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兩黨政治的建立，歷史的因素很大。英國起初是由於國王(亨利八世)的婚姻問題受到羅馬教皇反對，於是自己創立了英國國教。英國國內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所以在現代民主政治正常發展之前，英國已經有了兩黨的基礎。民主政治建立之後，有人擁護國王，有人反對國王，逐漸就演變成了保守黨與自由黨。
到了十九世紀，英國的發展走向資本主義，起初資本階級壓迫勞動階級，後來勞動階級逐漸興起。勞動階級最初受自由黨照顧，但是後來發展成一個獨立的黨派。自由黨本身在一次大戰時已經有過兩次分裂，勞工黨興起後，就一蹶不振了。英國兩黨制的維持，歷史上黨派分歧的因素很單純，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因素是選舉權的開放，使兩黨能夠逐漸吸收選民。英國起初只有少數人有選舉權，經過一八三二年一次大改革，以及一八六七年、一八七八年，一次又一次的開放，使兩黨逐漸吸收了一小部份黨員。像法國的一次革命，所有的成年男子忽然都有了選舉權，參政人數一下子增加太多，光是兩個黨，沒有辦法立刻吸收這麼多人。同時出現了很多事件(issues)，各式各樣的問題都有，就容易出現很多黨派。
漸進的英國民主政治
第三個原因是英國的單選區簡單多數當選制。也就是說任何人在單一選區內獲得多數票，不一定要過半數就可以當選。因此使得選民投票時，集中在前面兩個有希望的黨派，不會投給第三、第四名沒有希望當選的黨。
所以從歷史上來說，英國是由一個單純的事件(single issue)形成兩個黨。然後新的事件一個一個出現，兩黨再根據這些事件採取贊成或反對的立場。英國的民主是最漸進發展的，不同於其他國家採取革命手段所製造出來的新體制。同時英國的兩大黨總是針對時代的進步調整立場，所以大體上能維持兩黨制。
美國的兩黨政治又和英國不同。美國在華盛頓時代並沒有黨的存在。因為華盛頓是革命軍總司令，又是最大州的領袖，沒有人可以與他抗衡。在他之後就出了政黨。漢彌爾頓在華盛頓做總統時擔任財政部長，他主張聯邦政府要擴大權力。但是美國獨立之後，一般人民唯恐再出現殖民時代那樣殘暴的總督，因此對行政首長權力的擴大，有相當的戒心。反對派人士就擁戴當時的國務卿傑佛遜為領袖。美國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是聯邦黨，但是他與傑佛遜私交很好，邀他擔任副總統。等到一八００年傑佛遜上台後，聯邦黨的勢力就慢慢衰敗了。
接著有一段時間沒有黨派之爭，直到蓄奴(黑奴)問題發生，美國國內對於政府是否應該干涉人民蓄奴的看法分歧，一批反對蓄奴的人擁戴林肯成立共和黨，造成共和黨與民主黨的抗衡。大都會裡的幫會，西部各州移民組成的共濟會，以及南方原來反對蓄奴的人結合，成為維持民主黨的力量。但是主要的力量仍屬於共和黨，所以內戰後的幾十年裡，幾乎都是共和黨的天下。
美國兩黨制的維持，單選區多數當選制是另一個重要原因。第三黨在這種制度下不容易出頭。而且由於總統當選後有用人的決定權，同時他又尊重各州議員的意見，多用本黨人士擔任各州大小官職，所以有興趣做官的人，不會投票支持沒有希望的小黨。
多數黨也要團結
至於英、美兩國兩黨政治的運作情形，在英國是採取內閣制。由於單選區簡單多數當選制度，大黨比較容易在國會裡取得過半數的多數。多數黨在議會裡組閣，內閣因此與立法機關合一。內閣實際上是國會的領導委員會，因為這些人是國會多數黨的領袖。另一方面，內閣在政府之中又是行政首長，能發號施令。所以英國內閣是行政權與立法權兩權合一，運作相當有效率。
多數黨本身當然也要團結。由於黨派分裂，黨員就會落選，在單選區簡單多數當選制下，要再起來就難了。在這種限制下，英國議員不容易鬧內部分裂。當然英國黨派的領導階層，也要跟同黨的所謂後排議員(開會時坐在後排的資淺議員)時常溝通。黨內也是要講究民主的。
問政有一定程序
在美國，總統與國會是分立的。總統四年一選。國會分兩種選舉：眾議院兩年一選，參議院是每兩年改選三分之一。所以誰是執政黨並不確定。總統可能屬於共和黨，而在國會中，參議院可能共和黨佔多數，而眾議院中民主黨佔多數。美國現在是總統屬於共和黨，而兩院都是民主黨佔多數。
美國以往把政府權力分散，目的是使政府少管事，讓人民有更大的自由，他們稱之為決策權共有的一個制度，使總統與國會共有決策權。結果使政府做事情，一定要經過多數人的同意，使社會不容易進行改革。
在英、美的兩黨政治下，在野黨的功能及角色是批評和監督政府。英國才有所謂的在野黨，美國的畫分並不清楚。英國在野黨要批評政府的政策及人事，提出不同的政策號召選民。補選時，還可對政府造成壓力。
監督政府則是使政府的施政在議員的一再追問下無法掩藏。不過英美的議員在議會裡發言有一定的程序，兩方面一定是一問一答。參加委員會也是按照比例分配。不能由一黨包辦一個委員會。
英、美兩國有健全的兩黨政治，但是亞洲各國至今仍是一黨獨大的局面，主要的原因是亞洲各國建立民主制度的時間太晚。十七、十八世紀，政府原本是無為的，社會上爭執的問題也少，所以贊成與反對陣線分明。反觀我們現在一下子出現很多問題，贊成與反對的意見錯綜複雜，沒有明顯的界線。
需要忠實的反對黨
第二個原因是動亂的國家需要一個中心勢力使它穩定。要求穩定的觀念強於其他要求，因此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來領導。
第三點是在新興的民主社會裡，人民對法制的認同比不上對人的認同。因為人可以建立關係，認同可以有好處。在印度，尼赫魯對印度的獨立有很大的功勞。他的成就得到印度人的認同。所以他死後，他的女兒甘地夫人執政，現在他的孫子又再執政。日本也是一樣。日本明治維新時「廢藩置縣」，但是人民還是根據藩屬來效忠。日本現在的派閥也就是以前的藩閥演變而來，也是以人為中心的結合。
亞洲地區的國家，雖然多為一黨獨大，反對黨還是可以扮演批評的角色。批評在都會區容易形成較大的力量。例如日本自民黨在鄉下很有勢力，但東京的知事(市長)曾是社會黨人，京都的知事曾是共產黨人。主要的原因是都會區裡，理想主義高的人士較多，跟政府的關係比較密切，比較敏感。同時都會區較多元化，所以反對勢力容易抬頭。
至於在台灣，反對黨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認為英、美在野黨所扮演的角色是忠實的反對黨，而非反對政治體制，反對國家認同和政治、經濟制度的反對黨。台灣今天需要的正是忠實的反對黨，能在政策及人事上對政府提出批評，並且提出可以替代的政策，而不是反對整個政治體系的革命政黨。
(雷飛龍現任政大法學院院長)
(曹郁芬訪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