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批判左右意識型態爭執， 常有一種看似持平， 其實是武斷、不了解人性複雜、歷史脈絡錯綜難解的說法：「30歲之前，如果不是左派，就不算有熱情、有知識分子良心；但是30歲之後還相信左派，就是太天真、不切實際。」
鄭鴻生的《青春之歌》正是一個有力的反駁。上述的騎牆派的評論，其實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真正導致左右意識型態衝突的，毋寧是一種生命經驗和個人價值、信仰體系的總和──簡單的說，什麼樣的人生經驗和價值觀，決定什麼樣的政治信仰和政治行動，不管是大學時代的狂飆情懷，或是持續一生的終極認同。
白色恐怖下左翼青春
誠如作者所說，這是一首青春之歌，30年滄海桑田，當年膽敢對抗龐然大物般「黨國威權政體」的這群認同左翼樸素正義理想的台大學生，其實不知道他們正在以身試探一個右翼準法西斯政權對自由主義者的忍耐程度。這些青年，在鄭鴻生細緻又完整的回憶錄中所呈現的，省籍、個別家庭在社會變遷中所處的脈絡，容有不同，整體而言卻都是出身都會區精英高中的秀異分子（例如鄭鴻生的南一中、錢永祥的建中、陳雪梨的北一女等等）；他們在小康的知識份子家庭養成的良好教養和處事規範（雖然鄭的父母是屬於受日治時代教育的「失語的一代」，但中上階級家庭養成的「文化資本」，套句法國思想家Pierre Bourdieu的說法，仍不知不覺在他們身上複製，而且終其一生影響他們的價值和信仰），在對抗國家機器的箝制和規訓，顯得如此蒼白無力。如果不是調查局在台大哲學系事件爆發前一年，開始逮捕這些偷讀「小紅書」的台大學生黃道琳、錢永祥等人，有熱血的師大青年郭譽孚以「引刀成一快」來抗議，可怕的國家機器在「白色恐怖」的推波助瀾下，不知道還要株連多少人。
30年滄桑，反叛不死
放在大時代的框架下看這部回憶錄，當年他們除了辦校園刊物、批評時政、讀些左派書籍外，實際上也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革命志業；但是歷史的結構性的必然，使他們儼然「一步， 就跨入烈士」的姿態，反而強化了原本只是校園內被左派社會正義觀啟蒙的素樸信仰，進一步變成終身不變的價值體系。
他們進大學那年，台大哲學系的啟蒙師殷海光過世一年，社會上的異議分子、進步的聲音也都陸續被消音，往後連續幾年，保釣運動、台灣退出聯合國等歷史大事接連爆發，台灣在全球地緣政治的擠壓下，逐漸被中共邊緣化，執政者在極端焦慮不安下，對「非右」的知識份子進行全面肅清，連自由主義者殷海光都不饒過，遑論偏左的台大教授陳鼓應、王曉波等。「為了抓老師，先抓學生。」是作者30年後的頓悟得來的洞見，但是當年那些年輕衝動的浪漫情懷，難道都是沒有意義的嗎？
在這樣細讀下，詳審作者的企圖，突然發現《青春之歌》其實還是一種對抗，還是沒有脫離作者在台大時期就奠定的政治的認同和終極信仰──一種永不死去的反叛精神，一種承繼「全球大解放」（如美國的反越戰、第二波婦女解放運動、黑人民權運動，或是法國的六八學運）的社運系譜，發生於1960年代的反叛價值。
從這個層次看，鄭鴻生的回憶錄的真正企圖才能彰顯。
對立光譜外的生命史
就像北京學者汪暉曾說的，民國初年中國小說大家沈從文處在時代左右對立的大洪流中，堅持以抒情筆調寫出《邊城》，以湘西少女翠翠的曲折身世和戀曲，極度單純、深情又深陷懷舊鄉愁氛圍的書寫，來對抗「京派」「海派」文學觀的無窮齟齬，來跳出左派右派的鬥爭對立。出身台南市府城閩南家庭的鄭鴻生何嘗不是這樣？面對30年老友，如今因政治認同而區分「統獨」光譜而不相過問，也激發他開始從個人生命史追溯認同的起源。
繼分析父母那一代府城閩南後裔台灣人的「失語症」後，鄭鴻生投入台大左翼青年的生命史回顧，當有更深層的寓意。特別是在當前一片「本土化」「台灣式的我族中心」論述狂流中，也許當年的革命同志華髮初生，變得沉潛，還不至於因此發生壁壘分明、割袍斷義的決裂，但是統獨分歧、二元對立的僵局，還是與30年前植根的素樸正義感和心靈深處永不斷弦的「青春之歌」漸行漸遠。曾經是革命同路人，而今何以咫尺天涯？作者的微言大義，也就在回憶錄的娓娓道來中，不言自明了。
