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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縮短貧富差距,翻轉「中環」價值

社企新潮流
文 / 吳思旻    攝影 / 吳子綺
2015-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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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縮短貧富差距,翻轉「中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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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華的都市生活、高聳林立的大廈構成壯觀天際線,美麗的維多麗亞港在夜幕之下,用絢麗的燈火編織出了香港耀眼的城市景致。具有「東方之珠」美譽的香港,背靠中國大陸又與世界正面接軌,亮眼奪目的它,是全球的金融重鎮。世界百大銀行中,約有70家在香港營運;2014年香港更被《華爾街日報》及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經濟最自由體。

乘著資本主義的洪流,香港享盡國際目光,然而美麗的經濟數據背後,並非所有事物都跟著變好。根據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Gallup)的全球快樂指數調查,香港的人快樂指數為世界倒數第4。

以金融業主導、視經濟效益和發展大於其他的香港社會裡,以往擁護的「中環價值」,在去年「占領中環」事件後,眾多黃傘下出現一股新的思潮,年輕人有更多人願意以「社會創新」作為標的,他們嘗試用溫和的方式,幫助社會改變。

企管大師彼得聖吉在其著作《Necessary Revolution》中曾預言,在未來30年內,至少有一半的主流企業,都將會是社會企業。

「中環價值」的轉變,主要來自於香港貧富懸殊問題。美國Demographia調查,香港已連續5年蟬聯全世界房價負擔最高的城市,更被聯合國點名是全亞洲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國家。一個城市兩個世界,有人住在一坪要價新台幣2400萬元的豪宅內,也有人要和19個人共同生活在不到一坪的「籠屋」裡。

為了解決租屋問題,香港社會企業「要有光」推出的「光房計畫」,就成為破壞式創新的社會企業案例。「光房計畫」鼓勵投資者把自己的房產,以合租形式租給有迫切住屋困難的單親家庭,租金遠低於市價,依個別家庭的負擔能力而定。

看見問題後,不再抱怨,而是以社會企業彌補政府失能、市場失靈的空缺。類似「光房」的社會企業,在香港從2009年的260家,增至今年約有450家。2012年,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成立5億元的「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以進一步培育社會創業家和鼓勵創新。

事實上,香港自2006年以「扶貧」為目的發展社會企業後,民間有許多力量推波助瀾,更有許多企業家轉而投入社企經營,目的都是協助年輕社企團隊建立商業模式,提供創業所需資訊,串聯社企資源及人際網絡,並且希望未來的每一間企業都是社會企業。

共享共好:播下社會創新的種子

面對資本主義帶來的危機,全球各地興起新的「社會企業」潮。知名TOMS鞋公司,每賣出一雙鞋,便捐一雙鞋給落後國家的貧童,跳脫傳統企業大筆捐錢的公益行為,透過新的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

在香港有愈來愈多人開始投入社會企業,有政治人物,有珠寶商,他們都看見資本主義對社會造成的貧富差距問題,紛紛開始投入社會企業。管理學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指出,企業若能創造「共享」價值,便能藉由處理社會難題,既能創造經濟價值,也為社會創造價值。

律師出身的黃英琦,曾經是香港議員,從政13年後,她創辦了香港知名的「MaD創不同」年會,「MaD創不同」至今已連結5萬個亞洲年輕人,更成就超過20個社會企業。今年1月底,1300位來自亞洲130多個城市的青年人,聚集在香港的葵青劇院,各地講者帶領參與者探討國際社會創新的議題、實地考察交流、鼓勵年輕人將想法化為行動。

形容自己來自街頭,熱中推動香港在地教育和文化發展的黃英琦,有別於一般企業追求的利潤極大化,鼓勵年輕人跳脫框框,創不同,她形容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新就像是一場寧靜的革命,是用耐心、智慧來改造不良體制。

走進位於長沙灣的「The Good Lab好單位」,明亮的橙色空間,占地超過500坪,原色的木質設計,像家也像咖啡廳,這是由黃英琦與香港社會企業領域的資深前輩共同創辦,是香港第一個具備社會使命的共享工作空間。

好單位是一個小型社區,充滿「共享」的概念,在這個香港最大的社企聚落裡,強調合作、跨界、社群的力量。

近年來,「共享」在全球各大城市遍地開花,科技進步讓消費者可透過網絡,共享閒置的城市資源,房屋、汽車,都可直接向擁有者租用,形成一種新興經濟活動。

事實上,很多社會問題都需要跨界合作,才有望舒緩或解決。同樣是香港社會企業先驅的「仁人學社」創辦人謝家駒,推廣「跨界領袖」觀念,鼓勵跨領域的人才投入社會企業。他便指出,社會企業另一個重大特徵,就是需要擅於協調跨領域的專業力量,來解決社會上複雜的問題。

共同分享、共同創造、共同合作,共享經濟能帶來更多機會,重建人與人之間逐漸喪失的信任。

播下「共享」的種子,用共享經濟取代私利經濟,除了讓香港的社會創新與國際接軌外,同時讓創新思維像酵母一般,滲透進主流思維中。

創造雙贏: 商業手段修理傾斜天平

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有時忽略了人的需要,造成社會彷若傾斜的天平。資本主義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在談資本主義發展時,不忘追溯道德源頭,一旦上層的商業遊戲和下層的社會流動完全脫鈎,擁有資本的人便享有社會的話語權,基層市民會喪失向上流動的機會。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暨行政總裁魏華星認為,社會企業也可以用商業手法經營,幫人也可以賺錢。他選擇在事業高峰期毅然放棄電訊集團助理副總裁職位。

看見香港過度傾斜的天平,「香港社會創投基金」最希望達到的是「系統性的轉變」,在輔導團隊創業時,以永續性的「社會價值」為優先考量,期望為行業或市場創造新的元素,新的方向和新的選擇。更甚者,希望可以扭轉傳統的中環價值,提供新的思維與啟發。

香港是國際商貿和金融中心,有大量商界菁英和專業人士,2008年金融海嘯席捲後,主流的單一價值逐漸開始受到質疑,像魏華星一樣從商轉入社企的人士不在少數。

曾經是香港珠寶公司行政總裁的黃岳永,參加體驗貧窮的電視節目,居住在攝氏40度的板間房,當清潔工賺取生活費,看見未曾想像過的貧窮後,他選擇辭職,與香港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合作,共同研發專為長者而設的戶外支援服務「一線通隨身寶」。每月平均協助救護員將3000位長者送到醫院,拯救了不少老人的性命。過去處在人人稱羨的「天堂」,黃岳永形容,「現在才像天堂,每天都很踏實。」

社企創業家看到社會的需要,將它變成「一門生意」,運用自身在商業界的專業知識發展社會企業,其所創造出的價值除了商業利潤外,還能創造出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價值,以及自我心境提升的價值。

在魏華星和黃岳永眼中,誰說商業模式不能創造出驚人的價值和社會利益。

價值翻轉:跳出框框創不同

談起創業,一般人首要想到的便是「資金」,但魏華星卻認為,將想法長期的用行動付諸實現,才是創業最重要的關鍵。

香港社會的市場單一、價值保守,年輕人多半求穩定、不願冒險,即使有創新的想法卻鮮少願意將意念付諸行動、甚至發展成社會企業。因此即便有許多前輩為香港的社企環境,建立了資金與資源充沛的創業環境,但真正能滋養社會創新這塊土壤的「人」仍然不夠多。

黃英琦看見新的轉變,她看見現今香港年輕人擁抱的價值觀,與上一代有很大落差,「他們對香港有歸屬感、香港認同很強烈,希望除了賺錢外,又能幫到社會。」

2014年底,「雨傘革命」的爆發,可以看見香港年輕人對於現狀不滿的一種反省,以及對於自己命運的自主,渴望用自己的力量過更好的生活。

魏華星在「雨傘革命」裡,看見年輕人的創意與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他認為新世代的覺醒,對於社會創新的推廣是非常正面樂觀的,然而要想翻轉傳統的中環價值,讓所有的企業都能創造社會價值,卻是一條漫漫長路。

兩人皆認為,當下的香港面對著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等嚴峻挑戰,只有通過共享、信任、創新和跨界思維,才能把挑戰轉化為機遇。用社會創新的火花點燃價值翻轉的契機,希望未來的每個企業都會是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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