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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府綁架的社會

文 / 陳芳明    
1998-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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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府綁架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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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版的災難事件換來滿口的責任推拖,滿目的凶殺新聞換來滿臉的無恥表情。這是今天台灣官場文化的特寫鏡頭,也是最典型的世紀末文化的縮影。我愈來愈怯於打開電視,更愈來愈懼於翻閱報紙。從來沒有一個社會像現階段的台灣,隨時隨地都處在危險的狀態。即使是生活在戰火之下的波士尼亞或巴勒斯坦,也沒有像台灣如此面臨立即的威脅。台灣社會的緊急狀態不是來自外患,而是來自內憂;不是來自民間,而是來自政府。螢光幕上,新聞紙上,都對我投射一個強烈的信息:這是一個領導無方的政府,一個相當罕見的、腐敗無能的政府。

陳進興落網之後,我總以為被綁架的心靈已隨之釋放。然而,事態並沒有如我所預期那樣發生轉機,我發現陳進興並不是台灣社會僅有的亂源。槍擊要犯縱橫於全島各地之際,整個社會都淪為人質,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免於恐懼。這樣的恐懼卻末見有絲毫的退潮;相反的,槍擊事件落幕了,人質被押的心情仍然沒有獲得鬆綁。我的這種感受在暮春三月變得尤為深刻。

事前負責才叫負責

從德安直升機墜落,到華航空難,到國華事故,到大華航空的汽油事件,都證明台灣的飛行安全制度已經出了問題。但是,只有制度出現漏洞嗎?制度出現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事問題使制度缺陷失去了彌補的機會。交通部長蔡兆陽在華航空難後,宣稱他的處理方式比起日本政府應付名古屋空難還要好。他的說法是值得相信的;果然在他處理之後,又立即發生了國華空難。一個權力在握的政務官,顯然不知道什麼叫道歉、什麼叫懺悔,更不知道什麼叫引咎辭職。

他拒絕辭職,因為他有一個官式的理由:災難在事件發生後應該負起責任善後。他從來不會覺悟,就是有他這樣尸位素餐的官員,才會發生此等災難。只要他繼續在位,出了紕漏的制度就沒有得到補救的空間。官員的負起責任,應該表現在災難發生之前。台灣的官場文化卻反其道而行,必須等到人命慘劇連續發生後,官員才有表演負責的機會。他厚顏留任下來,等於是表明無辜的百姓必須繼續接受他的凌遲。

官場文化的可怕,當不只此一端。為了保住官僚體制的顏面,立法院竟然還演出了極為壯觀的場面。立法委員原是應該負起監督政府的責任,如今卻淪為行政官員的護航者。

華航空難後,傳出「責任歸屬未明」的說詞,立法委員竟然也發生責任歸屬末明的問題。他們未曾指責政府制度腐化,反而為腐敗的政府開脫責任。於是一場「保蔡」的行動,在國人面前公然上演。交通部長的保衛戰再次證明,懺悔文化從來不曾存在於任何台灣官員的想法中。

蔡兆陽官位安危的重要性,遠遠超過老百姓的安危問題。行政院所領導的行動內閣,在保蔡行動上果然是「新速實簡」;但是,對人民性命的保衛行動就顯現不出任何效率。

受到安全保護的交通部長,反過來教訓百姓說:「國民應成熟面對空難,不要有情緒性反應。」這是我非常不能理解的說詞。言下之意顯然是指,空難頻傳之後,國人的情緒應該變得愈來愈成熟,應該對災難事件習以為常,應該對於立即而明顯的危機感到麻木。

面對飛機的殘骸,面對罹難者家屬的淚水,我有滿腔的痛楚。然而面對一個不知自我反省、自我改造的政府,我有滿懷的寒心。在空難後,行政院的行動內閣採取的唯一行動,便是讓交通部長留下來,讓他提出改善飛行安全的具體措施。這是行政院能夠負起責任的僅有途徑。

無怪乎監察院長王作榮說:「院長推部長,部長推局長,這種你推我、我推你的做法,把政府和國民黨的形象都搞壞了。」王作榮未能看出的一點是,這種推諉責任的做法又豈只賠掉國家的形象,更多的人民性命恐怕還要跟著陪葬。

納稅如同繳贖金

空難事件並不是行動內閣的一樁紕漏而已,聯勤弊案的爆發又是另一樁不可告人的醜聞。軍事黑幕並不比行政系統的黑箱作業稍減絲毫,就在軍購普傳金錢交易之際,軍機的飛行安全又再受到注意。墜機頻頻與軍機失蹤的事件,顯然並沒有任何軍方領導人有羞愧之心。他們對於外面的批評仍然推三阻四,對於裡面的改革依舊七折八扣。國家安全似乎不是軍事將領的優先考量,個人權位的安危才是他們關心的所在。

從交通部長到國防部長,其崗位職守容有不同,但是他們之成為命運共同體則無可置疑。他們厚顏目睹不同的災難,懷抱的卻是相同的自我安危之心。只要個人權位獲得保住,則人民的生命、國家的安危都屬於次要的了。有這樣的官員,有這樣的政府,人民反而束手無策。

官員勇於攬住權力,更勇於死不悔改,台灣社會事實上已遭到綁架,台灣住民則形同淪為人質。完糧納稅的善良百姓,每年繳稅如同繳交贖金;心靈能否獲得鬆綁,只能祈求掌權者良心發現。滿版的災難事件,滿目的凶殺新聞,又將浮現在每天的報紙與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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