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媒體發展，我一直希望能看到媒體的專業能真正建立起來，可惜報禁解除之後，我們只看到了新聞自由，而沒有自由的新聞。意思是說，媒體受政治牽制的色彩，並沒完全褪去；因此才會有「把大報變小報」這種事發生。第四次修憲時，政治權力與媒體的關係，更凸顯新聞專業之不受限制。
但事情並非完全沒有轉機。電子媒體的叩應，就是自由新聞的展現；而白曉燕命案事件，媒體似乎重拾自主判斷的角色。展望下世紀，希望獨立、自主的新聞專業能擺脫政治，走出自己的路。
至於下世紀的兩岸關係，我認為有五個重要議題需要轉化。
第一個是國家論述。究竟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人民共和國，方向搞清楚了，台灣許多力量才可以累積。因為我們現在都只說兩岸關係，事實上是「三國」關係；另外一個「國」，雖無具象，但大家都知道它有很強的影響力。
用國家論述取代族群論述有個好處，就是可以把意識形態的爭論，轉化為生存戰略的思考。
第二，將過去統獨二分的一元價值，轉化為統中有獨、獨中有統的互補式價值，不需互斥。
第三，將內部的鬥爭，化為禦外的力量。過去政客常操弄統獨議題為族群鬥爭；但不論是民進黨的新世代或所謂的新台灣人主義，都是想化解這種內鬥的亂源，也只有這樣，台灣對外的力量，才不會被分化。
第四，是島嶼台灣對海洋台灣的命題。台灣在架構兩岸關係時，在外交上經常爭為平行關係，或三角關係（「中」台美或「中」日台）。但是，這都忽略了不管是大陸、台灣、美國或日本之外，還有一個世界，他們的決策，多少受他國影響。所以，真的應該把台灣放到世界村裡去看，多著重多國的多邊關係互動。
最後，我覺得該由民間互動的命題，取代兩岸政府關係的命題。因為就長遠影響而論，民間相互的惡感，比政府之間的惡感還來得嚴重。
總而言之，展望二十一世紀，台灣應該將過去的命題，轉化為新命題，繼而開創兩岸的新局面。
（李慧菊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