璃窗,窗外一片青翠的草坪,牆角還裝飾了一個大水車。

古蒙仁描述當時的情景:「眼前的這一切,不只新鮮 ,更像一場夢了。白先勇沉靜地笑著說:這裡就是我的老家啊!」

人在異鄉,心繫台北

加州的聖塔芭芭拉小鎮,是一處臨海的小鎮,退休後一直住在這裡的白先勇,最喜歡坐在他開滿茶花的庭園裡,品茗閱報。白先勇喜歡茶花,因為對他來說,茶花是一種中國的花。

雖然人在海外,屬於家鄉的種種,總是縈繞在白先勇心上。

本名柯青華、爾雅出版社的發行人隱地,不僅是白先勇作品的出版者,也是白先勇的多年好友。「白永勇是吃過我媽媽煮的菜的少數朋友之一,」隱地表示。

隱地回憶,當年他也是白先勇小說的讀者,一九六八年,他在編第一期的《爾雅年度小說選》時,想把白先勇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編進去,他寫信到美國給白先勇,徵求他的同意,兩個人從此開始通信,成為一見如故的好朋友。

隱地說,後來他辦爾雅出版社,有一筆錢是白先勇拿出來的,但是白先勇從來沒說,直到爾雅成立二十周年 ,白先勇才在一篇紀念文章中,透露這段往事。「白先勇就是這樣一個人,他永遠在默默地助人,」隱地指出 ,「白先勇的悲憫情懷,不只表現在他的小說和他創造的人物上,他本身就是一個最具悲憫情懷的人。」

白先勇的《台北人》,原本是由他自己的晨鐘出版社出版,為了讓晨鐘出版社可以維持下去,白先勇自己從來不領版稅。

晨鐘出版社結束後,《台北人》版權轉移到爾雅出版社,隱地說,從那時候開始,白先勇才開始領《台北人》的版稅,《台北人》如今印了六十多版,白先勇每次回台灣總是笑說,「隱地又會送版稅了。」

關於余秋雨在台灣走紅,也和白先勇有一段因緣。

早在一九九一年,白先勇就曾經寫信給隱地,要他注意上海戲劇學院教授余秋雨,當時隱地因為事務多,並沒有立刻回應。

有一天,白先勇突然從美國打來一通長途電話,「余秋雨教授現在正在台北,住在國賓飯店,你趕快和他電話聯絡,他的《文化苦旅》 ,你要爭取。」

在白先勇再三的推薦下,隱地終於見到了余秋雨,並且談妥了出版合作計畫。

爾雅出版社後來推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在台灣引起一陣轟動 ,隱地表示,這是白先勇慧眼識英雄的結果。

大力推動愛滋防治

白先勇對台灣的關照,並不限於文學領域,二○○○年四月,他和發明雞尾酒療法的華裔醫師何大一合作,舉行座談,大力推動愛滋病防治工作。

和白先勇結識多年的作家奚淞,也參與了這個活動。奚淞觀察,白先勇對於愛滋病患的關懷,其實和他文學作品中,那種對社會邊緣人的觀照,有著緊密的相關。

「他小時候因為生了肺病 ,被隔離起來,所以對邊緣人的心情,很能夠瞭解,」奚淞認為,「他有種特別的慈悲,很怕別人受傷害。」白先勇二○○○年曾經動過心臟手術,手術之後,對生命感受特別強烈。奚淞回憶,「他有一次打電話告訴我,他經過這次手術,終於懂得生命是多麼脆弱。」

對於生命本質的體悟,化作對世間眾生的哀憫。奚淞透露,白先勇手術之後,到東京去開學術會議,他曾經在一間寺廟中,對著一尊千手觀音,突然就潸然淚下。「哀矜而勿喜,是他現在的生命態度,」奚淞結論。

奚淞說,白先勇因為長期居住在美國,很早就見證了愛滋病的猖獗,因為擔心台灣可能成為下一個疫情嚴重的災區,所以每次見面,就是不停地討論這個問題。

時間久了,奚淞發現自己也對愛滋問題變得重視起來,「先勇常說,說了這麼多話,只要有一個人聽進去了,就救回了一條年輕人的命了,」奚淞表示。

永遠的台北城

這個跨世紀的冬天,白先勇都留在台北,主要是看戲、聽崑曲,另外就是和朋友見面。

白先勇在二○○一年二月一日參加過國際書展的座談後,二月中旬,他就轉返在聖塔芭芭拉的住所。

「每次從台北飛回美國,第二天我總是有時差的問題,但是從美國飛回台北,我卻可以一覺到天亮,」白先勇形容,回到台北,就像是回家。

既然台北是白先勇情感最深刻的城市,為什麼從加州大學的教職退休之後,他沒有回到台北定居?

白先勇解釋,現在的他,最需要的是一個平靜、安寧的地方,而台北無法提供這樣的環境。

「加州對白先勇而言,是一個防空洞,可以躲開太多的人和事,」奚淞指出。

另一方面,時空的距離,可以讓他對台北保持更敏銳的觀察。就像他發現,每次回到台北,就好比回到一個截然不同的城市。

他筆下的台北人已經沈寂到歷史的底層去了,新一代的台北人,命運不再沈重,腳步變得輕盈許多。

而白先勇對台北的變化多端,卻抱持著相當樂觀的態度,他認為新的台北人,沒有那麼多的責任和包袱,反而會為這座城市,寫下相當不一樣的故事。

「台北很醜,但是醜得很可愛,」白先勇說。

在往新舞台咖啡廳的路上,發生了這樣一段插曲。白先勇告訴計程車司機,目的地是華納威秀附近的新舞台,司機不曉得位置,解釋半天,直到車子駛近了新舞台,計程車司機終於領悟,「你如果早說是中國信託這棟大樓,我就知道了。」

台北,這座永遠在變化的城市,連《台北人》的作者 ,都發現自己無法明確地標指出一個地方。

台北,總也不老。

本文出自 2001 / 03 月號

第17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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