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老賊、暴力、做秀、黑金到治分贓，台灣的立法委員在歷史轉進中，烙下的印記都和專業立法關連不大。即便三年前，數位學者立委標榜要以專業為陰霾的立院「沖喜」，但到今天，他們卻面臨被淘汰的命運。
三年前，新黨募徵了八位強調「操守高、專業知識強」的學者精英，攻克國會選舉的第一役。不過，在面對今年年底的立委選戰時，新黨卻採選了民粹式的全民初選，歡迎任何有動員能力的人為新黨賣命；當年不分區提名的林郁方、陳一新等學者，今年也換成計程車司機、大陸台商，以及基層員警的名額。新黨創黨元老、競選總經理趙少康在談到提名策略大轉彎時，對學者的建議是：「不能整天躲在研究室，應該出來走走，看看大家要什麼？」
在五湖四海兄弟雲集的立法院裡，這群來自研究室的學者，的確有著和一般委員不一樣的經歷和專業。林郁方從民國七十九年起擔任淡江大學國際事務戰略所所長，專精戰略理論和美國外交政策，是目前新黨、甚至國會中的國防專家；朱惠良在藝術更上更有十餘年的教學經驗，並專注於宋元明書法史；其他學者如郝龍斌在衛生健康、賴來焜在法律、周陽山在政治外交等領域上，也有一定的學術成績。
學者立委專職於校園，或許遊刃有餘，但要成為稱職的立法委員，甚至在立法院有突出的表現，就必須經得起操守及專業知識在國會實踐的考驗。
廉勤有餘，專業不足
首先在道德操守上，輾轉立院兩年多來，他們已經塑造了「廉勤部隊」的清新形象。
目前，立法院一百五十四位立委裡，超過三分之一成立基金會，當中不少人牽扯上「聚匯人財」，甚至受到「披著羊皮的歛財狼」的懷疑，部分委員也掛名企業董監事。但三年來，八位新黨學者立委都跟這些生財工具絕緣；其中最極致的表現，莫過於陳漢強連選民的水果慰勞也拒於門外。
根據立法院司法、教育、外交等委員會職員的印象是：「他們是三黨中開會出席率最高的」。立法院各委員會的出席紀錄統計，八位學者立委的平均出席率超過八二%。
雖然他們堅守「廉勤」的高道德操守，但做為一個負責的學者立委，更應該以專業進行改革、開創，達到專業問政的目標。
根據兩項民調結果，八位學者立委的專業問政表現，似乎並未完全獲得肯定。今年三月，世新大學完成的「國會記者對立法委員問政績效」意見調查中，相較於國民黨陳鴻基、民進黨林濁水、蘇煥智，以及同為新黨、法官出身的謝啟大等被列入表現優秀群，八位學者立委只能被歸類為表現良好群。
新興民族基金會的民調「立法委員問政排行榜」，結果也頗相近。除了林郁方名列第五，部分委員分列第十、甚至二十名以外，陳一新、蔡正揚更落在五十名之後。陳、蔡兩位委員在委員會的出席率分別有九○%和八八%；而在提案的數目上，蔡正揚更是八人之冠，和多次民調中名列前茅的林濁水在伯仲之間。到底在專業問政的量與質上出了什麼問題？他們各自遇到怎樣的困難和挫折？從提案與選民服務上似可窺其端倪。
從法案的增修成績來看，學者立委最大的困窘是「本身沒有深厚的法學素養，又缺乏資深的法案助理」， 其中衝突最大的便是蔡正揚。三年來，他提出了十八項增修法案，而且「幾乎每天工作到十一、二點才回家」。不過，在法案的處理上，謝啟大的資深助理涂炳深卻有和蔡正揚不一樣的體會：「法案的創制、修改，不是憑一己之力可及的，除了專業知識，還必須結合法學專家的經驗。」他表示，謝啟大雖然沒有專職的法案助理，但不論是「少年事件處理法」或「被害人保護法」，都有一大群法官、律師從旁商議。回頭看，蔡正揚非但不是法學出身，三位助理也沒有資深法學背景，其提案的法律基礎自然不穩。
以蔡正揚最得意的「電信法第八條修正案一為例，在美國耶魯大學修讀法學的黃國鐘委員的評語是「在違憲邊緣」。蔡正揚的修改條文中，建議把在電線桿上違規張貼廣告者電話斷訊，但他忽略了憲法中「人民有通訊自由」的人權保障。黃國鐘認為，如果該條文改成「違規加重罰金，不繳，再斷訊」，就不會違憲了。
學者對自己的專業都有幾分信心，卻忽略了助理群的功能。助理人數單薄的不只蔡正揚，政治外交出身的陳一新也一樣，助理的流動率平均半年一輪，很難累積經驗。在陳一新提出的「中華民國涉外交涉遊說政治獻金法草案」裡，也出現基本法律知識錯誤的問題。一位國際法界人士對該提案的批評是：「我國連國內的遊說及獻金法都還沒訂定，又如何談到『涉外』。」
學者的利多與利空
法案原應是專業的最佳檢證，更是學者發揮專業最理想的捷徑。新黨大老、資深立委郁慕明回憶當年新黨對學者立委在法案表現的期待是：「不需要多，三年下來，只要提出一、兩套完整的法案，追蹤下去就好了。」按此標準，八位學者立委的成績都讓新黨大老搖頭。至於踏進政壇不到一年、旋即升任黨魁的周陽山，五個會期下來，他沒有提出一條法案。他有他的困頓：「我不會隨便提一、兩條修正案，我要全部都是我的創意。」
八位學者立委中，也有在專業提案上表現不俗的。其中以郝龍斌和朱惠良較為突出。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出身的郝龍斌，三年來先後提出過「健康食品管理法草案」「營養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全民健康保險法修正草案」等和專業直接相關的法案，其中健康食品管理法就研擬了三年之久。而深研文化藝術領域的朱惠良，也先後提出「教育基本法草案」，以及「藝術教育法」「文化資產保存法」等修正條文。不過，他們和其他學者立委都犯了同樣毛病，就是郁慕明所遺憾的「提了法案，還要一直追到底，選民才知道」。
學者們不只在提案上由於專業的自信和堅持而裹足難前，處理陳情案時，他們更有比一般政治人更直線的政治邏輯。
陳漢強最近在處理台北市萬芳社區居民抗議附近加油站違建案時，「依法辦事」的態度就令一些人失望。陳情民眾之一的吳先生，回憶陳漢強在協調會上面對業者的表現，就形容他「太讀書人性格」。吳先生期待他能多考量情理、強硬一點，因為陳漢強曾無奈地向他們說：「一切都合法，你叫我怎麼辦？」
同樣的，幾個月前朱惠良處理三峽老街的留拆爭議，在尋求保存文物古蹟的手段上，也是協調優先、以和為貴。同樣介入爭議的國大代表陳婉真的態度明顯不同；抗爭運動起家的陳婉真建議當地人「乾脆叫政府把老街買下來」「要採取抗爭行動，以力解決」。
討好民意比立法重要？
學者立委在提案和基層服務不適應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協調由學入政的角色，不過也有適應較好的例子。根據新黨資深黨工、現任立院黨團主任邱智淵的觀察，八人中以林郁方和賴來焜最有潛力由學者轉化為政治人。因為他們都拿了兩個「最」，分別是「上媒體次數最密」和「跑基層最勤」。而媒體和選民，是人民主義之下的台灣民意代表最需要討好的。
三年前，林郁方剛進立法院，便把國防預算中「總統專機」一項全數刪去，後來中共試射飛彈、中國威脅論、柯江會談等媒體熱炒的議題裡，國防專家的角色使他躍為叩應節目的寵兒。專業之外，林郁方對新聞極具敏銳度，當國防部的預算、購置成為眾矢之的時，他對防彈頭盔弊案、軍人暴斃等事件極力追棕，當然匯聚不少麥克風。
而「跑基層最勤」的賴來焜，雖然委員會出席率落在八人之末，但由於「週一到週五晚上都驅車回桃園和選民座談」，加上恩師郁慕明的指點，適應地方的能力比其他七位常駐台北的學者立委來得高。賴來焜還很自豪，「每收到一張名片，我就可以靠他「網」到二十位民眾，依此類推，群眾基礎就建立起來了。」他仍然記得，當年喪家要求他在喪禮上念弔辭時還不太習慣，但現在已經體會到民眾虛慕民意代表出席的傳統心態。
學者從校園走進立法院，最見效益的發揮場域竟然是媒體和基層服務，而不在立法院舞台。立法和服務民意，本來是兩個互相協調再發揮的角色，但在台灣，服務民意的比例似乎略高了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