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請問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想要寫回憶錄或傳記？中間的過程如何？
答：一九六四年（民國五十三年），我離開經合會經濟研究處的處長職位時，就針對過去十幾年對國家發展的理念，寫了《台灣經濟發展之路》，總結我過去的經驗、台灣將來發展的路徑；實際上就有一點自傳的意思。
到了一九六七年，我離開台灣到聯合國工作，當時沒預備回來。半百之年，流放海外，感慨很多，就有意思寫自傳以明志。
一九七○年回台灣之後，經國先生要用我，但挫折出乎意料，到最後不但沒用我，還把我從政府趕走。聯合國回不去，就在台灣大學教書，寫社論，為生活忙。但寫自傳的念頭沒有斷。
一直拖到七十多歲我在考選部任內，心想年紀大了，記憶力差，不能再拖了，於是在一九九三年開始著手，幾個月就完成了。一看十萬字，等於流水帳，不像自傳，而且只寫我個人的故事沒什麼意義，應該配合時代背景、國家發展趨勢才有意思。第一次寫的就不要了，又重寫。
寫寫停停，一直到監察院來，才只寫了一大半，還需要補充。一九九六年，我生病以後就不行了，九七年身體能支持一下的時候，就躺在病床上修改；到去年五月才完全定稿。
問：親筆撰寫回憶錄，是對個人一生做全面的回顧檢視（有時是非常無情的），你能否談談這段心路歷程？如何隨筆之所至時喜時悲？
答：寫自傳大半寫過去的事，就我的經歷遭遇來說，已像是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感傷而不激動。但就國家大事而言，則帶有幾許惋惜與遺憾，總有「繞室莫謂秦無人，恨吾謀之不用耳」的感覺。
因此我在書中「謂我何求」這一部分，除了惋惜，坦白地說，還有些激動。請不要忘記我是在儒家文化下長大的，我也是基督徒，這兩種文化的共同精髓就是仁愛、公義與誠實。自國發會召開以來，我們很難拿這個標準來評價所有的政治活動。
記錄現象，為歷史存真
問：胡適之先生常鼓勵人寫傳，做為年輕人做人處事的借鏡；日本導演黑澤明寫自傳則自喻檢視自己就像「蝦蟆的油」，可以給別人療傷止痛。你寫傳期待給讀者什麼？或者希望讀者用什麼樣的態度來讀你的傳？
答：我寫自傳有兩個目的：一是表達我個人壯志未酬；一是為歷史存真。
我這個人個性壞，老是搞失敗，從失敗的經驗得到很多教訓。不過最主要的是讓讀者瞭解這個時代，同時在這樣的時代，做為知識分子或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如何對國家有貢獻。
傳統儒家下的讀書人或知識分子，都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及「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與氣魄。中國正因為歷代都有這樣的讀書人，才能歷經變亂，終能復興。我夠不上這樣的標準，但心嚮往之；貫穿自傳的都是這種精神。這種精神在我們那個時代很普遍，但現在的台灣，尤其是官場，幾乎已經絕跡。
我把一生看過的真實現象寫出來，為歷史存真，沒有一句誇張的話、沒有一句假話。我真實的感受不一定正確或被讀者接受，但希望讀者能以客觀、理性的態度來評估。如果能得到部分的接受，對當前的局勢、以後的歷史，也許都有些微貢獻。
問：你在自傳中對很多人、事有看法，也看出你非常關切人和人才，是什麼原因使你有這樣的關切？
答：任何環境或局面、任何個人的前途，都是由人操縱，都是人際關係的結果；我們的國家好不好，和我們有很大的關係，我個人成不成功和我的長官、部屬有很大的關係。
對人的關切是很自然的。我有兩章專門寫人，第四部的「知我罪我」和「謂我何求」。
我對人的觀察很細膩，有知人之明。例如蔣經國，我說他是史達林和包青天的結合；他的政治手段是史達林，但和老百姓接觸、打抱不平是包青天。
問：這和你讀歷史書籍有關嗎？
答：有關係。我喜歡讀歷史書，歷史描寫人的性格。我可以幾句話把人的性格寫出來，但別人不一定懂，所以關於「人」這部分，我在書中寫得很長。
「我談不上悲劇，也談不上人物」
問：你可曾想過自傳出版以後，書中人物看到後的反應？
答：我就是這個個性，怕就不寫，寫了就不怕。你罵我罵得有道理我道歉，沒道理就駁回去。
問：回顧過去，你的性格在人生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性格這東西非常非常重要。我們說這個人命好不好，實際上是性格的問題；性格一半是天生的，一半是後天環境養成的。我要不是這個性格的話，老早就飛黃騰達了。
當年經國先生請我回來抱很大的希望，他確實很欣賞我對經濟改革的意見。就是我的性格壞，老是愛講話；經國先生叫我不要講話，我明知道該收斂，但還是照講、照寫文章。
我以前在經建會、美援會及後來的國統會，認為不對的就講，弄得長官面紅耳赤、下不了台，以後就不讓我參加了。
問：現在回頭想，會不會後悔？
答：人生還有什麼後悔不後悔的？我都活到八十歲了，還悔什麼？悔也沒用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有一次，我跟嚴家淦先生說我以後會改，他跟我說：「不必改了，改不了了。」我跟嚴先生很熟，他很器重我，但也打壓我最厲害，就是我把他弄得很沒面子。
我和幾個總統關係很深，他們都很看得起我；兩代的蔣總統、嚴總統都想重用我，是我自己不對，胡亂講話。李總統用我，但並不知我。
問：你的書名取做《壯志未酬》，很有悲劇人物的性格，你覺得你是悲劇人物嗎？
答：我這種小人物，談不上悲劇，也談不上人物。只是我有好多建議，假如國家採納，可以使台灣現代化。做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套句現在流行的話，總該有個夢。我從年輕到現在，天天都在想這件事：假如中國有這樣的領導人就好了，假如政府能採取這樣或那樣的措施就好了。所謂「就好了」就是現代化了、富強了，成為世界公認的文明國家了。
但始終沒有人聽我的意見，讓我去負一部分的責任。所以我說「壯志未酬」是這個意思，不是我追求升官發財、榮華富貴而沒有達到目標。
「做為一個朋友，我對得起李總統」
問：「時代創造英雄，英雄創造時代」，你怎麼看時代和英雄的關係？
答：我曾跟李總統講過，「現在台灣這種情況，你會在歷史上留名。」非常進步的國家，很難創造出一個英雄；美國那樣的環境，任何人放到那個位子都差不多。但在落後國家，像台灣這種並不現代化的國家，做得對，三年就能把局面改觀，就是個英雄。這就是時代創造英雄。
另外，若有才能、有本事，例如一九六四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時，髒亂、治安敗壞、貪污，一塌糊塗，但李光耀三、五年就把她改觀。這就是英雄和時代相互應用的關係。台灣正處於這樣的好時代，李總統放棄這機會，真是可惜。
問：你提到和四位總統都有些關係，在書中你也花了很大篇幅談你對元首的期望；你對李總統前後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有哪些關鍵因素使你從很大的期望到後來的失望？
答：我對李總統的態度是一貫的，從來不是李總統的主流派，也從來不是反李的非主流派。於公，他是長官，我是部屬；於私，李總統在我心目中是朋友而已，沒什麼特別。
但是我與李總統相交近四十年，當然知道一點他的性格。一九八八年，李總統接任總統不久，我在《工商時報》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要做偉大的總統，不做有權力的總統」，結論是希望他做華盛頓。而現在的李總統是一個有權力的總統，至於是不是偉大的總統，你們去判斷吧。但由此可以證明我不無一點先見之明，我對李總統不能說沒有一點瞭解。
一九九○年我奉命上萬言書時，再度提醒他做華盛頓，甚至非常剴切地指出：「台灣是總統的家鄉」，意思是希望他好自為之，不要被權力引上歧途。這些都可在自傳中求證。華盛頓的人格如何，主持美國憲法會議的風格節操如何，做總統的作風如何，我在自傳中都有交代，讀者不妨對照李總統十一年的總統作為，便可知道我提華盛頓寓有深意，不是隨便寫的。
做為一個朋友，我對得起李總統；做為台灣的一個居民，我對得起台灣；做為一個中國人，我也對得起中華民國。我從來沒有稱讚過李總統，說「吾主聖明」；也從來沒有辱罵過李總統，說他「其罪當誅」。我與李總統是多年老友，我不會去反他，但我也不贊成他的一些做法。
問：你在書中對省籍問題有些看法，讀者會不會以為你有外省人情結？
答：我這個人很奇怪，我有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沒有省籍觀念。我寫過「李登輝總統的施政理念及其成就」這篇文章，我勸外省人，台灣是我們安身立命之地，要幫助李總統建立民主自由的國家，只有在這種環境，外省人才能生存。
我是外省人，當然要為外省人利益打算。我就說三百萬外省人只有兩件事，一是讓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生存下去，一是讓外省人在這裡安身立命。我是很持平的，一方面講外省人亂搞一氣不應該，一方面也講李總統不要分省籍提拔人；我沒有省籍情結。
台灣真正的知識分子太少
問：你會不會因為忠言逆耳得罪了很多人？你怎麼面對別人的誤解？
答：我能寫出來的就寫，不能寫出來就算了。我歷史念得很熟，歷史上有幾個像樣的人不是受污衊的？有幾個有名的大臣不是含冤而死的？有的被殺頭，有的被抄家，還有身後把棺材挖出來鞭屍。明朝的張居正是忠臣，把快要亡的明朝扶植起來，但他一死就抄家。
這種事多得很，我要表達我的意見，不在乎別人對我如何。
問：你的個性是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在你看來，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最該做什麼，才對國家有貢獻？
答：台灣真正的知識分子太少。知識分子第一要有知識，不是拿博士學位就是知識分子；要把書讀通，歷史上稱得上知識分子、負國家興亡之責的，都是了不起的學問家。
第二要有骨氣、胸襟，艱難困苦時才能;得住，眼光要放大才能為國家民族犧牲。這種人台灣找不出來，很少。
問：現在的社會裡不容易出知識分子嗎？
答：不容易。這是政風的問題。上位者堂堂正正地做，養成正當的風氣，才能慢慢把人培養出來。我們叫「百年樹人」，要花很長時間，整個社會操縱成一種可以培養人才的環境，環境好，人才自然就出來。
你看某一代的人才多得不得了，那是在它以前已經布置好一個環境。好比戰國時代的思想家多，就是因為春秋時代知識傳播開放，平民有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國與國競爭厲害，求才若渴，所以獎勵人才，若干年後人才多得很，各種思想都出來。台灣原來在日本時代是日本教育，國民黨來搞黨化教育，沒有真正好的大環境。
問：如果人生可以像電影倒帶一樣，重新走一遍，有哪些情境你希望保留？哪些你寧可沒有遭遇到？
答：我這一生沒有特殊的經歷，沒做過驚天動地的大事，都是鬼混過去。如果把我人生的電影倒帶再看，就是在混嘛！
假如有來生，我不要像現在這樣在政府工作，我要專門做文史哲方面的學問，因為讀這方面的書是享受，能夠一輩子教書、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很愉快，也希望產生一些思想，對人類有貢獻。不要像現在做幾天官、教幾天書、寫社論，搞這些名堂，把生活混掉。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問：你書中不時提到年少氣盛的時候怎麼樣，你從什麼時候不再年少氣盛？或者說年齡對你有多少影響？
答：其實你們看得出來，我年老也氣盛（笑）。我覺得人生乏味，是在我太太過世之後；她在一九八七年過世，當時我六十八歲。我和我太太沒特殊背景，都是憑兩個人努力奔走，維持中等生活，也有適當的社會地位，結果她什麼都拋下就走了。看著她的遺物，我想啊，人生乏味，很多事得過且過，不必認真。我太太的死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認真都不行，很自然就又認真起來，到老年還不改，沒有辦法。
問：你退休以後有什麼計畫？
答：我都八十歲了，還有什麼計畫？我的身體不是很好，腦力衰退得很厲害，讀書過目即忘。這種情況，談不上什麼計畫。
悲觀一點說，是「等主寵召」；樂觀地說，我希望健健康康活幾年，把年輕時候喜歡看卻沒有看的書拿出來看。我不會再寫社論，也沒有公務可辦，有時間就看書，走路散步。
（蔡慧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