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世界，善於遺忘的人活得比較快樂。
還記得今年初，美國經濟一片榮景的美麗時刻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總裁祖克曼(M. Zuckerman)撰文指出，美國經濟已經持續八年的高峰，超越了「德國奇蹟」與「日本奇蹟」；所有該高的統統都高--GDP（國內生產毛額）高、國民所得高、股市高、就業高、出口高、消費者信心高；所有該低的統統都低－－失業率低、通貨膨脹低、利率低。其他國家只有向美國看齊，才是唯一的出路。
他的話反映了彼時美國人心中的驕傲；亞洲人必須為自己的災難負責，誰叫他們有「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這是五月的事。兩、三個月後，金融災難擴及全球。當道瓊工業指數也重跌的時候，美國朝野的樂觀自信就消失無蹤了。《華盛頓郵報》用沈重的口氣向俄羅斯與馬來西亞喊話：「別那麼快放棄資本主義」，彷彿一個產品失敗的推銷員哀求他的顧客回心轉意。
《華爾街日報》也在頭版討論外匯管制的優點，忘了先前一頁鼓吹的立場。該報不得不承認，熱錢從全世界各地抽腿，造成俄羅斯、拉丁美洲、亞洲搖搖欲墜。現在，連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也發現適當管制可以使新興市場免於熱錢亂竄的危害。
檢討金融風暴成因的論述從早先「譴責受害者」的立場，變為關注「全球金融市場的無政府狀態」，改變之快，顯示國際間的「真理」是如何地隨著現實流轉。
中產階級統統成為無產階級
哈佛大學教授薩克斯(J．Sachs)一語道破全球金融失序的根本原因：「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之間沒有患難與共的感受。」華爾街的基金經紀人平均年齡不過二十五歲，坐在豪華寬敞的冷氣房內，手指對著鍵盤敲一、兩下，巨額資金就從一個國家轉到另一個國家。他們根本搞不清楚世界政治是怎麼一回事，也不關心印尼、巴西、俄羅斯等新興市場的福祉，卻牽動上億人民的身家性命，這樣龐大的經濟權力，沒有任何民主的制衡。
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史提格利茲(J．stiglitz)難以理解拉丁美洲為什麼會受到俄羅斯風暴的波及。他說，自從拉美各國走出上一次債務危機後，就一直按照美國原廠輸出的標準戮力改革，其嚴苛的自我要求連IMF與世界銀行都大加讚賞；但忽然之間，所有的努力都不能讓巴西阻止一週內六十億美元的資金外逃速度。事實上，外資根本就是不分青紅皂白地撤出，史提格利茲認為，這「既殘酷又不公平」。
諷刺的是，全世界都垮了，美國也不可能獨自繁榮。因此，美國總統柯林頓呼籲各國聯手調降利率，不僅歐洲各國不理他，連他的財政部長魯實也婉轉地不表態支持。
十月初召開七大工業國財長會議中，各國在廣泛議題上都存有歧見。甚至傳出有不合外交禮儀的爭執出現，會後的聯合聲明更是措詞模糊，全球股市又再度翻黑。這顯示了，富裕國家之間遇到要犧牲自己的利益時，就會同床異夢，各彈各的調。
美國至目前為止，仍把東亞金融危機當成「經濟數字、圖表」的危機，處理態度依照它對華爾街的衝擊程度而定。但是對受災最嚴重的南韓、印尼及泰國政府及人民來說，關切的焦點已不再是「投資報酬率如何」，而是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出現了「歷史性的沈淪」。
九月初，《華盛頓郵報》刊出一系列深度追蹤報導，在一篇「中產階級淪落貧窮」的報導中說，在某些受災最嚴重的國家(南韓、印尼與泰國)，過去東亞奇蹟背後最偉大的成功故事－－廣泛的中產階級之崛起－－現在就像茶杯上端的熱氣一般，化為烏有。在過去，這群勤奮的中產階級不僅是經濟榮景的原動力，也是政治民主化、社會穩定的磐石。
在不同的國家，中產階級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在印尼或泰國的鄉村，一個有錢為家中窗戶裝上玻璃、有牛在田裡耕種的人，便稱得上是中產階級。在南韓，中產階級或許日三個有能力買車、出國旅遊的工人。不管差異多大，一場危機將他們掃到同等的境地－－統統成為無產階級。
金融風暴撕裂了兒童的未來
南韓的一家公司負責人沈痛地說：「過去三十年，我們的經驗中全是高成長、新工作，每個人都變成中產階級；現在悲慘極了，沒有中產階級，大家都是無產階級。」這家公司過去雇用了一千七百名員工，現在裁去了一千一百名，仍在苟延殘喘中。
南韓今年失業人數達到一百萬人，情況還算是好的；印尼估計到年底時的失業總人數將是兩千萬人（相當於整個台灣人口），而泰國目前則是以一天兩千人的速度增加。
經濟專家做了那麼多對金融危機的檢討、評估，或許最受忽略的，反而是這場危機對「人」的摧殘。
在金融風暴中，愈是脆弱、邊緣的人，受到的打擊愈殘酷。從這個觀點來看，或許在金融風暴中受害最深的是兒童。中產階級覆滅了可以再造，當他們的下一代也遭難時，就表示受災國不再有未來與希望了。
世界銀行與一些國際救援機構，正試圖用一些指標來衡量兒童受難的情況，其中包括：輟學率、童工、營養不良、醫療等問題。每一項指標都顯示，問題的嚴重性遠被低估了。
今年有上百萬的亞洲兒童輟學。在印尼，處處可見乞兒在街頭敲著汽車車窗乞討，有些兒童還不到車窗高度，即使半夜仍可見到此種景象。
南韓已出現所謂的「經濟孤兒」。家庭是南韓社會的骨幹、蕭條壓垮了家庭，父母親之一不是自殺，就是跑了；剩下的單親無力照顧小孩，只好把他們送給境遇較好的親戚、朋友或陌生人。政府甚至通過法令，允許家庭將小孩送至公立孤兒院。
在十九世紀狄更斯小說中才會出現的血汗工廠與悲慘童工遭遇，又在亞洲復活。一位在垃圾堆中討生活的印尼母親，甚至希望兒子能在血汗工廠中謀生，「他不可能受教育．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工作?」
南韓總統金大中說他感到「深刻的悲哀‥‥從瘦小、微弱的孩童手中建造的經濟進步，絕不會是亞洲的末來‥‥，強迫兒童中輟學業、進入危險的工作場合，這種事情撕裂了我們的末來。」
或許這還算是好的。印尼的醫療系統已經瓦解，懷孕母親得不到產前照顧，嬰兒猝死率達三０%。在非洲飢饉國家所見的最嚴重飢餓症狀，出現在爪哇偏遠的村莊中，貧血、痢疾、肺結核等疾病盛行。專家警告，嚴重的營養不良將對兒童腦部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害。
夏威夷東西方研究中心主摩里森二目簡意該地為東亞局勢下了註腳；「我們已不相信整個區域會在一、兩年內恢復，現在的間題是，五年或十年的時間夠嗎?」
然而，國際金融秩序已陷入一片混亂之中。熱錢的快速流竄曾是東亞諸國蒙難的主因：如今，迅速恢復有效的秩序乃是東亞復原的關鍵。
為何金融秩序不可能出現？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克魯曼（P. Krugman）在《財星》雜誌發表的文章中追問，就算金融危機是亞洲人自食其果，但為什麼懲罰如此之重？東亞盛行的裙帶資本主義或可視為危機發生的原因之一，但單此因素似不應導致如此慘烈的後果。
以一九九五年爆發的墨西哥披索危機做為對照，當時墨西哥的各項經濟體質皆不如東亞諸國，然而危機發生一年之後，墨西哥的GDP迅速反彈勁升。金融危機來得猛烈，也去得迅速，如同船過水無痕。
畢竟許多國家還有更嚴重的金融放縱、不當政治影響的問題，卻從末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
大部份經濟學家都同意，這是一場「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危機。當個別投資人因為預料別人即將抽腿而先抽腿、考慮其他投資人的行動大過於對實際情況的研判時，就會造成集體性的盲從，最初的恐慌將「自我實現」，釀成比實際狀況還嚴重百倍的巨災。
哈佛大學國際發展研究所教授瑞德雷(S. Radelet)與薩克斯，最近發表長達一百頁的詳細報告，說明IMF的紓困政策不僅不能平撫市場的疑慮，還加速、加重了資金外逃的程度。他們從IMF的錯誤策略中，看到了亞洲災難性的結局。
IMF做為市場自由化、全球化的監護者與執行人，它的失靈反映了自由市場理念的缺陷，以及為何有效的秩序遲遲不可能出現的原因。
或許反過來觀察美國當局如何處理最近剛發生的「長期資本管理基金」(LTCM)瀕臨破產事件，更能彰顯IMF失敗的真正原因。
LTCM是一個高槓桿操作、高風險的「避險基金」。它的幕後老闆皆是赫赫有名之輩，包括了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副主席穆林(D. Mullins)、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休斯(M. Scholes)等等。或許正因如此，聯邦儲備銀行出面牽線，由十五家歐美大銀行挹注三十五億美元來拯救LTCM，雖是私人性質，但聯邦理事會的居間運作卻是無法否認的。
金融秩序須符合分配正義的原則
聯邦理事會不也跟亞洲受災國的政府做同一件事嗎？長久以來，美國政府與IMF諄諄教誨亞洲國家，不要拯救虧損的銀行，以免愈陷愈深；IMF更是採取霹靂措施，短期間大量關閉銀行，做為紓困貸款的條件。現在又如何?
日本經濟學家Tadashi Nakamae直截了當地說：「這顯示，美國人可以輕易地遺忘他們的原則。」
譴責之外，也該認真看待美國人的理由－－如果任由LTCM倒閉，將會產生一連串嚴重的負面效應。
亞洲國家也是如此。關閉一些虧損銀行可以打破利益糾葛的特權網，開放更多競爭；卻也可以變質為扼殺企業的生存空間(IMF在一九九八年對印尼的備忘錄中已經承認這一點)。美國人處理LTCM顯示他們非常在意這項區別；IMF對亞洲國家提出的結構調整方案，顯示非常不在意這項區別。你能假設IMF將結構調整方案用在美國人身上嗎?
透明、完全競爭、資訊充分的市場只是新古典經濟學上的理論，真實的市場建立在社會關係與價值之上。每一個執政者在調整市場時，都要面臨「分配正義」的問題，－－避免讓無辜的人受到重大傷害，以減輕對社會的衝擊。我們看到美國人確實知道這點－－當她的經濟出現問題時。
倫敦政經學院的「歐洲思想」教授葛雷(J．Gray)在他的新書《虛假的曙光：全球資本主義的虛妄》中說，「全球化市場」的概念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的心態，認為全世界都應服膺於一種理性、一種原則、一種制度之下，全然忘記尊重各個地區、民族不同的歷史經驗，也全然鄙視其他人民的生活方式。事實上，那些標準往往連西方人也做不到。
《金融時報》最近也撰文呼應英國財相布朗(G．Brown)對IMF的建議。布朗認為，IMF應該試著將援助方案與他國過去的政策方向及現實處境做一有效的配合。如果在一年前就有這樣的認識，亞洲還會發生如許的災難嗎?
歸根結底，美國如果真要當世界的領袖，就應該真心在國際間致力於提倡符合正義的金融秩序。如薩克斯所說：「讓貧窮國家在全世界共同的末來占有一席之地」，如此八方鄰國才會近悅遠來。另外，趕緊修葺目前這種弱肉強食、劫貧濟富的金融秩序，才能防止第二次的「亞洲大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