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據時代以前，台灣的西醫體系是以早期外國傳教士設立的基督教醫院為主。甚至到光復以後，因當時台灣經濟困頓、資源不足，外國傳教士本著宗教的博愛精神，藉著國外的募款，足跡深入島內偏遠及醫療匱乏地區，提供弱勢貧困族群醫療與其他社會的需求，並引進新的醫療觀念和科技，如社會服務的功能、成立生命線的組織、加護病房等。因此，這些神職人員在台灣醫療發展史上的貢獻良多，而他們為病患犧牲奉獻的表現更在國人心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事實上，今天的醫療已經不再是慈善工作，而是一種專業。隨著社會的演進，在先進國家，醫療的工作與責任已由慈善和宗教組織轉移到政府與一般社會團體；台灣也不例外。
因此，現今宗教醫院的功能和經營方法與其他醫院無異，也同樣都不是慈善事業了。醫院對社會是否有貢獻，決定於醫院的醫療品質，而不是宗教精神。所以，如果在今天的時空背景下，仍然期待醫療工作者為國家社會犧牲奉獻，不但不切實際，而且也不合理。
今天，我們對醫師的要求應該是負責任的專業表現。最近常有人問我，「醫術與醫德何者重要？」我的回答是，「兩者都不可或缺。」半個世紀以前，因為對疾病原理的瞭解不夠，醫術有限，慰藉和扶持是醫師的主要任務。所以，在那時候，也許醫德比較重要；但是在今日，診斷和治療的正確與否，往往可以決定一個人生命的得失，所以，醫術也和醫德同等重要。在美國醫界有這麼一個說法：「最危險的醫師是很慈祥地握著病患的手，卻為他一再做錯誤決定的人」。
同樣可怕的是另一種醫師，他對求知識、做研究或磨練技術的興趣遠高於病患。當你不是學術上一個值得研究的病例時，他可以兩、三分鐘就把你打發掉。或者是在他的眼?，所有的病患都是試驗、練功或獲利的對象，而對照顧病患的工作感到無聊而漠不關心。
這就是一直強調尊重人權的美國，為何對醫學生性向的瞭解極為重視。例如杜克大學醫學院每年約有七千位申請入校者，他們先根據申請者在大學時的表現、醫學院入學鑑定考試的成績及個人散文的綜合評估，篩選出約六百位後，再經過三到五位醫學院教授的面試，從中選出一百位應屆入學生。這雖然是一件曠日費時的工作，但是醫學院最在意的是選擇適合當醫師的人。（本文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